走進江蘇省蘇州中學，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這所具有近千年歷史的學校創辦者范仲淹的花崗巖雕像。1035年，范仲淹在這里捐地興辦官學，創辦蘇州府學，“立師資，聚群材，陳正道”，影響深遠，被宋仁宗欽定為天下郡學之規制。

造福桑梓興辦府學

在歷史上，今蘇州中學所處的位置曾被稱為“南園”，位居蘇州古城區正南部，是五代時期留下的園林遺址。北宋文學家王禹偁曾經寫道：“他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園作醉鄉。”1034年，范仲淹調任祖籍地蘇州，為建居宅找到了這里。有人說，這是塊寶地，住這里可以世世代代高官顯貴。范仲淹聽后卻說，“吾家有其貴，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毫不猶豫地將房地獻出，奏請朝廷批準設立蘇州文廟府學，實行廟學合一的官學規制，即文廟府學合一，又稱“左廟右學”，以期培養更多人才。更值得稱道的是，范仲淹破除“生徒必出簪纓”的舊制，特設“寒俊齋”收納貧寒子弟。

學校建成后，范仲淹寫信邀請當時知名學者孫復前來講學：“或能枉駕，與吳中講貫經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為政！”孫復因故未能成行，范仲淹轉而邀請另一知名學者胡瑗前來主持蘇州府學。胡瑗作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被后世尊稱為“安定先生”，范純佑、滕甫等皆入胡瑗門下，其時“門人以千數”。當時蘇州府學規模之盛大，令人瞠目。尤其是將文廟與府學相結合，在當時影響極大，各地州、縣紛紛效仿。據說江南文風的昌盛即得益于此，并有了“蘇學天下第一”的說法。

這里在1035——1113年為蘇州州學，1113——1276年改稱平江府學，1276——1367年稱為平江路學，1367——1904年才叫蘇州府學。1713年，清代理學家、江蘇巡撫張伯行在蘇州府學里創設了紫陽書院。

紫陽書院時期，在當時讀書人都想走“學而優則仕”這個獨木橋時，以沈德潛、錢大昕等為代表的飽學之士主張不以科考為務，不為專寫八股文而學八股文，而是要培養一流經學人才的先進教育觀念，為江南文脈的生生不息作出了貢獻。

宋、元、明、清時期，蘇州地區登科者甚眾，其中狀元就有數十位，多數人都為官一方，做出了不少政績，范仲淹興辦府學的余澤可謂大矣。

明體達用分齋教學

范仲淹認為，民本、士風、吏治與復興儒學是緊密相連的。他提出學校教育學生要以儒家經典為主，同時教授算學、水利、兵事等專科知識，培養有才、有道、有功的英才。這類人才不但通“六經”之旨，還要懂得歷史興衰之道，掌握治國方略，經世濟民，成為“以教化為心，趨圣人之門，成王佐之器”的濟世良才。

胡瑗受范仲淹的激勵、延聘和推薦，將其復興儒學的精神和教育主張付諸治學和講學之中，將其發揚光大并產生了巨大影響。胡瑗主張“明體達用”的教育理念，首次提出并創立了分齋教學的制度，這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是一個創舉。所謂“分齋教學”，特立“經義”與“治事”二齋，“經義”重在闡明為人之本和立德之本，“治事”包括講武、水利、算術、歷法等，表現了重視經世致用的特點。這種教學改革，既能讓學生領悟圣人經典義理，又能學到實際應用的本領，可勝任行政、軍事、水利等專門性事務。

蘇州府學以獨樹一幟的教學方法和理念，為傳承江南文脈和培養人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明代蘇州府學生員王鏊曾嘆：“自范文正捐宅以來，吾吳中進士及第者六百有奇，冠蓋滿京華，豈非文脈所鐘？”

以學濟世影響深遠

范仲淹的教育實踐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北宋文化和實用科學的發展。

1044年，在范仲淹的倡導之下，宋仁宗下詔讓全國各地州郡都建立學校，自此官辦學校遍地開花，州有州學、縣有縣學，教育之風大盛。元代詩人鄭元祐在《吳縣學新門銘序》中說：“天下郡縣學莫盛于宋，然其始則亦由于中吳。蓋范文正公以宅建學，延安定胡先生為之師，文教之事自此興焉。”范仲淹教育首創之功，自此影響了近千年。

從蘇州府學“畢業”的良臣能吏，主要有長于經義之學的孫覺、朱臨、倪天隱等；長于政事的范純仁、錢公輔等；長于文藝的錢藻、滕元發等；長于軍事的苗授、盧秉等；還有長于水利的劉彝等。一時間人才濟濟，開創了北宋教育的繁榮局面。陳寅恪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而這樣的情形，與當時府學培養出大量人才密不可分。

到明清之時，有識之士對實用科學也非常重視。比如同為蘇州人的顧炎武就建議“士當求實學，凡天文、地理、兵農、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這也是承范仲淹教育觀念之余緒。教育家顏元則說：“博學之，則兵農、錢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無不學也。”要求讀書人不但熟悉儒家經典，還要學習天文、地理、兵農、工程制造等專業知識。從這兩位大儒的言論中可以看出，范仲淹首倡的培養經邦濟世實用人才的教育觀念，對后世影響深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