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啟：臣居家之治，上漏下濕。暑雨將降，有懼崩壓。比欲完葺，私寡功力，板鍤绹涂，必須躬役。冒欲請假三十日，伏愿天恩，賜垂矜許，干啟復追悚息。謹啟。”

這是南北朝時大臣鮑照所寫《請假啟》。鮑照家中房屋“上漏下濕”，沒錢請工匠修葺，鮑照無奈只好向皇帝請假三十天，來維修自己的陋室。寫這張請假條時，鮑照五十三歲。

杜甫名句“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鮑參軍即指鮑照。鮑照出身寒微，曾“負鍤下農”。整個宋齊兩代，寒門出身的大臣攬權時間總計不過十三年。在六朝門閥制度下，世族當道，寒門難有出頭之日。在這張請假條上，可以看到鮑照雖居高位，請假之辭仍然寫得戰戰兢兢。據《南史·鮑照傳》載：“上（孝武帝）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章多鄙言累句，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鮑照的請假條，言辭懇切，卻是“鄙言累句”的自晦之舉，以免引起君主猜疑。

“啟”是漢時開始使用的公文文體。南北朝時，啟文有了固定的體式，行文多用四六文體與儷語。首稱“臣某啟”或“臣某言”，或“某啟”等；末稱“謹啟”或“謹啟事以聞”等，類似現在請假條開頭寫“尊敬的××”，結尾寫“請批準”的格式。

古人兩膝著地、挺直上身的跪坐姿勢，稱為“跽”，是“啟”字本義。據《爾雅義疏》：“啟，跪也。小跽。啟者，跽之假音也。”此后“啟”字引申為“跪而呈奏”，戰國時《商君書》載“非明主莫有能聽也，今日愿啟之以效”。

鮑照還有一篇《請假啟》傳世，其胞妹鮑令暉病故，老母悲痛，鮑照再次請假一百天，以有時間陪伴母親。

漢時公文，文風古樸，至晉末，“文章競為浮華，遂以成俗”。魏晉南北朝的文書，乃至傳出了“博士買驢，書紙三卷，不見驢字”的笑談，而這一時期的請假條，除鮑照的《請假啟》，還有李密的《陳情表》、王獻之的《乞假帖》，都是名篇。

這些請假條上，寫的無外乎兩個字：曉之以情說的是“孝”，動之以理表的是“忠”。潛臺詞很豐富。

請病假叫做“告”

古時官員請假，稱作“告”。“告”的內容包括回鄉省親、祭掃、婚喪、家人或自己生病、本人職務調動需要準備等。歷朝歷代的官員請假，大致都是這些原因。

唐代顏師古注《漢書·高帝紀》：“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史記·高祖本紀》中有漢高祖劉邦告歸的記載：“高祖為亭長時，常告歸之田。”劉邦當泗水亭長時，常開小差回家種田。

先秦時期，在《禮記》中記載的一些官員在家守孝的內容，或是先秦時對休假行為的記錄。晚清尚秉和《歷代社會風俗事物考》考證：“按官吏洗沐，在周秦時不見，然漢制多沿秦，疑秦時即有，載籍失之耳。”《史記》有“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的記載，假告或已出現于戰國時期。

據睡虎地秦墓竹簡記載，“月食者已致稟而公使有傳食，及告歸盡月不來者，止其后朔食，而以其來日致其食，有秩吏不止”。月食者及有秩吏都是秦時低級官吏。秦代官吏不論以何理由請“告”，都應在月末歸來，否則停發其應享待遇，請假期限不得超過一個月。

漢代開始，休假制度明確實行。《古今事物考》中記載：“然則休沐始于漢”，官員休沐已成定制，且五天一休被固定下來。漢代官員休息日需沐浴更衣，所以休假日又稱為“休沐”。漢代官吏的休假，除了節假日休假、告假外，還有“賜告”與“予告”，是額外賞賜的福利假期。唐代徐堅《初學記》考證：“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朝中官員可每五天返家沐浴，所以叫“五日休”。

唐代請假要寫“牒”

1993年，江蘇省連云港市東海縣尹灣村發現一批漢代墓葬，其中一座漢墓的墓主人是西漢東海郡太守府少吏師饒。師饒在歷譜上記錄了自己的日常工作情況，其中在元延二年六月二十九日的簡文中寫到：“己未，病，告。”在六月二十九日當天，師饒因病告休，此次病休共計8天。漢承秦制，官員的病休假也不會太長，一般不得長于半月。

漢代時，請假還稱作休急、取急、請急。從出土漢簡中，請假者會以“急”來強調事件的緊迫性。

“假”字最早見于西周晚期金文，其本義是“借”。“假”字為何引申出休假的含義，不見考證，或許因為休息是從他人處求用而來的。“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出自樂府詩《孔雀東南飛》，東漢末年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向上級請假，回鄉看望妻子劉蘭芝。

東晉王獻之在去世前一年（385年），寫給東晉孝武帝司馬曜一篇《乞假帖》，王獻之表示擔任中書令以來，沒有機會回到會稽拜祭先人，又十分思念姐姐王孟姜。司馬曜準了王獻之的探親假。回鄉不久，王獻之即去世，僅43歲。

隋朝制定了《假寧令》，是最早的關于省親假的古代條令。

從唐代出土文書來看，是以“牒”的形式來申請休假。唐代官員在官署的時間很少，有時間顧家，假日改為十日一休，也就是“十旬休假”。王勃《滕王閣序》有“十旬休假，勝友如云；千里逢迎，高朋滿座”之句。

自唐代開始，婚假稱為獨立名目，并有明確規定：“諸婚，給假九日，除程。”

“感冒”是怎么得的？

宋代官員請事假，包括省親、祭祖、遷葬、完婚、急難等。宋代官員患病，可向上級部門陳情假牒請病假休養，稱為以疾“請告”或“尋醫”。

宋代特別規定，如果請假時間較長，患病請假三日以上的官員，朝廷會派太醫診視病情。官員請病假百日之內可享受俸祿。沒有假牒而無故缺員，將會受到糾舉。《水滸傳》中，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請了半月病假，被高俅當作把柄，認為是推病在家，王進險些受棒刑。

宋代官員謊稱患疾請假，是官場頑癥。沈括《夢溪筆談》載：“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遇豁宿，例于宿歷名位下書‘腹肚不安，免宿’。故館閣宿歷，相傳謂之‘害肚歷’。”北宋翰林館閣逃避值夜班，就會抬出“腹肚不安，免宿”的理由。王辟之《澠水燕談錄》中，從沈括的害肚歷，又談道：“余為太學諸生，請假出宿，前廊置一簿，書云‘感風’，則‘害肚歷’可對‘感風簿’。”據清代俞樾《茶香室叢鈔·害肚感風》：“按今制官員請假輒以感冒為辭，當即宋時‘感風簿’之遺意。”到了清代，官員請假常謊稱“感冒”了，“感冒”一詞的由來被認為最早出自宋人的“感風”。

元代官員休假時間較短，全年只有16天節慶假日。至明代，朱元璋勤于政務，自登基到駕崩，幾乎無休，對官員休假的天數做了詳細說明，一年只休息三天。在明代，關于請病假明朝政府做了細致的分類，針對官員不同的職位和級別，實行不同的規范，官員所享受的病假權利也不同。

一鬧意見就請假

清代官員請病假的手續逐漸變得繁瑣且程序化。清代官員申請病假大概需要經歷三個重要步驟，即上奏、查驗和保結。

清代請假條的文體是“稟文”。現存清代《南部檔案》中，有24篇晚清書吏請假文書，其中禮書謝沛然請假一月，想要探望老父而遞交稟文：“但書離家二百里，自正月來房，至今未歸。現父親在家，年老懇望，兼之弟兄無一欲返回家省視。不敢違令私行，特此稟懇仁恩。念書途程遠，懇賞給假一月以至期滿速即來房供役，不得延誤。理合稟乞大老爺臺前施行。”知縣批示：“離家二百里之遠，往返不過四五日，何需一月之久，應改為給假半月，俟期滿即來房辦公。”

雍正時期，若是謊報病情以求告假者，一經發現，除了該官員自身受到懲罰之外，其上級也要受到相應處罰。不過規矩也沒堅持下去。清代《嘯亭雜錄》記載，“張文和公（張廷玉）晚年，頗以謙抑自晦，每遇啟事者至，動云‘好、好’。一日有閣中胥吏請假，公問何事，曰：適聞父訃信。公習為常，亦云‘好、好’。舍人等皆掩袂笑，而公未覺也。”

歷代朝臣之間政見不合，稱疾請假是慣用托詞。北宋熙寧七年（1074年），韓絳復相，和王安石在用人上有矛盾，韓絳便稱疾請假不出，以求去職。皇帝也會如此。黃仁宇《萬歷十五年》一書說，萬歷皇帝不能臨朝，找的理由很奇葩，心中火氣過旺，服用涼藥，涼藥壓火抵于足部，發生奇癢，因之搔破皮膚，行走不便。內情是萬歷在立儲一事與群臣不睦，因此輟朝。

《陳情表》是范文

“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余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李密是苦出身，西晉武帝司馬炎立司馬衷為太子，下詔任命李密擔任太子冼馬。詔書多次下達，李密因祖母年邁為由寫下《陳情表》請辭。

南宋安子順評價說：“讀李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西晉李密《陳情表》成為后人寫請假條的范文，原因有二：一是賣慘，二是言孝。

《陳情表》在問世之初，并未被當時人看重，直至兩百多年后蕭統將此篇收入《昭明文選》，遂成傳世名篇。在《昭明文選》面世不久后，南梁大臣沈炯奏上《請歸養表》，開篇就和李密一樣，從苦出身說起：“臣嬰生不幸”，明代張溥評價說：“陳情辛宛，又有李令伯（即李密）風。”

到了唐代，李密《陳情表》的同人文不斷出現，多名家名作。如陳子昂《為人陳情表》、柳宗元《為戶部王叔文陳情表》兩篇，都是幫友人代筆之作，突出展示友人“忠孝兩難全”的道德困境。

明代海瑞寫《乞終養疏》，請求明穆宗讓其返鄉奉養其母。海瑞以李密自況，其中“臣母今年七十八矣，臣年五十有四。正李密盡臣節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之謂。長者可以補酬，短者不容于多得。”顯然借鑒了《陳情表》“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于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之句。

早在民國時，李密《陳情表》已多次收錄于語文課本。1906年，《廣益叢報》刊有一文《為某君求不戒煙對妾陳情表》，丈夫不想戒大煙，寫文章通篇效仿《陳情表》向妻子求情，算是別出心裁的請“煙”假了。

賈母說了大實話

自從漢代設立了請假制度，官員們在請假條上大做忠孝文章，其中可窺古代官場的暗戰。

在西周時期，就已形成了官員解職守孝三年的傳統，這體現了周禮中“三年憂，恩之殺也”的理念。在父母亡故后，兒子需還報三年，這便是“丁憂”的由來。西漢時只規定在朝廷供職的官員遇父母喪須丁憂三年，至東漢，丁憂制度已普遍盛行。

丁憂之外，又有奪情。皇帝舍不得官員回去守喪，同時又找不到替代者，會破例留下該官員在原職位守孝，不必著朝服，而是著素服治事。歷史上，如漢代的晁錯、翟方進、唐代的房玄齡、蘇頲以及宋代的寇準等名臣都曾享受過這種待遇。

古代官場中的“丁憂”與“奪情”，逐漸演變為權力博弈。北宋時宋神宗、王安石對李定進行“奪情”，守舊派為此發動言論攻擊。最終李定以退職轉任為結果。明代萬歷年間，張居正因奪情而被朝臣彈劾，被指責是戀權；清臣李光地喪母，因康熙下旨奪情同樣引起朝臣的強烈反彈。

三國時曹魏大司農王思，其下屬的父親病危，找他請假，王思很生氣：“世有思婦病母者，豈此謂乎？”非要說人是撒謊了，其實是想老婆。第二天其人的父親真去世了，王思仍然嘴硬，認為自己并沒有做錯什么。王思和《紅樓夢》中賈母的看法如出一轍。賈府元宵大宴，賈母不見襲人，王夫人回說襲人有孝在身，賈母不樂意，意有所指地說道：“跟主子，卻講不起這孝與不孝。若是她還跟我，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里不成？皆因我們太寬了，有人使，不查這些，竟成了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