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對子女深沉而綿長的愛，既內斂又堅韌，仿佛一枚小小的種子，自孩子出生那一刻起，就深深地播撒在幼小的心田里，既鑄就了他們迥異的個性，又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他們的未來。想象這樣一幅畫面：在整個成長過程中，少不更事的孩子總是抬起頭仰望父親，將他視為人生中的第一個榜樣；而父親則低下頭，以寵愛的眼神作為回應。

于是，父愛就成了文學史上最為經典的主題之一。但不管動用多么華麗的字眼來塑造父愛的史詩，作家們都繞不開那道橫亙在父子之間的天然鴻溝——父愛是如此熾烈，又是如此嚴苛，似乎只要一點小小的火花就能引發熊熊烈焰，進而導致父子的對立。這種對立，展現出父愛的另一種面孔。

同類相斥的奇怪法則

以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為例。1897年，他在他的囚禁地雷丁監獄里斷斷續續地寫出一封長信，收信人是阿爾弗雷德·道格拉斯勛爵。盡管信中沒有一句話提到他的父親威廉·王爾德爵士，但他還是一針見血地談到了父與子的相似之處：“大凡兩個人有了仇隙，其間必定存在某種難兄難弟的紐帶、某種同氣相求的呼應。我猜想，由于某種同類相斥的奇怪法則，你們互相憎惡，這不是因為兩人間的許多不同，而是因為在某些方面你們倆何其相似乃爾。”

這是王爾德獄中書簡《自深深處》中的一番話。或許是從中感應到王爾德內心深處強烈的不滿，同樣來自愛爾蘭的科爾姆·托賓才會寫下《王爾德、葉芝、喬伊斯與他們的父親》一書。為了完成這次寫作，托賓沿著三位作家的人生軌跡，穿越都柏林的大街小巷，實地考察王爾德的獄中歲月，細心求證葉芝、喬伊斯的創作歷程，最終領悟到父子相處的真諦。不得不承認，王爾德沒有說錯。他與他父親的確算得上“難兄難弟”：同樣在自己熟悉的領域里大放異彩，又同樣官司纏身。不同的是，父親輕易地擺脫了危機，兒子卻深陷其中，名譽掃地。

某種程度上，這也驗證了托賓的判斷：“他（王爾德）個性中許多模棱兩可的特點、他許多驚人的才華，源于他的父親。”相似的一幕還出現在葉芝這里。提起父親，他的內心應該是復雜的。他憎恨父親，卻又不得不承認：“一直以來，我的人生觀完全承襲于你，無論是具體細節還是應用方面均幾乎如此。”而恰恰正是有了如此深刻的反思，他才會不遺余力地幫助同樣受困于父親的喬伊斯。

在父母的世界里如影隨形

1915年，葉芝寫信給英國作家埃德蒙·戈斯，請求他為喬伊斯申請一筆英國政府的津貼，但他并不知道戈斯和他們一樣，都有一個不靠譜的父親。在自傳《父與子：信仰與偏見》中，戈斯用“苦澀”來形容自己的童年，這種“苦澀”源于他的原生家庭。他出生于傳統清教之家，父親菲利普·戈斯是一位博物學家，曾經走遍世界各地，尋找珍稀生物。但恰恰是這樣一位見多識廣的父親，偏偏無視兒子成長的需求，將他獨自關在家中，強行灌輸嚴苛的清規戒律，“就像把一杯未摻水的白蘭地給了一個還未斷奶的孩子”。

戈斯稱童年時期的他不曾擁有過一本故事書，沒有尋常的喧鬧嬉戲，沒有鄉間的遠足漫步，更沒有可以交心的伙伴。甚至，就連原本放在窗邊的小床，都被父母用大床嚴嚴實實地遮擋起來，幾乎看不到窗外那個活色生香的世界。彼時，他唯一的“娛樂”就是“用蒼白的面頰緊貼著窗戶向外張望”，如此一小時一小時機械而孤獨地重復著，似乎這才是成長必不可少的儀式。久而久之，這種“娛樂”漸漸失去了最初的味道，“只靠純粹的慣性維系著。不是不快樂，也不是局促不安，只是覺得它漫長——漫長又漫長”。

戈斯的父母之所以會這樣做，說到底不過是為了滿足自己對“真實”的執念，保守而又嚴謹的他們似乎很難理解世界上為何會有“虛假”“虛構”“虛幻”之類的字眼。在他們看來，只有無條件地將自己獻給信仰，才能擁有最為真實的人生。就像戈斯所說：“所有人告訴我的，只有使命，卻從未有人給我講過海盜；我熟悉蜂鳥，卻從未聽說過童話；我知道狼，卻對巨人捕手杰克、侏儒怪和羅賓漢的故事茫然不知……他們將想象力從我的世界觀中剔除了。他們渴望我真實……”

問題是，父親未必清楚自己的行為將會給年幼的戈斯帶來怎樣的“真實”。但可以肯定的是，諸如孤獨、疏離之類的負面情緒，常常比“真實”來得更快、更早。而不管父親如何費盡心思，試圖隱瞞一切、掌控一切，他自以為是的“真實”到了最后都會演變為一出徹頭徹尾的滑稽戲。比如書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某一天，年幼的戈斯在一只小小的箱子蓋上意外地發現了一張紙。紙上印著煽情小說里的一個章節。而當他帶著難以言喻的狂喜讀完這些句子，年幼的他竟然以為，紙上寫的就是如假包換的事實。

更令人難以釋懷的是，在戈斯出生當天，他的父親在日記里這樣寫道：“艾米生了個兒子。收到了一只牙買加雛燕。”如此平淡的語氣，確定無疑地表明了他的態度：這個剛剛降生的嬰兒帶給他的快樂，似乎還不如一只小小的鳥兒。或許，在他的潛意識里，兒子就是一只雛燕，并不需要太多自由與獨立的人格，只需要像顆衛星一樣，在父母的世界里如影隨形，父母快樂時孩子快樂，父母悲傷時孩子悲傷。

文學硬漢的紙短情長

許多年后，類似的話題出現在海明威與他的次子帕特里克的信件中。盡管兩位父親都有意無意地提到了鳥兒，但由于他們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事情的結果也就有了本質的區別。至少，海明威從來不會在年幼的兒子面前展示嚴父的權威，更不會將他當作自己的私有財產。那是1932年8月。彼時，帕特里克年僅四歲，與哥哥、弟弟一起呆在懷俄明州的農場里。父親海明威則在遠赴非洲狩獵的途中。在寫給兒子的信中，海明威提到了一種名為“艾草雞”的鳥兒。“爸爸帶上媽媽去了教堂，我們也去打槍了。我們打了24只母艾草雞。它們的個頭比小雞大，飛得很快，飛起來時發出很響的聲音。”

這封信被收錄在海明威父子的通信集《親愛的老爸：海明威父子家書》里。父子倆的通信始于1932年8月，直到1961年5月海明威離世。表面上，海明威似乎疏于對兒子的管教，但其實對他來說，地域的阻隔從來不是問題，關鍵是他們是否彼此相依，哪怕遠隔千山萬水，仍然要緊緊抱成一團。30年間，他在釣鱒魚的溪流旁、在捕野兔的樹籬邊、在非洲的青山下、在古巴的莊園里，給親愛的帕特里克寫信。他記得兒子的身高體重，就像他知道自己寫完了多少頁書稿；他稱呼帕特里克為“老墨”或者“老鼠”，仿佛他要面對的不是幼小的兒子，而是相識多年的老友。

于是，我們看到了帕特里克的成長。起初，年幼的他對世界的運轉毫無概念。而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漸漸長大成人，終于活成了父親希望的樣子。即便如此，這位事必躬親的父親仍然數十年如一日地在信中談論自己的生活起居，解析世界局勢的最新動向，探討未來的人生規劃。甚至，他并不愿意帕特里克因沉迷讀書而忽略了身體的健康。于是，他苦口婆心地提醒兒子：“腦袋昏沉的時候不要看書。不要看那種字體太小的書。如果哪門教科書字體太小，就放棄掉。”

看到這里，熟悉《永別了，武器》《乞力馬扎羅的雪》《老人與海》的讀者是不是會心生錯覺，以為看到了一個假的海明威？畢竟，在大多數人的印象中，這位以“文學硬漢”聞名于世的美國作家從不輕易顯露出一絲溫存。但事實上，海明威的確稱得上是“慈父中的慈父”。常常，只要一提起筆，給千里之外的兒子寫信，他的臉上就自然而然地浮現出一絲微笑。而那些貼在他身上的“硬漢”標簽，也就悄無聲息地掉了下來。

用自己的方式愛孩子

比起父子之間隨時隨地、一觸即發的強烈情感，父親與女兒的相處就顯得更為柔和。羅斯·霍桑·萊斯羅普應該還記得她的父親、美國作家納撒尼爾·霍桑與她一起度過的快樂時光，否則她不會在成年后提起筆來寫下《純潔的良心：回憶我的父親霍桑》。盡管“回憶”是羅斯寫作的關鍵詞，但她的回憶卻是名不副實的：與世間大多數子女一樣，羅斯從未親眼見證過父親跌宕起伏的前半生。她的“回憶”更多來自于父母留下的書信。

這些信件分別寫于霍桑的青年、中年時期。在不同的境遇下，他用不同的語氣，不斷呼喚千里之外的父母、妻子、朋友，就諸多問題（寫作、婚姻、家庭、度假）敞開心扉，直抒胸臆，似乎他們就在眼前，從未離開。很難說，這些書信是否滿足了羅斯的好奇心，但可以肯定的是，通過這些情真意切的話語，她終于看到了這樣一個男人：他是如此陽光、如此友善，言談中隱隱流露出一絲溫柔；他既是出世的，立志要“像蕨類植物那樣”隱居；他又是入世的，在妻子索菲亞溫柔的目光中體會到尋常人生的美妙；他期待朋友對他的新書做出恰如其分的評論，聲稱“無論是得到贊美還是友善的批評，我都會一樣高興”；他也為自己略顯潦草的字跡感到慚愧，希望得到朋友的寬恕……

但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稱職的父親。父親的角色要求他隨時隨地放下手中的稿紙，與孩子們一起玩游戲，在山間漫步，與寵物兔交談，去集市買書。每晚臨睡前，他會給他們講《魯濱遜漂流記》里的故事，還親自動筆為他們改寫希臘神話。甚至，羅斯還從這一大捆書信中找到了霍桑寫給她的信。信中，他告訴年幼的女兒要聽話，不要亂發脾氣，更不能用手抓撓自己的保姆或姐姐：“哦，我親愛的羅斯是絕對不會做這些淘氣的事情。要是我知道你做了這些淘氣的事情，我肯定會很傷心的。”

羅斯是快樂的，時隔多年，她終于與親愛的父親肩并肩站在了一起，真正理解了他的良苦用心，更用自己的文字重新定義了父親：他不僅有著“超乎常人的忍耐力與毅力”，更有著“勇敢堅定的心靈與無所畏懼的靈魂”。而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他都是她值得用一生時間去仰望、去贊美的英雄。或許，這就是父親銘刻在孩子血脈中的基因傳承。這種基因傳承，常常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變得越發強烈。

父親的愛，不管是溫和的，還是嚴厲的，都會伴隨孩子長大，直到他們的人生暮年。而到了此時，他們大約不會對父親太過苛責，因為不管父愛有多少種不同的面孔，有些面孔又是多么讓人難以接受，但父親，始終是在用自己的方式愛著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