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北抗戰記憶(二)
■ 大豐溝八義士
被采訪人:
李士華(男,73歲,時任涉縣黨史辦主任,冀南抗戰史研究專家)
李書味(男,44歲,時任涉縣黨史辦副主任,參與編寫過多種黨史著作)
申有財(男,80歲,涉縣西達鎮申家村人,1943年參加八路軍,后負傷回家,系傷殘軍人)
申九生(男,60歲,時任涉縣西達鎮申家村黨支部書記)
這是一個發生在1942年“五月大掃蕩”中的真實故事。
這個故事湮沒了63年,63年來,在任何的文字記載中都沒有它的影子,它就像大豐溝里已經干涸的流水一樣,似乎從歷史的長河中蒸發了。
2005年,在一次老干部座談會上,我偶然發現了這個線索,立即驅車趕到位于河北省涉縣城南30多公里大山深處的大豐溝,歷經周折,終于挖掘到了這個瀕臨滅絕的故事……
如果說漳河是深扎在太行山里的一條樹根的話,那么大豐溝充其量也只能算是這條樹根上千千萬萬條毛茸茸的須根中的一條。世世代代生活在大豐溝里的人們呢?就像看不見的微生物,千百年來,生生死死,明明滅滅,沒有人理會。
大豐溝是一條怎樣的山溝呢?漳河在V形山谷里呈蚯蚓狀彎彎曲曲地蠕動,出涉縣城往東南約60里,西側茂茂密密的野樹和野石間探出一條水溝。沿著溝邊掛在崖壁上的羊腸小道向西南方向攀行,走上七八里路,始有煙火,依次有三簇人家,分別為席家村、申家村、牛家村,各三十來戶,在這里濱水而居,聚族而棲。山坡上的黃土,山坡下的綠水,還有漫山遍野的雜樹野果就是他們生命的依存了。
別看村小、地偏,卻也像溝底里流動的泉水、山坡上靜默的青石一樣,對季節的冷暖,對世道的靜亂很敏感呢。比方說吧,以前買鹽、打煤油都是趕著驢子到幾十里外的縣城去。現在縣城讓日本人占了,不能去了,只能不吃鹽,不點燈。鍋里沒有咸味,夜里沒有亮光,這日子的味道就全變了。還有山貨,以前申家村有許姓三兄弟,經常到溝外去聯絡銷路,還把山東邊的商人帶進溝里,大豐溝的核桃、黑棗、花椒像溝里的泉水一樣嘩嘩地流了出去,換回一馱馱的棉花、小麥,使得家家戶戶的日子溫溫暖暖的。可現在不行了,日本人封鎖了與山東邊的貿易,把幾個來往的商人砍了頭,人頭裝在鳥籠里,掛在十字路口的柳樹上。這樣,那些堆滿大豐溝的山貨們,只能霉爛在溝底了……
溝里人雖然愚鈍,但他們心底很清楚,這都是該殺的日本人鬧的。于是,整個大豐溝都在懷念以前那些平靜的日子。
申家村東坡有一所破廟,叫龍泉觀。上個月,觀里來了幾個外地人,開起了一個鐵匠鋪,每天爐火熊熊,鐵錘咚咚。后來,又來了好多人,有鐵匠、木匠、錫匠、鋦鍋匠等等,這些人以前經常搖著鈴鐺在溝里走巷串戶招攬生意的。席家村有姓李的兩兄弟,挺好奇,有一天就鉆進去了。哇,滿院子碎槍零件,還有地雷、手榴彈的彈殼,原來這是一家八路軍秘密創辦的槍支修械所。
小村人害怕了,他們哪里見過這些殺人器械呢?一次,不知誰在許家門口丟了一排空子彈殼,許家三兄弟嚇得不行,以為是炸彈,趕緊跑進龍泉觀里報告。那個姓高的八路軍指導員拿在手里,開玩笑地往天上一扔一扔的,嚇得許家三兄弟的臉全變色了,“別,別……”兔子一樣跑得遠遠的。
申家村的算命先生陳書凡,鄭重地卜了一卦,又閉著眼算了算,說:“這是一幫子叫花子、土八路,成不了大事,待不長遠。”
只是,算命先生的話可是大錯了。龍泉觀里的土八路是越來越多了,而且不僅修槍,還開始造槍了,不僅造槍,還造地雷、手榴彈了。不少村民也參與了進來,幫著燒木炭、制硝、翻砂、碾黑藥……那個年頭都吃不飽,山民們干一天活,土八路給二斤小米。這對饑餓的村民來說,不啻是天大的好事呢。許家三兄弟自告奮勇,通過所里的高指導員,當起了聯絡人,村民們的活計全由他們安排分配。不長時間,三個小村的青壯年差不多全參加進來了。
終于有一天夜里,陳書凡也找到許家老大許三福,懇求掙小米。許三福不屑地說:“你不是說人家土八路不長遠嗎?”陳書凡嘿嘿一笑。
陳書凡畢竟是溝里識字最多的人,許三福經與高指導員商量,安排他當了修械所的文書。
修械所的規模越來越大,又秘密從外地運來一個2米多高的冶煉爐,兩臺機床,還有一些圖紙、量具。戰場上的破廢槍支、彈殼,拆毀的鐵軌、汽車,還有從民間收來的廢銅爛鐵,紛紛向這里涌來。大豐溝里熱火朝天,不長時間,龍泉觀院子里裝滿火藥的地雷、手榴彈便堆成了小山,像山民們秋后收獲的核桃、黑棗。而后,一夜之間,卻又全部飛走了……
山外炮聲隆隆,溝里人心底很自豪呢,那些炮聲或許與他們有著某種關系哩。
半年后的一個早上,日本人來了。
八路軍的情報早早就傳來了,修械所在許家三兄弟、李氏二兄弟、陳書凡和牛家村壯工牛勇等七個人的幫助下,趕緊把設備分兩處藏在尖兒寨的一個秘密山洞里和埋在鷹王山下的河灘里。村民們遠遠地跑到深山里去了,只留下高指導員他們八個人藏在周圍的洞里暗中守護。這些設備可是花大價錢從城里運回來的,太行區根據地抗日武裝的槍彈來源主要就靠它們。
他們隱藏在山頂一個最難攀爬的山洞里,這個山洞的名字叫閻王鼻子,山民們也很少上去的。可是,第三天早上,他們幾個人還沒有睡醒,日本人就悄悄地摸了進來,把他們全抓起來了。
日本人把他們帶到申家村岳三堂家的南屋里,用刺刀在每個人的額頭上橫著挑開一個深深的血口作為記號。這是日本人慣用的手段,目的是防止他們逃跑,跑了也便于認識。
高指導員畢竟是有經驗的,悄悄地囑咐他們說:“你們只承認是老百姓,別的什么也不知道啊!”陳書凡歲數最大,膽子卻最小,縮在屋角里,顫顫抖抖,嗚嗚地哭。
日本人開始審訊了,問他們,修械所設備藏在哪里?幾個人都裝糊涂,說不知道。日本人的刑具是狼牙棒,棒上布滿了鐵尖,沒頭沒臉地猛打。往頭上打時,禁不住地要用雙手去捂,這樣,手指也被打爛了。八個人的頭發帶著肉皮一塊塊地被打掉在地,血淋淋的頭臉腫得像冬瓜,連眼也睜不開了。高指導員穿著軍裝,自然被打得最重,右腿的骨頭已經被打斷了。李家老大李書田的肚子被打破,白花花的腸子咕嚕出來一大堆,弟弟李書春幫哥哥塞回去,一直用手緊緊地捂著。許三福、許三貞、許三祥三兄弟本是白發滿頭了,現在頭發全被染紅,血塊結成痂,像戴了一頂厚厚的棉帽子。牛家村的牛勇最年輕,也被打斷了一只胳膊。陳書凡的七八根手指被打碎了,他哭喪著臉,用僅剩下的拇指和食指拿起地上的三塊碎石片,拋到空中,口中喃喃自語著,在測算著吉兇……
連審了三天,不給飯吃,不給水喝,只是打。一個漢奸挨著個兒勸誘,誰說出修械所設備的線索,就給誰治傷,就送誰兩頭犍牛。幾個人咬緊牙關,仍是承認自己只是老百姓,什么也不知道。
晚上的時候,幾個人又被拖回到小屋里,躺在地上。以前在修械所里經常見面說話,但大家忙忙碌碌,并沒有更多的了解,現在總算是有機會了。
高指導員是四川人,是從延安來的紅軍,35歲還沒有娶媳婦。牛勇剛剛31歲,已是兒女成群。許家三兄弟都是五十多歲,孫子孫女都有了。李家兄弟是光棍,家中還有一個老娘。陳書凡年歲最大,已經61歲,有兩個女兒,都出嫁了。
幾天審訊下來,八人都已奄奄一息了。痛到極處只想死,餓到極處也想死,又痛又餓中,死是最大的解脫了。可是,他們知道,不能當漢奸,不能說出修械所的地方,不能辜負了大豐溝這片水土,如果自己說出去,村里人會用唾沫吐成河,把自己、自己的家人都淹死的,把自己的祖墳都沖塌的,不,不能說!死也不能說!
既然已經認定了死,幾個人的心里反倒平靜多了。
“唉,活了50多年了,早夠本了,我爹不到40歲就死了。”
“你們是老百姓,就這樣什么也不承認,或許最后會放你們走的。”
“反正出去后也治不好傷了,不如就這樣死了吧。”
“生死在天,我前幾天就做過一個夢,夢見一口白皮棺材。”
“別瞎說了,在閻王鼻子時,你打卦還說沒事呢。”
“哎喲,我疼啊,求你們幫幫忙,掐脖子、捂嘴,讓我先走了吧。”
“再忍一忍,死了就不疼了……”
……
日本人牽著狼狗,在附近山里連續搜查了7天,拷問遍了大豐溝里的每一塊石頭,石頭們裝聾作啞,都沒有理睬他們,都沒有說一句話。
第七天傍晚的時候,日本人終于要走了。臨撤退的時候,他們在南屋門口堆滿了干柴,倒上柴油,把他們八個人一一在背后捆住雙手,連結在一起,又在柴草下放了一個鐵雷。鐵雷黑黝黝的,夜壺般大小。
火點著了。大火的炙烤和生命的感應,把昏死中的八個人再次喚醒了。他們開始了最后本能地掙扎,高指導員用嘴狠命地啃咬著牛勇背后的繩子,滿口血,竟然咬斷了。牛勇爬起來,用僅有的一只手要解脫高指導員,被高指導員一頭拱開了。這時,大火已經燒進了屋里,石屋被燒紅了,火舌舔著鐵雷,鐵雷馬上就要爆炸!
高指導員命令牛勇:“快走,不要管我們!”是啊,幾個人渾身是傷,失血過多,已經四天沒吃東西了,連睜眼的力氣也沒有了啊!
西墻上有一個小窗,牛勇扶著墻壁,吃力地站起來,但根本爬不上去,本是垂死的人,他怎么能有力氣呢。這時,高指導員爬過來,許家三兄弟、李氏二兄弟,還有陳書凡擁在一起,擁成了一個人山。牛勇蹬住人山,用頭拼命撞開木窗欞,終于將上身探了出去……
這時,只聽陳書凡哭喊道:“兄弟,出去捎個信啊,我沒有瞎說,沒有瞎說……”
牛勇最后回頭看了一眼,這時,大火熊熊中,只見幾個人淚流滿面,緊緊地擁在一起……
“快走!”屋內的幾個人一齊喝道。
西墻下是一個斜坡,牛勇一閉眼,滾下去了。
剛滾出十幾米,耳鼓里“轟”的一聲,鐵雷炸響了……
后來,人們打掃遺跡時,發現整個石屋全炸碎了,碎碎的尸塊和碎碎的石塊飛出老遠老遠,腸子掛在了樹枝上,耳朵貼在了墻壁上,下巴落在了水缸里……
……
大豐溝修械所的規模越來越大。兩年以后,遷到大豐溝和漳河交匯處附近,這就是聞名軍史的晉冀魯豫邊區最大的兵工廠——西達兵工廠!
我去涉縣西達鎮大豐溝采訪時,已是2005年8月上旬了。原來的席家、申家、牛家已成為三個行政村,最主要的當事人牛勇也已去世20多年了。我找了十多位老人,是他們斷斷續續地向我轉述牛勇當年反復講的以上情節。
我看著沉默中的大豐溝,大豐溝也沉默地看著我,似乎在責怪我才來。我臉熱熱的,心生慚愧。是的,如果我們早63年來到這里,沒準兒,在“狼牙山五壯士”“八女投江”之類的現代紅色經典中,還會有一篇“大豐溝八義士”的動人故事呢。
■ 童養媳
被采訪人:劉滿東(女,82歲,容城縣上坡村人,抗戰期間曾任冀中區第三區婦女干部,采訪時已退休,居保定市)
張金鳳的娘家在容城縣東牛村,由于家窮,14歲時就被父母賣給城內上坡村畢家的老大做童養媳。畢家老二是日本特務,是村里的一霸。金鳳在畢家受盡了打罵和欺凌,多次逃回娘家,又被婆家抓回去毒打。張金鳳想,不能在這里被他們活活地折磨死,倒不如逃出去,去投奔八路軍。她想起畢家老二,那么兇狠的一個人,一聽說哪里來了八路軍,就立馬嚇得坐立不安。像畢老二這樣的壞蛋,他害怕的人,一定就是好人了。
張金鳳先跑回娘家,拿了些干糧就要走。父母問她要去哪里?金鳳說要去投八路軍,父母聽后大吃一驚,忙勸她。金鳳說:“反正我在畢家也是個死,倒不如出去闖一闖,死了也甘心。”父母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揮淚送別。
這是1939年,張金鳳17歲。
大年剛過,外面還是冰天雪地。從來也沒有出過遠門的張金鳳,只好一個村挨著一個村地流浪。白天,找人家要飯吃;夜里,找個破廟住下。逮著機會,悄悄打聽哪里有八路軍。有好心人警告她:漢奸、特務到處都有,你一個姑娘家,千萬別亂提八路軍的事。
有一天,張金鳳正在路上走著,忽然覺得眼前冒出一片金星,身子一軟就癱倒在地,怎么用力也爬不起來了。過了一會兒,一位衣著干凈的年輕女人路過,彎下腰問她:“姑娘,你怎么了?”張金鳳呻吟著說:“餓……”
年輕女人一聽,急忙上前將她扶起,攙著她走了好幾里地,來到一個集市上,買了大餅、面條給她吃,又十分親熱地問她叫什么名字?家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在外面流浪了一個來月,張金鳳第一次遇到了這樣一個好人,心里一酸,就把自己的身世都告訴了她。但她最終也不敢將她想找八路軍的事說出來,她摸不準眼前這個和藹的女人到底是什么人。
年輕女人也陪著張金鳳流了不少眼淚,她想了想,說:“這樣吧,你跟我走吧。”
張金鳳問:“跟上你到哪里去?”
女人說:“我姓閻,名字叫閻林。你別多心,我也是個苦命人,也是挨打受氣忍受不下去才跑出來的。我參加了共產黨八路軍以后才出了苦海,才有了今天。”
張金鳳心里一驚,急忙悄聲問道:“你就是八路軍?”
閻林說:“是呀。”
張金鳳說:“閻家姐姐,實話告訴你,我跑出來就是想投八路軍的呀,我今天算是遇到貴人了。”
閻林忙說:“我可不是貴人,共產黨八路軍才是救窮人的貴人,你跟上我走吧。”
當時,閻林任冀中區十分區婦女部部長。她將張金鳳帶到分區,和她吃住在一起,讓她參加婦女識字班學文化,聽革命道理,后來又將她推薦到容城縣農運干部訓練班去學習。張金鳳勤奮好學,進步很快。1940年2月,張金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年她18歲。在縣農運干部訓練班學習期滿后,組織上將張金鳳分配到容城縣第四區任婦女部部長。在這短短的一年時間里,張金鳳從一個童養媳,成長為一名共產黨員、抗日政府干部。張金鳳將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抗日工作中。為了將全區的婦女都能發動起來參加抗戰工作,她不分晝夜走東村串西村,在各村組織婦救會、識字班等婦女抗戰組織,為抗戰服務。她還以自己的身世為例,編寫了《婦女解放歌》,教育廣大被壓迫受欺凌的婦女勇敢站起來爭取自由和幸福。
1940年8月,張金鳳發現婦女工作一向活躍的黑龍口村突然垮下來了,婦救會工作沒人做了,晚上的婦女識字班也開不成課了。她馬上來到黑龍口村,找到婦救會主任牛景花了解情況。
牛景花神神秘秘地對她說:“金鳳啊,你不知道,這些日子,我們這里每天半夜里都有一個渾身長毛的女鬼沿著村子一路怪叫,嚇得全村人晚上都不敢出來,天不黑就都把門緊緊插上了。”
張金鳳聽后感到十分驚訝,急忙問道:“有這事?光是聽人說過鬼,可是從來沒有聽說有人見過鬼,你們村的鬼有人瞧見過嗎?”
“好幾個人都親眼瞧見了。”牛景花說。
張金鳳問:“那鬼長什么樣子?”
牛景花說:“說是渾身白毛,披散著頭發,走起路來是一蹦一跳地往前竄,一面竄一面怪叫……”
張金鳳想了想,說:“牛景花,你是婦救會主任,你也相信鬧鬼這樣的事嗎?”
牛景花說:“我內心里也是不相信的,可是讓別人這么一說,也不由得害怕起來了。”
張金鳳說:“我看這不是什么真鬼,一定是有壞人在搗亂,借鬼嚇人,破壞抗戰工作。今兒晚上咱們一起來捉捉這個鬼。”
晚上,張金鳳帶著民兵隊的幾位小伙子到村口的一個破廟里隱蔽起來。
不一會兒,突然聽到了一聲長長的凄厲的怪叫聲,這叫聲穿破寂靜的夜晚,在村子的上空悠悠回蕩。只見在蒙蒙的月光下,有一個渾身長滿白毛的怪物從村里一蹦一跳地竄了出來。這個怪物披散著頭發,張著大嘴,蹦一步,叫一聲。
張金鳳對大家說:“先不要動,等它蹦到廟門口時,咱們猛一下沖出去捉住它,看看到底是個什么東西。”
正說著,就見那怪物躥到廟門口來了。“快!”張金鳳一揮手,幾個人一齊大叫著從破廟里沖出來,朝著怪物撲上去。
“我的媽呀……”只聽那怪物一聲尖叫,立即嚇得昏了過去。張金鳳上前一把將蒙在它臉上的一塊白布撕了下來。“我的媽!”牛景花叫道:“這不是李小芝嗎?”
大伙兒仔細一看,確實是村里地主的老婆李小芝。她身上的長毛,原來是翻穿著的一件大皮襖。大家將她抬到婦救會里,又是掐人中、又是灌涼水,折騰了半天,才蘇醒過來。在大家的逼問下,她交代說,這是她當家的出的主意,夜里出來裝鬼嚇人,目的就是破壞村里的抗戰工作。
第二天,經過區領導的同意,張金鳳主持召開了黑龍口村全體村民大會,讓李小芝當場扮鬼在群眾面前表演了一番,并坦白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村民們明白了真相,黑龍口的抗戰工作更加活躍起來。在張金鳳的努力下,四區的婦女工作名列全縣第一。1941年6月,組織上又調張金鳳到二區擔任婦女部部長。二區的環境比較殘酷,婦女工作也相對落后。組織的信任更增加了張金鳳的信心。
7月的一天,她到王家營村去做動員工作時,被叛徒告密。
“討伐隊長”小野當場審訊。“討伐隊”的特務們將張金鳳綁到樹上,皮鞭、槍托一陣毒打。張金鳳高聲怒罵:“你們這些漢奸、賣國賊,當日本鬼子的走狗,你們是不會有好下場的!”
幾次昏死過去,又被敵人用涼水澆醒,張金鳳只是不停地大罵。
小野忽然說:“花姑娘的,不要綁,不要死了的。帶回去,好好地招待,她會回心轉意的……”
鬼子一發話,特務們趕緊上前為張金鳳松綁,讓她坐到樹蔭下,還拿來水壺給她喝水。張金鳳想:“寧可死在這里,也絕不能讓他們帶回城里去,絕不能讓鬼子凌辱!”
她揚手將水壺摔出去好遠,破口大罵小野和特務隊長,想激怒他們開槍。可是這幫鬼子特務臉皮特厚,聽到張金鳳的罵聲,不但不生氣,反而還嬉皮笑臉地勸她消消氣。張金鳳尋思,這樣罵也不是辦法,得想法子跟他們硬拼。
這時候,小野正揮著手對群眾說:“你們的,大大的良民。告訴我,誰是村干部、共產黨的,皇軍有獎賞,大大的獎……”
張金鳳靈機一動,掙扎著站起身來。她對小野喊道:“你不是要找村干部和共產黨員嗎?你過來,我告訴你!”
小野以為張金鳳屈服了,立即笑瞇瞇地走了過來。張金鳳示意他將耳朵伸過來,她要悄悄地指認。
小野看懂了張金鳳的意思,急忙將耳朵伸到張金鳳的嘴邊。張金鳳趁機猛然撲上去,抱住他的腦袋,一面張大嘴巴緊緊咬住他的右邊耳朵,一面伸手用力摳住他的左眼。小野大叫一聲,兩人滾到地上亂做一團。一群鬼子急忙端著刺刀圍過來,將張金鳳亂刀刺殺。
小野的右耳被咬掉半個,眼珠子也被摳了出來,滿臉血糊、鬼哭狼嚎,“討伐隊”急忙將他抬走了。
……
張金鳳犧牲時年僅19歲,正是花一般的年齡。人們將她安葬在美麗的萍河岸邊。墓碑上鐫刻了七個金色大字:張金鳳烈士之墓。
幾十年來,總是有人告訴來往的人:這座墳墓上的草,一年四季碧綠常青。
這只是人們美好的心愿,人們在祝福張金鳳永遠青春美麗,像棲息在萍河岸上的一只金鳳凰。
■ “偽”保長
被采訪人:郝志民(男,54歲,時任霸州市南孟鎮李家營村黨支部書記)
東村是日本兵,西村是日本兵,長城沿線全是日本兵。整個北方,都讓日本兵占領了。而李文元,只是霸縣李家營村的一個小小老百姓,只能徒嘆奈何。
35歲的李文元正值青壯,身材魁梧,又講義氣,從小就在大青河邊跑買賣。日本人打進來后,他參加了八路軍的秘密組織,三哥李文郁更是進入縣大隊,擔任3中隊指導員。1940年之后,形勢驟變,日軍在冀中一帶頻頻增兵、輪番掃蕩,八路軍主力不得不轉移到外線,地方干部轉入地下。
在這種情況下,上級指示要采取“兩面政策”,建立“兩面政權”,趁日軍大批建立偽政權的機會,出任偽職,以“合法”身份為掩護,堅持對敵斗爭。不得已,李文元只得遵照八路軍工作團團長賈雨軒的指令,在本村出任日偽政權下屬的保長。
從此,李文元開始了一種全新的另類生活。
既然當“漢奸”,就要有一個漢奸樣子。李文元本來就是生意場上人,見過各種世面,紅嘴白牙跑舌頭是特長。他憑借到據點開會的機會,通過熟識的偽軍和別的鄉保長,利用偽軍隊長愛打牌的習慣,經常和他們玩幾把。李文元打牌技藝高超,但贏錢后從不拿回去,往往不是與他們一起吃喝,就是以某種借口給隊長和弟兄們送禮了。時間一長,竟和“皇協軍”內部的上上下下都成了朋友。就這樣,他和披甲營據點中隊長李大傻子拜了把兄弟。通過李大傻子,又和其叔伯哥哥偽軍大隊長李寶倫拜了把子。這樣拜來拜去,越套越近乎,從李部隊一直套到了王部隊,也就是親日最堅決的縣警備大隊長王德玉那里。
這一來,李文元名氣更大了,方圓幾十里,在李(寶倫)、王(德玉)、黃(錫標)、劉(鳳泉)四大系“皇協軍”里都成了座上賓。
春天的一個晚上,抗日政府特務大隊董振明大隊長帶著幾個人住在李家營村。剛剛睡下,霸縣“皇協軍”頭子王德玉帶領上百個偽軍就把村子包圍了。村里沒有地道,董振明等人又操著外地口音,情況十分危急。李文元鎮靜地說:“不要緊,你們不見我的話可別打,我先出去支應支應。”
李文元不慌不忙地走出去,找到王德玉,坦然地讓到家里,奉上香煙,斟上茶水。
王德玉問:“兄弟,聽說你村住八路了,咱們的交情你知道,可別瞞著哥哥。”
李文元看到王德玉部隊已經在村口下了卡子,有的占了高房,連機槍都架好了,知道不是在嚇唬人。可眼前的情況怎么辦呢?黑暗中,他的腦子飛快地旋轉。瞬間,想起了一個穩妥主意。于是,他湊到王德玉耳旁,低聲說:“二哥,兄弟不瞞你,八路是住下啦。”
“哪部分?”
“二十九團,剛剛從馬坊撤下來的。”
“多少人?”
“差不離家家都有,人多少誰敢數去?”
王德玉一聽二十九團,立時嚇得變了顏色。前幾天,二十九團攻擊馬坊據點,日軍被全消滅了,打得慘烈。李文元見王德玉呆呆發愣,就乘機說:“二哥,按我看別打,一打我們村就完啦,再說你們人也少,再來這些人也不行,八路打仗可是不要命的。”
“你怎么不報告呢?”王德玉戰戰兢兢地說。
“出得去嗎?除了斂糧食的,家家不讓出門,你看有人嗎?”
王德玉沉吟一陣,又問:“我們要走,他們打不打?”
李文元一聽火候到了,趕緊說:“我給他們磕頭作揖,多送些糧食,也不讓他們打。再說他們也是臨時休整的,估計也不見得要打。”王德玉不敢久留,更不敢聲張,躡手躡腳地集合隊伍,偷偷地溜走了。
事后,王德玉經常對其他“皇協軍”頭頭說:“李文元,真夠朋友!”
為了報答李文元,秋后,王德玉還把派給李家營村的“皇協軍”軍糧全免了。
有一個叛徒劉寶剛,原在冀中十分區工作,后來當了日本人特務。這小子可惡至極,打罵群眾、奸淫婦女、勒索民財。群眾恨之入骨,紛紛要求除掉這個敗類。組織上也多次動議,可是一直沒有機會。李文元把這事記在了心里。
一天夜里,李文元暗暗地找到區公安員張立功,說出了自己的打算。張立功皺著眉頭想了一會兒:“劉寶剛在日本人那里是紅人,你有幾成把握?”
李文元胸有成竹地說:“劉寶剛剛投降的時候,確實很受信任,但現在,他跟翻譯官鬧了矛盾,也跟東村的一個女人纏上了。這個女人跟(偽)李隊長也有一腿,李隊長也在私下里暗算他。日本人已經不像以前那樣信任他了。”
張立功細細考慮了一番:“好吧,你要機靈些,多帶禮物,見機行事。你走后,我馬上通知各村保長寫信告他,晚上我以區政府名義再給他寫幾封感謝信,你想法讓日本人到他家去搜。只要翻出我們的信,就不愁日本人不上當。”
第二天,李文元挎上兩籃子雞蛋出發了。大籃子準備送給日軍中隊長小林,小籃子的目標是與劉寶剛有矛盾的日軍翻譯官。小籃子底下,另塞了一沓子現錢。
小林的住處戒備森嚴,但因為李文元經常出入,又挎籃子,日軍警衛便問也沒問,放過去了。
李文元進去的時候,小林正好在和翻譯官喝酒,他就躬身問安:“太君,辛苦辛苦的。”
小林看見雞蛋,眼睛立即睜得像雞蛋一樣大,豎起了大拇指,高興地用半通不通的中國話說:“你的,中國人的這個。”李文元笑著把大籃子雞蛋遞上去。給翻譯官時,用眼神指了指籃子底。翻譯官心領神會,接過小籃子,微笑著出去了。
小林指一指桌上的酒杯說:“你的大大的好人,米西米西的。”
李文元忙說:“不,我不會喝。”說著,提起酒壺,幫著小林斟起酒來。
小林大口大口地喝著,不一會兒,眼紅了,話也說不清楚了,結結巴巴地說:“李保長,你的實話,劉寶剛怎么樣?”
李文元心中大喜,便假裝生氣地說:“太君,我跟劉寶剛是朋友,按說不該說他的壞話,可他太不講義氣了,他不該……”
小林歪著腦袋看著李文元,讓他說下去。
李文元繼續說:“前幾天,我就給太君準備雞蛋。村里雞不多,要挨家挨戶去找,串了半個村,好不容易才湊了一籃子。劉寶剛看見了,非要不可。我說這是給太君準備的,他一聽就火了,‘什么他媽的太君,日本鬼子,他們能吃雞蛋,我就不能吃了?’說著就從我手里奪走了……”
小林似乎對雞蛋被搶一事并不感興趣,繼續問:“你的實話,他對皇軍的忠心?”
“這個,我就不知道了。不過,他當過八路,他的心可不好猜。”剛說到這里,翻譯官回來了,滿臉笑容,態度客氣。李文元知道這是籃子底的現錢起了作用,心里就更有底了。
翻譯官看見他們正在談論劉寶剛,也點燃了心中怨火,就在旁邊使勁兒地敲邊鼓。
小林擰著眉頭,愣了一會兒,跟翻譯官咕嚕了幾句。翻譯官調頭對李文元說:“太君問你,劉寶剛跟八路有沒有關系?”
李文元感覺火候到了,就說:“這我可不知道,不過有一點兒不好講,最近劉寶剛家里總有生人出出進進,說話南腔北調。有人問他,這都是干什么的,他支支吾吾地說是他姐夫。這就怪了,劉寶剛只有一個姐姐,哪兒來的這么多姐夫?”
小林的眼球瞪得更大了,臉紅得像猴屁股,殺氣騰騰。李文元知道,小林要下決心了。
過了兩天,李文元進據點打聽。李大傻子告訴他,當天晚上日軍憲兵隊就搜查了劉寶剛家,搜出好幾封八路軍區政府的來信,劉寶剛隨即就被捕了。又過了兩天,小林接到全鄉好幾個保長的告狀信,都控告劉寶剛“勾結八路,欺騙皇軍”。小林看完信,當天下午,就把劉寶剛槍斃了。
1943年夏天,抗日區政府私下里任命李文元為區反攻建國同盟會會長。李文元接受任務后,積極在上層人士中發展會員,并深入到偽軍據點中,在軍官層及偽軍中擴大八路軍的影響。
然而,一件偶然事件讓王德玉和日本人對李文元起了疑心。
這年秋后的一個拂曉,日本憲兵隊和王德玉特務隊突然搜查了李文元的家。他的家里倒沒有住什么人,也沒有藏什么槍,但藏著一個最致命的東西,那就是抗日政府的委任書。
特務們搜查得仔細,終于在他家的相片鏡框后邊搜出了一張紙。上邊是油印的“反攻建國抗日同盟會四聯區東小區會長”的任命書,還蓋著霸縣抗日政府的大印。
在那個特殊環境下,抗日政府的任命銘記心底就可以了,為什么還要保存實物呢?或許李文元考慮,自己為日本人干活,被不明真相的人罵作“漢奸”,日后抗日組織清算的時候連一個證明也沒有。留著這一紙任命書,就能證明自己的清白呢。只是他萬萬沒想到,正是為了這一紙清白,毀了自己的性命。
李文元就這樣被捕了。村里、鄉里的保長們紛紛前去做保,但日軍拒不答應。縣里、區里也多次設計武裝營救,但始終不知他被關押在哪里。
直到日本投降,人們也沒有見到李文元,活不見人,死不見尸。只是聽當時為日本憲兵隊做飯的一個老漢說,李家營的那條漢子真是夠硬,日本人往死里拷打也不說。
【李春雷,中國作協全委會委員,河北省作協副主席,河北省文聯副主席,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著有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歲》,長篇報告文學《鋼鐵是這樣煉成的》《寶山》《搖著輪椅上北大》等38部,中短篇報告文學《木棉花開》《夜宿棚花村》《朋友——習近平與賈大山交往紀事》等200余篇。曾獲魯迅文學獎、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徐遲報告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