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教育史上，曾經出現過幾十座書院，譬如五代時期的竇氏書院、元朝的太極書院、明朝的首善書院、清朝的金臺書院等，那是京城書香氤氳的地方。而存留至今的惟有金臺書院，從當初的“首善義學”到現在的金臺書院小學，風云變幻三百年，始終書香不斷。

這座北京地區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古代書院，遺址位于東城區東曉市大街203號。古色古香的院落坐北朝南，院門匾額上的字樣為“金臺書院小學”，門旁地標石上的“金臺書院舊址”為溥杰題寫。

《金臺夕照》（明）王紱

“金臺書院舊址”地標石

金臺書院小學 攝影：岳強

名稱繁多，書香飄逸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京兆尹錢晉錫租用崇文門外洪莊——降清明將洪承疇私宅的部分房舍，創辦了大興義學，招收孤寒學童就讀，時稱“首善義學”。據說，這是北京地區最早的義學。此外，他還在宣武門外長椿寺創辦了宛平義學。后來，宛平義學并入大興義學。

兩所義學合并后，錢晉錫打算購買洪莊閑置地皮擴建校舍，但遭到洪家后人反對。于是，錢晉錫上奏康熙皇帝，說是洪家后人欲捐地辦學。康熙皇帝聞言大悅，御書“廣育群才”匾額賜給洪家。洪家后人騎虎難下，只能照辦。就這樣，錢晉錫不費一兩銀子，拿到了擴建校舍的地皮。隨后，經過5個月的施工，建成書室10間，講堂、廚房、倉庫等一應俱全，另有花圃、魚池、涼亭等景觀設施，環境雅致，“觀者流連莫能去”。

乾隆十五年（1750年），歷經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首善義學”，在大規模擴建修繕后，改稱“金臺書院”。當時，書院是與官學并行的教育機構。不同的是，官學屬于衙門，管理人員和教員皆為“公務員”。而書院有民辦、民辦官助、官辦、官辦民助等形式，機制更靈活。盡管民間抵制書院官學化，朝廷也不希望將書院辦成官學，但金臺書院誕生伊始，就不可避免地帶有官學色彩，因為它的創辦人錢晉錫為京兆尹。至于“金臺”一詞的出處，據說是取自“燕京八景”之一的“金臺夕照”。

在此之前，由于大興義學隸屬于順天府，也有人稱之為“順天義學”。另外，清初思想家王源曾在大興義學任教，并著有《順天書院記》。所謂“順天書院”，就是大興義學。這個名稱并未被公眾認同，人們依然習慣性地稱“義學”，而非“書院”，直到大興義學更名為“金臺書院”。

同治十三年（1874年），就讀于金臺書院的應試學子陸潤庠金榜題名，中了狀元。為此，金臺書院又有一個美稱——狀元府。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金臺書院更名為順直學堂；1912年，更名為順直中學；1915年，更名為京師公立第十六初高級小學。1949年以后，先后為崇文區第一中心小學、東曉市小學、金臺小學。2011年，更名為金臺書院小學，直到現在。

順便說一下，康熙皇帝題寫的“廣育群才”匾額，毀于上世紀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末，時任全國政協委員的著名書畫家胡絜清重新題寫了“廣育群才”匾額。九十年代初，冰心老人題詞——專心地讀書，痛快地游戲。

經費充裕，數次修繕

作為順天府所屬的教育機構，金臺書院經費充裕。除了直隸省和順天府每年的撥款，還有各種名目的資金來源。譬如，康熙年間，每年向金臺書院撥付白銀300兩，用于資助寒門學子，稱作“膏火銀”；乾隆年間，撥給金臺書院官田，用于收取地租；此外，還有發商生息，就是將修葺剩余銀兩和地方籌措的銀兩外借收取利息，用于充實辦學經費。固定經費以外，還有臨時經費，主要來源于社會各界人士的捐資助學。

由于金臺書院地處達官顯貴、富商名流聚集的京城，口碑又好，各種捐助源源不斷。譬如，光緒五年（1879年），金臺書院修繕時，很快募得白銀14631兩，李鴻章和周家楣各捐銀1000兩。充裕的經費使金臺書院運轉順暢，教職工及學子們均無后顧之憂。

于是，改善辦學條件便順理成章。乾隆元年（1736年），順天府尹陳守創主持修繕金臺書院，不僅對陳舊的書舍進行了翻新，而且“又展擴兩傍，添若干間，規模軒敞，迥非舊觀”。四十多年后，順天府尹虞鳴球主持修繕金臺書院，使講堂學舍煥然一新，另建圍墻5000余丈。

光緒五年，順天府尹周家楣牽頭策劃大規模修繕，經接任府尹李朝儀、游百川精心操辦，歷時兩年竣工。經過此次修繕，“計建造朱子堂三間，講堂三間，大堂三間，垂花門一座，官廳六間，大門一座，南照房五間，東門一座，東、西文場二十間，東、西廂房十間，廚房、中廁、馬棚共七間，以上共房六十四間，影壁一座”。門前有了扇形掛瓦影壁作為屏障，門口的石雕臥獅雕工精湛。官廳正中的垂花門樓，全部以木料雕裝鑲嵌，油飾彩繪，顯得雅致而莊重。同治年間狀元陸潤庠所書“狀元”匾，懸掛于垂花門，彰顯“狀元府”書香氛圍。東西文場不僅寬敞明亮，而且建有回廊。場內添置桌椅，改善了學生的學習條件。主要建筑為朱子堂，那是祭祀朱熹、講授程朱理學的地方。至此，金臺書院的三進四合院布局井然有序，大致為書院建筑的傳統格局與規制。

奇怪的是，金臺書院竟然沒有藏書樓，不僅從無刻書之舉，而且“夙無藏書”。在古代，書院的功能大都是講學、祭祀和藏書，而金臺書院缺少了藏書功能。清朝皇帝曾賜予金臺書院《淳化閣法帖》等書籍，社會各界亦有圖書捐贈，但終未形成藏書格局。順天府尹周家楣曾向皇帝上疏，請求南方各省長官在屬地書局出版的圖書中，每種書“檢備一部”贈送給金臺書院，以供諸生學習使用。他試圖以這種方式“聚天下之書”，若能如愿以償，也許金臺書院就有了藏書樓。但在晚清頹勢日顯的情況下，此舉只是一廂情愿。

1984年，金臺書院成為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后，按照文物保護法則進行了全面維修。在金臺書院現存文物中，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金臺書院記》石刻一方，鑲嵌于大門東壁。另外，院內尚存石碑兩座。這些文物保存于金臺書院小學校園內，依然在寒來暑往中浸潤著書香。

名士云集，人才輩出

金臺書院設院長、學長、學副、上舍等職，教學內容主要是習作八股文、臨摹法帖，有時也講授一些經書義理。學生主要是準備參加會試、殿試的舉人和貢生，順天府童生亦可就讀，書院東西文場、廂房就是教室和宿舍。

在教學上，參照科舉考試，建立了嚴格的生徒考課制度。設定歲考、季考和月考，考課內容為正課、經文、策問、詩、賦、史等，“于制藝試帖外，并課經古性理，以冀學有用之學，成有用之才，砥礪既深，賢能輩出”。歲考一般在正月舉行，及格者才能在書院學習；季考、月考是平時檢驗生徒學習狀況的考試，分為官課、齋課、古課三項。官課由當地最高長官任主考官，成績優異者給予獎勵，若發現出類拔萃的人才，即上疏舉薦；齋課和古課由院長主考。另外，將課藝刊刻出版，以展示教學成果、傳播書院文化、樹立生徒學習的榜樣。比如，道光年間出版的《金臺書院課藝（上、下冊）》等。

與此同時，聘請“經明行修，足為多士模范者”出任院長，以擴大金臺書院的影響力。康熙年間舉人王源、雍正年間進士陳兆侖先后擔任書院院長。此后，“金臺為首善書院，順天府主其事，每延京朝官有文望者為院長”。乾隆年間進士、經學大師顧鎮擔任院長期間，“每閱文數百卷，旁乙橫抹，蒿目龜手，一字不安，必精思而代易之，至燭燼落數升血喀，喀然坌涌，而蠶眠細書猶握管不止”，可謂兢兢業業，鞠躬盡瘁。道光年間舉人、同進士出身的徐家杰，晚年居京師，主持金臺書院講席十余年，德行文藝為“一時所宗”。這些名士擔任院長期間，利用自身人脈，聘請飽學之士到書院任教，提升了書院的教學質量和文化品位。

當然，有些人對此不以為然。他們認為，所謂名士不過是高官的另一種稱謂，他們到書院講學無非是講一些空洞的道理，水平低的是“訓話”，水平高的是“訓導”。不論訓話還是訓導，都是即興演講，無法形成學統，而書院是最重學統的地方。地方官興辦書院，目的在于政績，這種書院勢必淪為官學的附庸。正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大風刮倒梧桐樹，自有旁人論短長。

不管怎樣，金臺書院的教育成果是顯著的，歷屆會試中，考中進士者為數不少。同治十三年（1874年），金臺書院學子陸潤庠金榜題名，成為清朝第101個狀元，一時傳為佳話。從金臺書院榮登龍門的眾多士子，或成為官員，或成為學者，“人才輩出，極一時之盛”，在古代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