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兩次收獲中國女性文學獎創作獎的作家林白來說，她的“女性三部曲”——《一個人的戰爭》《說吧，房間》《北去來辭》，正是用文字對女性生命體驗所做的深刻探索。

林白：作家，著有長篇小說《北流》《北去來辭》《一個人的戰爭》《說吧，房間》《婦女閑聊錄》等，以及中篇小說、詩歌、散文等。獲評第十屆紅樓夢獎：世界華文長篇小說獎決審團獎、老舍文學獎、人民文學長篇小說雙年獎、花地文學榜長篇小說金獎、首屆長江華語文學榜優秀長篇小說等

女性與自己：從“個體痛感”到“群體共情”

《中國婦女》：您說過，您的女性三部曲是女性或者是您的三個臺階，能否解讀一下“臺階”的意義？

林白：三部作品像三個臺階，是指每一級都對應著生命的不同階段。

《一個人的戰爭》首刊距離現在已經有31年了，是連綿不斷來到如今的最初的臺階。里面的多米，面對一個“向內”的世界，她與自己的身體、欲望、孤獨纏斗，這種戰爭是無聲的，是生命最本真的狀態——像在黑暗隧道里摸索，靠寫作的光亮找到出口。

《說吧，房間》是第二個臺階。“房間”既是物理空間，也是社會對女性的規訓。多米在求職中遭遇的性別歧視，要求女性“既要新潮又不能太張揚”的雙重標準，那是我親歷的困境。小說里的“叫喊”，雖然也有憤怒的控訴，但更多的是女性被擠壓的生存的疼痛。當多米對著墻壁自言自語時，那是一種被迫沉默后的爆發——女性需要打破房間的禁錮，讓私密的痛苦在文學作品中表達出來。

第三個臺階《北去來辭》，海紅從自我中走出來，不是一種和解，而是一種擴容。她開始關注他人：農民工、邊緣群體……視角的轉變，源于我自身的生命體驗——當女性終于不再被“自我”困住，她才能以更包容的姿態與世界對話。這部作品的完成，標志著我從“個體的痛感”走向“群體的共情”。如果說前兩部是“向內掘進”，《北去來辭》則是在“向內掘進”的同時“向外生長”，它讓我明白：女性的解放，不僅是擺脫自身的枷鎖，更是對他人苦難的看見與承擔。

這三個臺階，不是線性的“進步”，而是生命在不同階段的必然沉淀。它們共同構成了我對“女性如何存在”的答案：從自我認知到社會抗爭，再到與世界的共生——這個過程充滿羞恥與陣痛，但每一步都是對生命實感的忠實記錄。這些作品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用30年時光鑿刻出的生命年輪。

2024年12月，林白在“女性三部曲”首發儀式上

《中國婦女》：《一個人的戰爭》寫了女性從幼年到青年階段對自我的探索與認知，人們習慣于歌頌青春的美好，事實上，青春期更多意味著孤獨與迷茫，甚至險象環生。您認為對于年輕的女孩子來說，“一個人的戰爭”有可能避免嗎？

林白：一個人的戰爭是無法避免的。這種戰爭不是源于個體的選擇，而是根植于女性在傳統社會中必然遭遇的性別困境——從身體覺醒開始，我們就必須直面社會規訓與本能感知的撕裂。青春期看似是花季，實則是風暴眼，當少女意識到自己不再是“女孩”而是被社會定義的“女性”時，撕扯就開始了。那些看似私密的創傷，實則是整個性別群體生存境遇的縮影——我們必須完成自我啟蒙，既要對抗外部世界的規訓，又要消化內心蓬勃生長的欲望。但這不是毀滅性的。

年輕時，我常感恐懼與孤獨，三歲喪父，住在婦幼保健站時，閣樓上堆滿人體模型、黑暗中莫名的細碎聲響……我只能通過寫作鑿開一條與外界對話的裂縫。如果有人問我“是否希望少些恐懼，多些仁慈的指引”，我的答案是“當然”，同時我也意識到，恐懼確實帶來痛苦，但它也逼出了我寫作的蠻力，痛感最終都化作了文學的養分。但我不愿將這種“痛感轉化”浪漫化。如果有選擇，我寧愿所有女孩不必經歷如此劇烈的撕裂。寫作于我，是一種自我救贖；但對她們，我更希望成為一面鏡子，讓她們看見：孤獨不是恥辱，憤怒無需遮掩，生命自有其破土而出的路徑。

年輕女孩的“戰爭”本質上是建構主體性的過程，是用血肉之軀在銅墻鐵壁上刻寫自我坐標。避免“戰爭”意味著放棄成為完整的人。我們可以調整自己——像小說后期多米在北京找到的生存智慧，將激烈的對抗轉化為更具韌性的生長。

《中國婦女》：以前認為年輕人有力量有精力，而《北去來辭》卻寫出了中年人的力量。您怎么看年輕時期的“力量”和中年以后的“力量”？

林白：寫作《北去來辭》時曾經想過年輕時的“力量”，更像是一種與世界的對峙——用尖銳的姿態反抗規則，用疏離感包裹自我。這種力量是單向的、緊繃的，帶著青春的莽撞和決絕，甚至刻意用“心如鐵”的姿態對抗外界，因為唯有如此才能確認自我的存在。中年以后，可能會有另一種力量：它不是向外沖撞，而是向內扎根的。海紅這個人物從南方漂流到北方，從婚姻的困局走向精神的松動，恰恰體現了這種轉變。年輕時她與史道良的結合，是為了逃離一個脆弱的自我和一場危機的應激反應，中年時，她在心理上平實地注視史道良，是對復雜人性的體認——她終于能夠穿透表象，看見他人和自己的困境共生糾纏的真相。

年輕的力量像野火，燒盡一切的同時灼傷自己；中年的力量更像野草，被現實碾壓后依然從裂縫里生長。海紅最終聽到的“大地蓬勃的聲音”，正是這種力量的隱喻：不依賴青春的荷爾蒙，而是源于對生命復雜性的接納。海紅從“審視”轉向“陪伴”，她終于懂得：真正的力量不是對抗，而是承載。

至于“理解自己”這件事，它確實是中年寫作的核心。年輕時我習慣用文字解剖自我，追求極致的痛感；但現在，我更愿意像我的另一部小說《北流》那樣，把記憶、方言、植物甚至夢境都收納進一個容器。這種“收納”不是消極的妥協，而是主動選擇——當你不再急于定義對錯，才能看見萬物如何在時間里相互成全。

林白和史鐵生、余華、格非、陳思和、孟悅在瑞典斯德哥爾摩

女性與家庭：在關系中也要保持自我

《中國婦女》：《說吧，房間》里說“嫁一個男人，生一個孩子，一切就定型了……永遠不能流動了”，似乎家庭是女人的枷鎖。但到了《北去來辭》，海紅卻離婚不離家，因為水在容器里也是一種安全。對家的接納對女人來說意味著什么？妥協還是成熟？

林白：海紅的選擇常被誤解為倒退，但她在破碎的婚姻容器中重建了新的秩序。這種“離婚不離家”的狀態，是對傳統家庭結構的解構與重組。女性對家庭的接納不是單向度的妥協，更像是在流動與凝固之間尋找一種動態平衡——恰恰印證了女性在理解他者時的主體性——不是被動接納，而是主動重構。當代女性的困境在于既要對抗容器帶來的壓迫，又要警惕絕對自由導致的虛無。當女人在容器內部開辟出自我領域時，妥協與成熟便不再是二元對立的概念，而成為螺旋上升的生命軌跡。這種生存智慧往往伴隨著痛感。就像敦煌壁畫里的飛天，既要依托墻壁的承托，又要在掙脫墻體束縛的過程中完成美的塑造。家庭對于當代女性，正如那面既限制又成全的墻壁。

《中國婦女》：在《一個人的戰爭》中，青春期的女孩多米是要獨自旅行的，但到了《北去來辭》，中年海紅對一個人去外地采訪卻感到“害怕”，需要男人陪同——為什么會有這種變化？是鳥在籠子里待太久翅膀退化了嗎？您認為女人應如何保持獨自飛翔的能力？

林白：海紅的“害怕”并非怯懦，而是她發現世界的復雜性遠超少女時的想象。當多米用身體經驗確認存在時，海紅已背負著家庭、歷史、代際關系的重負。“需要陪同”，不是翅膀退化，而是意識到人與世界的聯系無法僅僅通過孤勇實現，“一個人不能孤立存在，必與他者、與世界共存”。真正的獨立不是拒絕關系，而是學會在關系中保持自我。多米認為寫作是“一個人的戰爭”，必須用孤絕的姿態突圍；但海紅在火車上看見故人亡魂時頓悟：生命的容器需要容納他者的溫度。這不是依賴，而是對“人不能孤立于時代”的認知。自由不是用來享受的，而是需要承擔的。我們不應把自由當作對抗世界的武器，而應視為照見本心的鏡子。

從多米到海紅的變化，不是退化，而是生命從激流到深潭的必然。少女的翅膀從未折斷，只是飛行的軌跡從刺破天際的直線，變成了與風雨共生的螺旋。

海紅每一次逃離家庭的沖動，看似是中年危機，實則與她青春時代的冒險一脈相承。年輕時從廣西遷徙到北京，中年時在婚姻圍城里左沖右突，本質仍是在尋找確認自我存在的坐標。恰似卡爾維諾筆下“看不見的城市”——我們永遠在離開與抵達之間循環，每次出走都是對生命的重新丈量。年輕時我們逃離的是具象的牢籠，中年后要掙脫的往往是自我建構的囚室。

《中國婦女》：小說里寫了幾對母女關系，慕芳和海紅既生分又別扭，但銀禾對雨喜是全盤接納和贊美的，您覺得母女關系是由什么決定的？

林白：母女關系既取決于時代與命運的碰撞，也源自女性個體如何在代際間傳遞或打破某種生命慣性。慕芳與海紅的“別扭”，根源在于兩代人面對時代裂變的姿態差異。慕芳是傳統秩序中的女性，她的愛帶著壓抑與規訓；海紅則是從南方漂流到北方的知識女性，試圖在精神上掙脫母輩的生存邏輯。這種割裂，本質是現代化進程中女性身份重構的陣痛——母親將舊時代的生存智慧視為庇護，女兒卻將其視為枷鎖。而銀禾對雨喜的全然接納，是因為她身上帶著未被時代洪流碾碎的野性生命力，不需要通過否定雨喜來確認自我。母女關系的核心或許在于：我們能否在時代的褶皺里，既承認血緣的烙印，又尊重個體破繭的疼痛。

女性與世界：從“凝視自我”到“看見他者”

《中國婦女》：讀您的作品一個最大的感受是“體感”，“世界縮成一根針扎在肉里，只是銳痛”，打不倒的銀禾是不是這種體感的反面？

林白：“體感”是生命存在的證據，也是寫作最根本的燃料。人活著，皮膚、神經、血液、骨骼……銳痛、鈍痛、微小的癢與顫栗，如此，人才能確認自己真實地活著。當世界縮成一根針扎進肉里，痛是唯一的真相，寫作是將這根針拔出來、對著光端詳的過程。這種敘述，有時是為了“表達需要”，有時更像一種本能，就像呼吸，你必須先吸入空氣，才能吐出語言。

銀禾不是“打不倒”，而是從未被“打倒”的概念束縛。她像野草一樣生長，用最本能的生存智慧消解了知識分子的精神重負。如果說海紅的體感是顯微鏡下的細胞震顫，銀禾的體感則是大地的脈動。她不需要盔甲，因為她本身就是土壤，能將尖銳的痛楚轉化成生長的養分。這種反差或許暗示了另一種可能：當人不再把體感當作需要抵御的傷害，而是視為生命本身的律動，傷害便失去了定義權。

關于“盔甲”，我年輕時羨慕那些身披鎧甲的人。但現在明白，寫作的終極意義在于將鎧甲熔鑄成鏡子——讓每一道感受的裂縫都成為照見生命質地的光。

《中國婦女》：什么可以成為女性力量的源泉？《北去來辭》的結尾，海紅開始向最凡俗的日子致敬，用各種路徑返回地上的世界，您今天回看海紅，有什么新的領悟嗎？

林白：我依然會被她那種笨拙而執拗的生命力打動。從多米到海紅，是從“凝視自我”到“看見他者”的過程，這不僅是文學的突圍，更是一種認知。年輕時曾以為對抗世界的刀鋒必須向內，在身體和心靈里鑿出血路才能證明存在。現在我意識到，所謂“廣闊的世界”，不是地理意義上的遷徙，而是一種心量……女性要掙脫的不是某個具體的壓迫者，而是被個體經驗困住的狹隘視角。

真正的現實感不在于批判的銳度，而在于理解的深度。女性力量的源泉，當然是來自生命，來自自我接納。

《中國婦女》：當女性走出自己，不再和世界隔著一層玻璃，她將面對的新課題是什么？您在接下來的寫作中會探討女性的哪一種境遇？

林白：其實我不太考慮課題，也缺乏探討精神，因為我的寫作不從課題出發，我要處理的是自己的百感交集，自己的實感經驗，時代的痛切，而不是一種理論框架。

我會寫很遠的和很近的自己。關于未來的寫作，我想，無論小說還是詩歌，到了晚年必須從文本追求中解脫出來，不要再去追求意義與深刻，要讓自己回到生命原初的天真與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