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用“風流”一詞稱譽人物，其義有二：一指灑脫放逸，風雅瀟灑；二指才具超眾，杰出不凡。前者如《后漢書·方術傳論》云：“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后者如《晉書·劉毅傳》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北宋的蘇軾在黃州赤壁面對著江山風月，緬懷曹操、周瑜等古代英雄，乃慨嘆曰：“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蘇軾所謂“風流”，兼指上述兩種含義。南宋的陸游生前就享有盛名，朱熹贊曰“放翁老筆尤健，在今當推為第一流”（《答鞏仲至》之十七）。陸游本人在七十二歲那年曾在夢中作詩說：“吳中近事君知否，團扇家家畫放翁。”可見陸游名震遐邇，堪稱一代風流人物。時至今日，陸游已成為名垂青史的千古風流人物，而且完全符合“風流人物”的兩種含義。陸游的事跡，他的作品，都永遠存留于天地之間，永不磨滅，令人崇敬仰慕，追思緬懷。今年是陸游誕辰九百周年，我作為陸游的崇拜者與研究者，特撰小書一本，來獻給這位為弘揚中華文化作出巨大貢獻的杰出人物。書名《陸游十講》（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6月即出），擬從以下十個方面來走近陸游，解說陸游，來瞻仰這位風流人物的多種面貌。

第一，陸游的一生，既奮發有為，又品德高尚，其行為和作品皆具有道德典范意義。陸游的立身處世皆以儒家精神為指導準則，他的詩歌創作極其重視詩歌的社會功能、教化功能，也即孔子所謂“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事父”的內涵并不止于字面上的侍奉父親，孔子倡導孝道，其實就是倡導以“孝悌”為核心內容的倫理道德，所以他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到了孟子，遂進一步將孝道從家族擴展至整個社會，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著名命題。儒家認為，一個理想的社會，必然是以和睦親善的人際關系為基石的。而要實現整個社會的和睦親善，以家庭內部的親密關系為始點然后由親及疏、由近及遠地進行擴展，則是最符合人類本性、也最具可行性的切實途徑。“邇之事父”的深層意義即在于此。“事君”的內涵也并不止于字面上的侍奉君主，儒家主張忠君，其實質就是愛國愛民。從孔子所云“遠之事君”，到杜詩所云“致君堯舜上”，再到陸游所云“堯舜其君民”，是古典詩學中一脈相承的重要觀念。在陸游所處的那個時代，所謂“堯舜其君民”，具有特別的意義。靖康之變以來，大宋王朝丟失了半壁江山，連祖宗陵寢都淪陷于敵國，這是整個國家、民族的奇恥大辱。在南宋歷史背景中的“遠之事君”，就是抵御外侮，收復失土，即恢復宋王朝的國家主權和原有疆域，這是對國家民族的最大忠誠。所以陸游詩中關于抗金復國主題的大聲疾呼，就是南宋詩壇上“遠之事君”的典型表現。從“事父”到“事君”，陸游用其創作實績對儒家詩學觀念進行了生動、全面的闡釋，陸詩具有感動人心的力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陸游生活的時代，正是宋王朝遭受外族入侵的艱難時世，他自幼就與祖國、人民同歷艱難，二十歲就立下了“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的志愿，決心以自己的文才武略為恢復中原的事業做出貢獻。由于時代的原因，陸游壯志難酬，報國無門，只好把滿腔熱血灑向詩歌創作。陸游用豪蕩雄偉的詩歌把愛國主義的主題高揚到前無古人的高度，其代表作成為古代詩歌史上愛國主題的最強音。雖說抗金復國的愛國主題是整個南宋詩壇上的傾向，但主題像陸詩那樣鮮明，語言像陸詩那樣激烈，風格像陸詩那樣雄壯的作品并不多見。這種主題甚至從陸詩旁溢到陸詞中去，陸游作詞不多，卻被后人歸入辛派詞人之列，即因此故。與辛詞一樣，陸游的詩詞把愛國主題弘揚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為宋代文學注入了英雄主義和陽剛之氣，并維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和尊嚴，這是他對中華文化最偉大的歷史性貢獻。在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當代，陸游就是傳統文化中愛國主義精神的典范，永遠值得我們重視。

第三，陸游的愛國熱情還有一個具體的對象，那就是祖國的壯麗河山。雖說中國古代詩人在模山范水時往往都會向自然景物投射主觀情感，但從創作的實際情況來看，陸游所投射的情感顯然更為濃烈。陸游觀賞山水的視野十分廣闊，并不局限于某個區域。他既熱愛家鄉的稽山鏡湖，又熱愛遠方的巴山蜀水，可以說，陸游對華夏大地的山水美景的欣賞喜愛是全方位的。即使對于當時位于淪陷區的北方山水，陸游筆下也充滿感情。陸游平生浪跡江湖，所到之處都要尋奇探勝，既是賞景，也是尋覓歷史人物的遺蹤。無論是入蜀的遠游，還是在家鄉的近游，陸游所經歷的都是歷史文化積淀非常深厚的地方，多少英雄人物曾在那里叱咤風云，多少騷人墨客曾在那里揮毫潑墨，但是歷史文化的印痕已與江山風月融為一體。當代中國人已認識到，華夏大地在整體上都是“世界自然與文化雙遺產”，這是中華民族最可愛的家園。陸游堪稱最早在詩歌中抒寫這個觀念的古代詩人。

第四，陸游全面地弘揚了儒家“仁者愛人”的倫理觀及“仁政愛民”的政治觀，梁啟超稱頌杜甫是“情圣”，其實陸游也是一位“情圣”。陸游長期在地方上任職，后來又在山陰農村生活二十年，對民間疾苦有很深的了解，他對農民終年勞苦卻食不果腹的悲慘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陸游性情敦厚，他對家人感情深摯，陸詩中詠及家人的篇章相當豐富，其中有兩類作品非常感人。一是對兒孫諄諄教誨，希望他們好好做人。二是懷念無辜被休的前妻唐氏，由于宋詩中的愛情主題發展得不夠充分，陸游的此類詩作堪稱宋詩中不可多得的瑰寶。至于那首傳誦千古的《釵頭鳳》，則不知感動了多少后代讀者。此外陸游篤于友情，他與范成大、楊萬里、辛棄疾、朱熹等一代名人交往甚密，時時見于吟詠。不但如此，他還與許多名不見經傳的普通人結下了生死不渝的友誼，留下了許多歌頌貧賤之交的感人詩篇。

第五，就作品數量而言，陸游詩歌中最重要的內容是對耕讀生涯的描寫，以及對書齋情趣的歌詠。誠如清人在《唐宋詩醇》中評陸詩云：“至于漁舟樵徑，茶碗爐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為歌詠，以寄其意。”陸游一生中有二十年隱居在山陰農村，過著清貧而寧靜的書齋生活。陸游熱愛農耕生活，陸游集中描寫農村生活的作品多達2000多首。陸游在詩中贊美江南農村的寧靜生活和淳樸民風，也贊美隱居生活的閑情逸致和越中山水的秀麗景色。不難想象，如果陸游生逢一個和平時代，他既可能為食祿養親而出仕，也可能急流勇退而歸隱，走一條與陶淵明相似的人生軌跡。只因陸游生逢河山破碎、國土淪喪的時代，故而中年投軍，萬里從戎，且終生渴望著殺敵雪恥、收復中原。但是在內心深處，他熱愛和平，熱愛安定平和的農耕生活。說到底，陸游所以要堅持抗金復國的大業，其根本目的就是恢復華夏民族賴以為生的大片國土，讓人民在不受外族侵擾的和平環境里從事農桑。晚年的陸游雖然未曾忘記中原，但他的生活形態則相當接近陶淵明，他對陶詩境界的仿效展示了耕讀生涯的盎然詩意，也表達了華夏民族熱愛和平的價值取向。

第六，陸游是南宋詩壇上學術成就十分卓著的學者型詩人，他除了以其詩、詞、文的創作業績被載入史冊以外，其《南唐書》和《老學庵筆記》等學術性著作也深受后人重視。陸游的文學創作成就也與其學識有密切關系，正如元人劉塤評陸游詩文所云：“凡此皆以議論為文章，以學識發議論。非胸中有千百卷書，筆下能挽萬鈞重者不能及。”（《隱居通義》卷二一）雖然陸游畢生都以抗金復國為最高人生理想，但是事實上他的大部分歲月都是在書齋中度過的，黃卷青燈是他最主要的生活內容。于是，陸游作為學者的形象便在其詩歌中得到全面、生動的展現。陸游以讀書為題材的詩中則點綴著許多有趣的生活細節，洋溢著濃郁的生活氣息，從而鮮明生動地展現出一位士人的日常生活的畫面。作為普及讀物的本書不擬討論陸游的學術成就，但對于陸游詩中刻畫其治學生涯的作品則十分關注。就其全面性和鮮活程度而言，陸游詩中的學者形象與讀書經歷也許是整個古典詩歌史上的獨特存在。解讀這些作品，對于提升當代全民閱讀的質量有著巨大的啟發作用。

第七，在陸游的一生中，游宦蜀漢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一個階段。《唐宋詩醇》卷四二總評陸游說：“觀游之生平，有與杜甫類者。少歷兵間，晚棲農畝，中間浮沈中外，在蜀之日頗多。”的確，巴蜀之游是詩人陸游最重要的人生經歷，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創作轉變就是發生在從戎蜀漢以后。他在出蜀東歸后還不斷地懷念漢中與蜀地的風土人情以及他在那里的生活經歷，并時時見于歌詠。陸游對巴蜀的回憶有著非常豐富的內涵，除了雄奇靈秀的巴山蜀水以外，蜀地的風土人情、衣食住行以及詩人的朋僚友好與自身遭際，也都使他夢魂縈繞。蜀中自古多出人才，陸游在蜀中結識了許多賢士與俠士。陸游東歸后時時作詩懷念蜀中友人，對蜀中賢士的思念正寄托著詩人自身的人生理想，故而情文并茂，感人至深。

第八，陸游的生活經歷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其詩歌創作過程也可分成與之相應的三個階段，其中第二個階段是陸詩臻于成熟的關鍵時期。正如清人趙翼所說：“放翁詩之宏肆，自從戎巴蜀，而境界又一變。”（《甌北詩話》卷六）陸游晚年回憶他在“四十從戎駐南鄭”時創作上發生了“詩家三昧忽見前，屈賈在眼元歷歷”（《九月一日夜讀詩稿有感走筆作歌》）的巨大變化。所謂“詩家三昧”的具體內涵是什么？ 學界曾認為指從軍生活引起詩歌題材的轉變，其實不然，因為陸游早期的詩歌中憂國念時的主調早已確立。本書認為“詩家三昧”實指陸游在抗金前線受到緊張、豪宕的軍營生活的激發，而領悟到應該改變早年專以“藻繪”為工的詩風，從而追求宏肆奔放的風格。由于只有這種風格才與陸游的宏偉抱負及狂放性格最相適應，也只有這種風格才最符合陸詩所要反映的時代的脈搏。所以陸游一旦找到這種最適合自己的風格之后，他的創作就產生了質的飛躍。正由于這個原因，陸游把自己的詩集題作《劍南詩稿》。

第九，在南宋前期的詩壇上，陸游與楊萬里、范成大、尤袤四人被稱為“中興四大詩人”。然而從創作實績與文學史地位來看，陸、楊二人的成就在四人中迥然挺出。無論是生前還是身后，陸、楊二人才是南宋詩壇上并駕齊驅的兩大家。加上陸、楊二人詩風迥異，持論亦多不同，正好形成互相對照的關系。本書專講陸游，故以楊萬里為參照物來進行觀照，或可對陸游及陸詩的某些方面看得更為清楚。比如二人之詩學思想均出儒家，然楊萬里從理學家的角度闡釋儒家詩論，頗有食古不化的傾向，陸游則將儒學精神與現實需要相結合。二人均重視客觀環境對詩人靈感的作用，然楊萬里更重視自然之觸動，作詩也多詠景物；陸游則重視社會生活之激發，作詩多關注社會現實。二人均自稱詩風曾發生突變，然楊萬里之詩風轉變實為循序漸進之量變，陸游則確實受到軍營生活的激發而產生風格境界之飛躍。

第十，陸游為南宋詩人之冠，辛棄疾為南宋詞人之冠。詩、詞異體，無法評騭高低。但由于二人皆為愛國志士，陸詩與辛詞具有相似的主題傾向與風格傾向，故仍有許多足資對照之處。首先，辛、陸二人都處在國家危亡的動蕩時代，他們都是為抗金復國呼號終生的志士。但二人的家庭背景、人生經歷有較大差異，辛棄疾生于將帥之家，陸游則生于世代詩書簪纓之家。辛棄疾曾經親冒矢鏑，馳騁疆場，陸游則僅能在夢中到達鐵馬冰河的抗金戰場。就抗金戰斗的內容而言，辛詞與陸詩的最大差異是前者多為寫實，后者純出虛構，故辛詞只對親身經歷如實敘述，陸詩反倒可以盡情地展開痛快淋漓的想象。南宋朝廷的總體國策是偏安求和，當時的國力也難以擊敗金國，所以報國無路的悲劇是辛、陸共同的命運，抒寫有志難酬的痛苦是辛詞、陸詩共同的主題。但就具體的表現而言，辛詞、陸詩又是同中有異。由于詞體比詩體更適于表現深曲宛轉的內心情思，故辛詞抒寫的痛苦情緒也比陸詩更顯深沉。在南宋那樣偏安一隅、國勢衰微的時代，竟然產生了陸、辛這兩位偉大的愛國詩人和愛國詞人，真是“國家不幸詩家幸”這個詩學原理的生動例證。陸詩與辛詞把愛國主題弘揚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從而為宋代文學注入了英雄主義和陽剛之氣，并維護了中華民族的自信和尊嚴，這是他們最偉大的歷史性貢獻。

自從2005年中國陸游研究會成立以來，我一直承乏擔任會長，并曾多次主持陸游學術研討會。限于學識與才力，我雖熱愛陸游，也努力從事陸游研究，但所獲成果相當儉薄，愧對陸游與研究會的同仁。今年是陸游誕辰九百周年，又是陸游研究會成立二十周年。我把歷年所撰的近二十篇關于陸游的文章的主要內容改寫成這本小書，既是向陸游研究會的同仁與廣大的陸游愛好者交出一份工作匯報，也是向陸游誕辰紀念獻上一瓣心香。為了便于讀者閱讀，我盡量消除了原文的論文腔，還刪去了原文的大量注釋。讀者如想了解書中引文的文獻出處，可以參閱后記中所附的論文目錄。顯然，本書沒有涵蓋陸游的全部生平事跡，例如以《南唐書》為代表作的史學成就，以《渭南文集》為代表的古文成就，本書中均付闕如。主要原因是我的學術研究一向局限于古典詩歌，對于史學與古文則相當生疏。我雖曾閱讀上述二書，但迄未寫過有關陸游史學的文字，對其古文也僅有一文論其《入蜀記》，另一文專論《渭南文集》的注釋問題。不知為不知，不敢妄談。

陸游離開我們八百多年了，然而哲人雖遠，典型永存。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