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3年調到固原地區文聯任《六盤山》雜志編輯后，我每年都在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每年都在思考，文藝如何落實“二為”方向，文藝到底如何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當年，我總是給大家推薦《平凡的世界》，感覺它可以激勵父老鄉親告別貧困，走向小康。2001年，調到銀川市文聯任《黃河文學》編輯后，我感覺人們越來越不缺吃，不缺穿，越來越富裕，但是，心理層面的“急難愁盼”越來越多。推薦大家閱讀《平凡的世界》，已經不能完全解決問題。這時，文藝何為？推薦大家讀西方心理學，同樣收效不大。一天，我突然想到，我們的祖先，五千多年來，是如何解決這些問題的？就開始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找答案。先是讀《論語》，有豁然開朗之感。2006年，開始講《論語》，反饋很不錯。2010年，講稿《尋找安詳》被中山圖書館的呂梅館長推薦給中華書局的編輯祝安順訴諸出版，推薦理由是，中山大講堂辦了好多年，請了一百多位專家講課，就我的那堂課，解決了她的心理問題。祝安順收到書稿后，第三天就回信，決定出版。書出版后，讀者的歡迎程度，出乎我們的意料，不到半個月就斷貨，一印再印，甚至出現了需要批量書的讀者催印的情況。不少身陷心理困境的讀者，借此走了出來。口耳相傳，不少人來找我，一時有些無法招架。漸漸地，我就有了辦讀書會的想法。

2012年，我發起設立了全公益“尋找安詳小課堂”，就如何降低抑郁率、離婚率、犯罪率，開展文學的功能性實驗，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十三年來，參與線上線下學習的學員，上百萬人次，被復制到全國三十個省區市，被教育部等部門表彰，被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文學報》《中華讀書報》、中國教育網、《寧夏日報》、寧夏電視臺、《華興時報》等媒體多次報道。

隨著影響力的擴大，越來越多的媒體就“小課堂”是如何以文化人、服務民生的問題來采訪。在一次次回答記者的提問中，有一條內在邏輯線逐漸清晰起來。這里，我僅就如何幫助被抑郁折磨的青少年走出困境的話題，和讀者諸君分享。

習近平總書記講，如果沒有中華五千年的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國特色？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里有我們今天這么成功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同樣，要想解決中國的青少年心理問題，就得用我們自己的文化配方，就像人生病后需要輸血，一定要配對血型一樣。

通過一樁樁案例，我發現，青少年抑郁率之所以不斷上升，有十分復雜的社會原因，但教育走向片面化是一個重要方面。

古典教育強調教育的整體性和系統性，至少包括生存教育、心性教育、道德教育、勞動教育、審美教育，最后才是知識教育。但是一段時間，知識教育一家獨大，其他五個板塊被嚴重忽略，教育走向“六分之一化”。好多家長只盯著知識教育，給孩子帶來極大的精神壓力。只要學習成績上不去，家長和孩子就會被一種巨大的挫敗感打垮，從而變得失落、焦慮，甚至出現極端情況。

而要糾正這一缺失，就要讓家長把目標式幸福觀調整到過程式幸福觀。當家長把目標式幸福觀調整為過程式幸福觀，因目標帶來的焦慮就會漸漸消失，家長的焦慮消失了，孩子的壓力就會大大減小。

而要讓家長把目標式幸福觀調整為過程式幸福觀，就要讓他們認識到真正的幸福事實上只存在于過程中；而要讓家長確認這一認知，必須親身體驗。用《醒來》一書中的話說，學生在學習的過程就要幸福，而不是等考上大學。具體來講，聽課的時候就要幸福，寫作業的時候就要幸福。再具體來講，在寫“人”字的一撇的時候就要幸福，寫一捺的時候就要幸福，如果在寫一撇一捺的時候沒有體會到幸福，等把“人”字寫完才幸福，就已然和幸福錯過，更別說等考上大學了。

而要讓家長真切體驗這種過程式幸福，“尋找安詳小課堂”用的方法是幫助他們找到“現場感”。簡單地說，就是用各種路徑幫助家長回到每一個當下，回到“這一刻”，同時保持覺知。

漸漸地，大家意識到，在“這一刻”之外找幸福，是永遠找不到的。漸漸地，大家意識到，找到“現場感”是生命教育的核心。回望中華經典，幾乎無一例外都讓我們活在現場，活在當下，活在“這一刻”，活在過程之美中。一個人如果總是活在過程中，活在“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中，就不會過度考慮結果，生命狀態就積極向上，充滿喜悅，焦慮和抑郁也就無從靠近。

在“小課堂”，人們看到的事實是，當一個孩子找到現場感，在現場感中學習時，他的學習成績便驚人地提高了，真是有心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在“小課堂”，人們同樣吃驚地看到，一家企業，在全面引進“小課堂”的課程后，一年時間，業績從全國第三十六名提升到第六名，其中有許多原因，但現場感起的作用，是肯定的。

為了讓家長和孩子們體驗“現場感”，“小課堂”制定了六項班規。禁煙、止語、早睡早起、封存手機、低碳飲食、粗茶淡飯。目的都是為了讓心高質量地回到現場，讓學員在最樸素的生活現場感受平時常常錯過的幸福。吃“現場飯”，在明明白白地咀嚼中體會現場感，以及現場感帶來的幸福；走“現場步”，在明明白白地提、移、落、觸中體會現場感，以及現場感帶來的幸福；除“現場塵”，在明明白白地一擦一拭中體會現場感，以及現場感帶來的幸福；讀“現場書”，在讀得清清楚楚聽得清清楚楚中體會現場感，以及現場感帶來的幸福。

無論是行、住、坐、臥，吃、穿、誦、讀，都要“知道”自己“在場”，都要時時刻刻、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當這個“知道力”漸漸強大，當焦慮的念頭一旦萌生，就會被馬上發現，然后讓心離開這一念頭，重新回到現場，而一旦回到現場，焦慮就消失了。

時間久了，同學就會清晰地剝離出兩個“我”，一個是起心動念的“我”。一個是能夠發現這個起心動念的“我”，找到這個“發現者”，并保持在生活中，就是“現場感”。

就是說，只要養成時時刻刻回到現場的習慣，焦慮就無空可鉆。當一個人總是明明白白地活在“這一刻”，就不會追憶過去，幻想未來，他就只是純粹地活在“現場流”里，而這種“現場流”，就是“幸福流”。換句話說，幸福就是知道自己“在”，幸福就是生命本身。

在改變認知和有了親身體驗之后，還需要足夠的強度和長度讓他保持，就像剛打出來的泉水，很快就會被泥沙淤堵。通過十三年的實踐，“小課堂”的志愿者發現，能夠解決問題的底線時間長度是三天半，而強度的維持，“小課堂”用的是共振原理。

三天半的時間，大家同聽一堂課，頻率漸漸趨同，形成生命的共振場，正如節拍器的共振實驗。

每次開課前，我們都會讓大家看這樣一個實驗：把同一白色平臺上的鐘擺隨意撥亂擺動，到達一定的臨界點之后，鐘擺的步調變得完全一致。實驗說明，在一個區間內，通過音波可以達成共振。根據量子力學的原理，萬物都是振動，想法也是一種振動，因此也會產生共振，相互影響。當一群人同時發出良善的想法，將會令很多人產生共振。

共振分高頻共振和低頻共振，“小課堂”當然選擇的是高頻共振。三天半的時間，通過傾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開展連根養根、誦讀經典、看家人長處、找自己短處、寫一封家書、重新規劃人生、走“現場步”等活動，打開學員心門，讓其釋放冷漠、抱怨、仇恨、痛苦等消極情緒，代之以原諒、包容、安詳、喜悅，一改平時說長道短、論是說非、意緒紛飛的狀態，從而完成舊記憶清理、潛意識改造，使意識亮度提升，從而走進安詳，回歸喜悅。

鐘擺實驗證明，在這個宇宙空間，個體的情緒會影響到整體。在十三年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中，“小課堂”的志愿者發現，如果單就孩子進行干預，效果并不理想。一個孩子抑郁了，有多種原因，但父母關系緊張，或者有比較強烈的占有欲、控制欲、表現欲是主要原因，當父母進行舊記憶的深度清理，改變慣性思維和言行之后，不少孩子很快就會改變。孩子既是生命個體，又是家庭共體，一出生，他就生活在家庭共振場中。因此，每當接到求助請求，志愿者總是建議家長先參加學習，因為家長是孩子的底片，底片換了，電影就換了。天長日久，志愿者甚至發現，家長在學習，孩子在改變。這時，大家才理解老子為什么講“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

“小課堂”的志愿者曾經做過一個“草莓實驗”。將草莓分成四組，依次放入貼有“我愛你”、“我錯了”、“我恨你”和不貼標簽的瓶子里進行心理暗示。十八天后，同樣的草莓奇跡般地呈現不同的生命狀態。讓人吃驚的是，最先發霉變質的居然不是貼有“我恨你”標簽的瓶子里的草莓，而是什么信號都不給的。貼有“我愛你”標簽的瓶子里的草莓十八天后還保持著一定的新鮮度，漠然置之的早已發霉變質。可見，在生活中，冷漠比仇恨還要傷人。孩子最恐懼的不是家長和老師的批評，而是漠視和冷落。夫妻冷戰，讓家庭充斥冷漠的磁場，對孩子造成的傷害更大。家庭如果充滿愛與溫暖、歡聲與笑語，孩子的身心自然就會是健康的。

基于這樣的認知，“小課堂”的志愿者既是輔導員，又是“愛心媽媽”，擁抱多于說教，表揚多于批評，時時處處讓學員感受父愛母愛一般的溫暖。三天半的課程，可以說是用愛暖化問題青少年心理堅冰的過程。不少孩子，剛進課堂時，是拒絕輔導員的擁抱的，但是等到結業時，他會主動把小身子投向輔導員的懷抱。

在《醒來》一書中，我借用霍金斯能量級理論指出，生命能量級是由情緒決定的。情緒和生命狀態密不可分。霍金斯把生命能量級用一到一千級標識，他認為一個人的生命能級低于二百級，這個人就要生病了。“恐懼”對應一百級，“憤怒”對應一百五十級，愛和喜樂對應五百級。這一心理學實驗結論證明了老子講的“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和《黃帝內經》講的“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是生命真理。

而“精神內守”的狀態就是現場感。在現場，既是方法論，又是幸福觀，又是價值觀，又是生命觀。當一個人活在現場，活在生命的“這一刻”，生命能級至少在六百級。

當然，這一切都是以學員對課堂百分之百的信任為前提的。這也就是十三年來，“小課堂”為什么不收一分錢學費，管吃管住，臨行還要贈送延伸性學習書籍的原因，因為一旦讓學員感受到哪怕一點點商業的味道，暖化的力量就會減弱，感動的力量就會下降。而感動，是最好的改造力。

“小課堂”的主體教程除了紅色電影、《記住鄉愁》、系列家風課等視頻，還配有《中國之中》《尋找安詳》《醒來》《農歷》等書，在這些書中，筆者闡述了“小課堂”教程設計的基本原理和幫助抑郁青少年走出生命低谷的探索經驗。而2024年2月出版的《中國之美》，則從人類學的角度探討了如何才能化解沖突。筆者指出，要想人類沒有沖突，就得群體和群體之間沒有沖突；要想群體和群體之間沒有沖突，就得個體和個體之間沒有沖突；要想個體和個體之間沒有沖突，就得個體內心沒有沖突。

由此，把個體尋找安詳、回歸喜悅的意義上升到為民族復興、他人幸福培養生力軍的高度，就讓志愿者的奉獻，更加具有崇高性。

可喜的是，全國教育大會之后，“立德樹人”成為教育的根本任務。相信，隨著全社會的努力，青少年抑郁率會大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