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之濱的開放創新，與西北之地的壯美遼闊雙向奔赴，不同地域文化碰撞將激發出更強大的思想活力。”長三角·大西部文學周6月6日在上海拉開序幕，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聯黨組書記、副主席鄧選斌的一番發言引發共振。

以“共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同攀文學新高峰”為主題，上海聯合江蘇、浙江、安徽、西藏、甘肅、青海、寧夏、新疆等九地作協發布共同倡議，東西部文學合作由此正式啟動——聚焦時代，書寫文學發展新篇章；互學互鑒，開拓民族文學新境界；搭建平臺，建立常態化交流機制；培育新人，激發文學創作新活力；跨界融合，推動文學作品多元轉化。

從黃浦江畔到雪域高原，跳出單一地域標簽

“無論東部文學還是西部文學，都是新時代文學高質量發展的中堅力量，都是書寫新時代偉大實踐、講好中國故事的主力軍，都在文化強國建設中肩負著重要責任與使命。”中國作協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吳義勤表示，新時代的偉大實踐，為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豐富資源和廣闊舞臺。

賀蘭山下沃野千里，黃河兩岸生機無限。“苦難-抗爭-超越”正逐步取代傳統的苦難敘事，成為西海固文學新的敘事邏輯。廣大西海固作家用生動溫情的筆觸記錄山鄉巨變，用樸素厚重的情懷書寫人民史詩，文學成果日益豐碩——從“綠化樹”（張賢亮）到“三棵樹”（石舒清、陳繼明、金甌），再到“新三棵樹”（季棟梁、漠月、張學東），逐漸培育形成郁郁蔥蔥的寧夏“文學林”，如馬金蓮、阿舍、馬占祥、馬駿、我本瘋狂等作家崛起。

更多作家跳出刻板印象里對一座城市或一方水土的單一標簽，以個性化語調展開鮮活敘事。上世紀80年代以扎西達娃為首的西藏作家群以先鋒寫作姿態，開啟我國小說敘事創新的先河，“雪野詩”深深觸動詩歌界。西藏作協主席次仁羅布談道，隨著全球化與信息化浪潮洶涌，文化多元碰撞，如何在保持民族特色基礎上創新，契合時代需求，是亟待解決的課題，包括作品內容的深度挖掘、形式創新、傳播層面等。

當代詩中，既有新疆周濤的“新邊塞詩”，也有長三角的“江南七子”，兩種風致，相互映照。“東與西的文學從各美其美的探索中，又從美美與共的交集與渴望中不斷形成新的生命力。”安徽省作協主席陳先發說。

把豐富生態資源轉換成有辨識度的“根”

“不是我要去寫馬，是馬自己沖進來了。”新疆作家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提及《黑馬歸去》《歇馬臺》《白水臺》等小說中“馬”的意象集合，“這些馬帶著哈薩克族游牧生活痕跡以及精神訴求，自己‘沖’進字里行間，而這種文學的想象一定是廣袤土地給予我們的。”

不少西部作家都談到，寫作起初是經驗式的：寫土地、寫村莊、寫身邊人。但局限也存在，寧夏作家馬金蓮在中篇小說《長河》之后意識到：“資源是有限的，會用完、會枯竭。”如何開鑿更多文學泉眼？她拓展寫作題材，筆下人物進入城鎮、城市甚至遠赴海外。近期創作的作品討論AI陪伴老人王阿婆的親情倫理話題。“寫的時候有一些驚心動魄的力量在里面，但現實基礎還是牢牢扎進土地里，光是王阿婆生活的小村莊，我就花了不少心思去把細節寫扎實。”

多位作家評論家并不諱言困境——寫作資源豐富，多元豐富的表達卻不夠。以自然環境優越的青海為例，省內有三個國家公園，自然寫作尚需作家不斷探索。曾獲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的青海作家龍仁青提出，緊貼地面寫作有助于刷新“文學辨識度”，“豐富的生態地域資源賦予作品鮮明辨識度。比如青海湖邊的普氏原羚，比大熊貓還稀少。我們不能總寫別人的山川，也要寫自己的雪豹、藏羚羊。”對民族特色和腳下土地有擔當，才能讓筆下文學創作耳目一新。

打破經驗邊界，從“我”寫到“我們”

作家不一定拘囿本地，打破地域與經驗的邊界，成為東西部作家尋找突破口的重要方向。

“從土地中來，有相對固定的背景，但具體怎么寫并沒有一定的規矩。”藏族作家吉米平階早期小說《北京藏人》，書寫在北京工作的藏族人的生活。“但很顯然不是北京人寫的北京，也不是其他民族寫的北京。”他強調，作家要有自己的“根”，但根不是束縛，而是支撐。

從“家門口的樹”寫出去，土地之所以厚重，底下埋的是集體記憶。“因為這棵樹從根基、從樹干，長成以后是在天空下的。正如王蒙寫《在伊犁》時，他對語言的掌握歸根結底源自對當地新疆文化的熱愛、對新疆大地的追問，貫通了集體共同記憶。由此聯想到，對寫作有了土地提供的根基，又有了樹干的擔當、情感和寄托，同時枝繁葉茂，一定是在家國情懷的敘事空間下，才有更大的生長價值。”葉爾克西·胡爾曼別克說，這種打破界限的敘事，看的是“我”，同時又是“我們”。

未來一周內，上海將舉辦多場系列座談會、作家新作分享會、詩歌朗誦會，還將舉辦第一屆“上海-西部作家班”。上海還將發揮思南讀書會、上海國際詩歌節、上海國際文學周、上海寫作計劃等文學品牌效應，借助《收獲》《萌芽》《上海文學》等雜志期刊，及上海書展、上海文學館等資源，為東西部文學創作與合作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