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文社科領域對人與動物關系的思考不斷走向深化。有關動物的議題，已經涵蓋哲學、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心理學、文學等多個學科范疇。在文學領域，動物文學研究已涵括古典時期到當代時期，從神話、寓言、童話到小說、詩歌、戲劇，從文本解讀、理論建構到意義探尋，形成了一個獨立而科學的理論體系。與國外研究的系統性與深入性相比，國內研究尚顯單薄且起步較晚，并一度偏重于對西方文學文本的解讀與文藝學理論方法建構。進入新世紀以來，伴隨著中國文學動物敘事創作潮流涌現，圍繞其所開展的相關研究也逐漸成為熱點，發展至今已形成蔚為壯觀的學術局面。

現有的動物敘事研究成果，往往聚焦人性、生態、神話、圖騰等核心概念。近年來的相關研究多集中在生態批評的范疇，在“人與自然”的關系框架內展開，深入到對當代動物敘事生態倫理層面的考察。但這里一直相對忽視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向度，即民族與民族性的概念指涉。截至目前，只有少數文章站在民族文化視域開展相關研究，這一領域尚有極大的開掘空間。

在今天，保護動物物種多樣性早已成為人類共識。在向原始民族學習與自然和諧共生經驗的大趨勢下，建構一個清晰醒目的民族動物志圖譜，理應成為動物敘事研究的核心要義。對于一個古老而后發的多民族現代國家而言，眾多的民族書寫樣貌與各具風格的語言藝術，是極其寶貴的敘事資源。如何立足民族本位，在全球性視野中彰顯本土特色動物敘事的話語優勢，其中至關重要的一點即是將動物敘事創作上升到民族志和時代志的高度，聚焦民族、民間的文化心理內部，探尋民族動物敘事的發生發展及其所蘊含的集體心理原型，實現深層次的文化意義與思想內涵的拓展發掘。

二

通過溯源不難發現，在廣袤富饒的中華大地上，動物與人共同生活在一片天空之下，彼此間的緊密關聯可謂源遠流長。有關動物的書寫無疑是各民族古老厚重的敘事傳統，其中凝聚著人類集體無意識的經驗積累與智慧結晶，幾乎貫穿了各民族起源、進化與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雖然其具體表征方式、敘述形態與情感訴求等不盡相同，但無疑都共同指涉著動物與民族、與自然之間休戚相關的內在關系。在少數民族的整體文化視野中，動物自始至終以一種圖騰表達的方式寄托著被守護與庇佑的情感訴求，調節著人與自然的關系，推動人們將保護自然、回饋自然作為集體意識和行為準則，力求在與自然的和諧相處之中，獲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可以說，動物神靈的歷史本身即是人類歷史的一個側面，反映出動物與人相互依存的關系。萬物有靈、動物崇拜等原始情感基質則橫亙在各民族群眾的情感意識深處，影響著他們對人與動物、人與自然關系的最基本的理解與判定。

對此，卡西爾曾經有過經典的論斷：“原始人絕不缺乏把握事物的經驗區別的能力，但是在他們關于自然與生命的概念中，所有這些區別都被一種更強烈的情感湮沒了：他深深相信，有一種基本的不可磨滅的生命一體化溝通了多種多樣的個別生命形式。……所有生命形式都有親族關系似乎是神話思維的一個普遍預設。”在原始人的情感認同中，動植物與人類一樣擁有生命與“靈魂”，應該被作為生命主體來對待。正是依托“生命一體化”所帶來的均衡的力量，人與自然之間積極、正態的關系才得以被有效調節，并確保了人類能夠在極其艱苦的自然環境下安之若素。時至今日，這種觀念依然深刻影響著各民族人民與動物之間關系的判定，他們選擇與動物共棲共存，以期實現人與自然的溝通與和諧。

圖騰文化是世界范圍內的民族或部落在一定歷史階段上普遍存在過的文化現象，我國大多數少數民族或多或少都保留了動物圖騰文化，比如鄂溫克、鄂倫春族崇拜熊、鹿，蒙古族以狼、鹿等為圖騰，土家族崇拜白虎，回族與馬的關系緊密等。少數民族作家的創作深深根植于民間土壤，具有強烈的文化自覺意識，透過他們筆下的動物書寫，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一個民族的文化品性與情感內核。

正如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所言：“血脈里流淌的游牧祖先的基因冥冥中被遼闊無邊的風喚醒。在這里，我似乎找到了靈魂的歸宿，找到了文學創作的神性和源泉。”民族文化之根已經深植在少數民族作家們的靈魂深處，成為他們展現民族地域文化、書寫動人生命視域的永恒源泉。他們以其特有的動物敘事，在與讀者期待視野的雙向互動中，呈現出本民族的某些思維觀念和形成于特定文學形式中的獨特審美范式。特別是在“民族—生態—動物”這三維緊密關聯的倫理視域中，通過作為人的思想意識側面的動物敘事，反映民族精神風貌與品格，從而加深我們對民族文化心理的認知。在藏族作家次仁羅布的《放生羊》中，羊與老人之間形成牢固而默契的情感聯盟，彼此相互守望，共同經歷生命的救贖；在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鶴的動物敘事中，動物的生存命運得到最為原生態的展示，作者將動物還原于自然界，以憂傷深沉的筆調書寫動物故事；回族作家石舒清通過《清水里的刀子》《失蹤的羊》等系列創作，以生動扎實的西海固書寫展現中華文化多元包容的特質，為當代文學注入新的活力與生機；而在鄂溫克族作家烏熱爾圖筆下，諸如熊、鹿、馬、獵犬、鳥、狼等諸多具有鮮活生命質地的動物意象被置于民族文化與生態保護視域之內，成為反觀人類自身、彰顯民族特性、呼喚人與自然和諧共存的象征符號，具備突出的敘事張力與豐富的意旨空間。

三

進入21世紀，民族文學始終站在時代前沿，緊跟社會發展步伐，對諸多重要題旨作出強有力的回應，不斷書寫著極富時代內涵的“新故事”。動物敘事作為當代民族文學中頗為重要的寫作類型，其敘事范疇早已由生存主體（個人）的生命內涵拓展至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文化和倫理，涵蓋生態、種群、民族、家園、文明等重要概念。民族視域作為方法論，應當始終成為我們在對動物敘事作出有效闡發時的一個核心向度，包括對具體敘述手法的本土化探究，兼及修辭策略、情節模式、結構鋪陳等維度（如對中國古典小說中常見寫作技法與創作元素的吸收），在類型學視野中依托具體文本進行共時性考察，進而歸納和提煉民族文學動物敘事的主導敘述品格。

魯迅曾談到，“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凸顯出民族書寫與地方色彩的重要意義。土家族作家李傳鋒借動物敘事實現對鄂西南人民生活習俗與生存樣貌的精彩描摹；仡佬族作家趙劍平執著于黔北農村當代生活與古老民俗傳統的貫通書寫；在蒙古族作家郭雪波筆下，科爾沁草原的生態狀況與地方風俗成為其重點觀照的寫作對象；處于華夏腹地、人文底蘊深厚的秦嶺，則成為滿族作家葉廣芩動物敘事源源不斷的敘事資源；無邊的呼倫貝爾草原和廣袤的大興安嶺原始森林，與格日勒其木格·黑鶴永遠聯結在一起，成為其情感與血脈的延伸。作家們的書寫，為我們打開了一個極為重要的研究視域，即從文化自覺與民族原生態書寫的維度出發，闡發民族文學動物敘事創作者如何通過原生態的敘述，實現對民族地域風格與民俗風情的展示，同時直面全球性的環境危機與生態主題，彰顯中國式動物書寫的獨特經驗與世界性貢獻，其必將對傳承弘揚民族精神、繁榮發展民族文化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作者系江南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主任，本文系2023年江蘇省社科基金項目“中國當代小說動物敘事的話語范式研究（23ZWB007）”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