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時代會影響個人的命運，而個人的選擇又會影響到生命的價值和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一生中最值得紀念的往往只是幾個最難忘的瞬間。葉圣陶在抗戰勝利后最難忘的瞬間應該是1949年1月7日、4月22日和8月28日，正是這三個瞬間成就了葉圣陶在中國前途“大轉運”期的輝煌，借用他老人家晚年的話說是：“家住吳門，改作長安人?！?/p>

一、“像夢境一般如詩似畫”的蘇州故居

葉圣陶（1894―1988）是我國現代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出生于蘇州城內懸橋巷一個平民家庭。他在1911年11月27日（農歷十月初七）的日記中寫道：“我家無半畝田一間屋。又無數十金之儲蓄。大人為人作嫁，亦僅敷衣食。今年水患，農田收租減色，又且征軍餉于田畝，則我家所入定致不敷，就目前觀之，竟將致不能舉火。大人日夜嘆，謂將凍餓及身也，小子聽之，亦無限惶恐。噫，質庫無物，告貸無方，不知何以過此年也！始以為貧非真病，今知貧之足以抑人已?！保?）他父親給一家地主當賬房，幫助收繳田租，收入相當微薄。1912年春，葉圣陶中學畢業后當上小學教師，后來晉升為中學、師范、大學教師，成了著名的作家和出版家，1923年春應聘到商務印書館國文部當編輯后，便把家從蘇州搬到上海，生活寬裕了，而從《沒有秋蟲的地方》、《叢墓似的人間》和《天井里的種植》（2）等一系列寫上海的散文中可以看出，他打心眼里不喜歡上海，等到有了一定的積蓄，就在蘇州滾繡坊青石弄置地造了四間瓦房（即青石弄五號），1935年10月把家從上海搬回蘇州，每月定期到上海審定《中學生》雜志及相關書籍的書稿。葉至誠在《青石弄故居》中寫道：

青石弄五號對于父親來說，恰好比他早期的童話。固然像夢境一般如詩似畫……說它“像夢境一般如詩似畫”，因為這里有四間小屋。從中一隔，祖母、父母親和我們三個孩子，合家老小都有了各自的臥室。除此之外，又有吃飯間以及略事布置的會客室和宴賓室。雪白的粉墻，簡單的陳設，內里寬舒、敞亮；檐下的矮圍走廊，荸薺色的廊柱門窗，外觀整潔、大方。絕不是上海什么弄什么里鴿子箱那樣狹窄的“叢墓似的人間”。

說它“像夢境一般如詩似畫”，因為屋前有一個園子，再不用鑿開堅硬的水門汀，請工人運走滿地磚礫，載來田野里的泥土，從事“天井里的種植”。總共栽了廣玉蘭、海棠、紅梅、石榴、槐樹、葡萄……十幾棵樹木，四時不斷地有花葉可玩。墻頭的爬山虎，墻腳的書帶草，把整個小屋和園子鑲嵌在一副常青的框架里。

說它“像夢境一般如詩似畫”，因為周圍不再是淡漠無味的“沒有秋蟲的地方”。豈止秋蟲，更有鄧尉的香雪海，滄浪亭的荷塘，幾座園林的皚皚雪景，裝點著四時的流轉。春日嫩綠的莼菜，初秋潔白的鮮藕，帶來鄉村清新淳樸的氣息。茶館、酒樓，糕團、點心，小巷、深院，河道、航船，昆曲、說書，吳歌、蘇繡，觀前、閶門，天平、虎丘……一樁樁，一件件，無不散發出濃郁的鄉情，召喚著早年的記憶。（3）

遺憾的是這“像夢境一般如詩似畫”的家園瞬息即逝。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揭開了全面抗戰的帷幕。“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八一四”日機轟炸蘇州火車站，蘇州危在旦夕。葉圣陶懷著“中華始不畏強御”的信念和“不惜放棄所有”的決斷，舉家西遷，在四川流亡了八年之久。

1938年年初，葉圣陶從上海親友的來信中得知青石弄房屋未毀，在給夏丏尊的信中說：“青石弄小屋存毀無殊，芳春未挽，惟有永別。遙想梅枝，應有紅萼。曩昔曾想，此樹此屋不知毀于誰手，亦不知何時與別。今乃如此，實非初料也?！保?）1939年年初，連發生了受托照看房屋的陳媽要求接濟和朱姓汪偽小政客占據房屋的事，葉圣陶在給王伯祥的信中說：“青石弄房屋不曾炸掉，反而多一累贅。陳媽要求接濟亦在情理之中。……其實此屋究屬弟與否，今尚不可知，而不免為之略一操心，且累及親友，甚矣身外之煩人也！清真詞曰：‘且莫思身外，長近尊前’，雖嫌頹廢，究善自適?！保?）雖說“此屋究屬弟與否，今尚不可知”，但畢竟是“像夢境一般如詩似畫”的家園，免不了也會“觸景生情”“日有所思，夜有所夢”。1941年6月1日日記云：“天仍酷熱，竟日或坐或臥。思作一詞，懷念家園?！保?）這首詞就是收在《葉圣陶集》第8卷的《湘春夜月·憶家園榴花》：

短墻陰，一株還擢瓊英。忍問舊日清嘉，猶未洗蠻腥！巷角后庭閑唱，又闔閭臺畔，尺八簫聲。料萼羞蕊赧，虛廊悄對，無限愁生。 東流逝水，西斜夜月，應訴余情。憶汝頻年，贏得是、帶寬途遠，行復行行。中原引領，但莽然、云失遙青。有昔夢，尚開軒見汝，依前照眼，邀我壺傾。（7）

1941年9月26日日記云：“昨半夜醒來，聞碾聲，以為在家園聞火車聲，旋知其非。因思此詩料也?！瓱粝聦⒃娮愠?，即繕寄與佩弦看之?！保?）這首詩題為《半醒聞水碾聲以為火車旋悟其非》，現抄錄于下：

半醒乍聞聲轆轆，韻律諧和調急速。

念此當是夜車過，望齊門前虎丘麓，

飆輪勢如不輾軌，西趨南京東滬瀆。

頓憶入蜀且四年，吾身寧在家園宿？

亦幾遺忘乘載便，唯睹喘息推獨轂，

摩托車病滑竿頑，百里之行有頰蹙。

轆轆者何蓋村舂，奔湍激碾碾新谷。

杜老曾詠雨外急，繁聲從知秋來熟。

此聲雖好亂吾腸，安得誠如吾思俶，

朝來開窗面庭園，手栽一一娛心目。（9）

“入蜀且四年”，但夢中系戀的仍是蘇州青石弄。而在這之后的流亡歲月里，總會時時想起要是清晨推開窗戶就能看到院子里親手栽種的花木，那該多好。

抗日戰爭勝利后，葉圣陶和家人一起從重慶乘木船“東歸”，1946年2月9日回到上海，被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推選為常務理事兼總務部主任，接替老舍主持文協的日常工作，又擔任開明書店編譯所主任，跟文藝界、學術界、教育界、出版界人士的交往越來越多；“上海在解放戰爭時期的民主運動”，他“大多參加了”（10），完全可以用“忙得不可開交”幾個字來形容，可心里總是惦念著青石弄。

1946年10月11日晚九時許，葉圣陶和胡墨林趁開明同人秋游無錫的機會回到蘇州，第二天一早去看青石弄，日記中寫道：“余與墨往青石弄視家屋。房屋尚不甚破敗，租居之人家略加修飾，屋內尚不壞。唯庭中則亂草不除，頗見荒蕪。樹木皆已長大，海棠、梅樹、杏樹、石榴、楓樹、柳樹皆在，唯廣玉蘭一株不見，殊為可惜?！保?1）

1948年3月29日，葉圣陶和葉至善回蘇州掃墓時又去看了青石弄，當天日記中寫道：“（晨）八時許，與小墨至青石弄看家屋。園中三柳方呈新綠。杏花已謝，海棠將作花。廣玉蘭本干已去，自根處萌新條十數，上綴葉芽。楓樹高齊屋檐，十年前僅兩尺許耳。屋后一桃樹，花開爛漫，一大枝出墻外。此是十年前由桃核萌發者也。爬墻草遍于四墻，葉芽尚未生。觀房屋則泥飾頗有損壞，門窗亦須修理。詢租住者，知屋間有漏處。而地板亦有動蕩者。若將來回蘇居住，徐徐修整，尚不甚費事。特不知何時實踐此愿耳?！保?2）

二、來自“遠方”和“北方”的召喚

葉圣陶常有“回蘇居住”的念頭，不料半年后喜從天降。葉圣陶1948年11月2日日記中寫道：“杜守素來，談近事，致遠方之意。謝之。”（13）簡短的幾句話，預示著中國社會偉大變革的序幕已經拉起。

杜守素（1889—1961）是史學家、哲學家杜國庠的筆名，192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文總）領導成員之一，抗戰期間擔任郭沫若任廳長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對外宣傳處第一科科長，1946年隨中共代表團遷到上海，從事研究和著述，并在民主人士和工商界人士中開展統戰工作?！斑h方”，是葉圣陶對中國共產黨親切的稱呼。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始，葉圣陶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摯友”（14），只是事情來得太突然，讓他沒有思想準備，答復的話也就說得很委婉。

于是，中共黨組織又委派與葉圣陶關系更親近的吳覺農前來勸導。吳覺農（1897―1989）浙江紹興上虞人，是我國當代茶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葉圣陶1948年12月19日日記：“覺農來，為遠方致意，余再度謝之?！保?5）葉圣陶擔心自己不能適應解放區的生活。黨組織知道后就來了個“特事特辦”，葉圣陶1948年12月28日日記中這樣寫道：

士敭自港來滬，報告近狀。夜飲后，彬（傅彬然）來，士敭繼來。

暫擬偕墨一游。緣是心不寧定，竟夕未得好睡。（16）

士敭姓章，是開明書店老板章錫琛的長子，時在香港從事進步的出版工作。中共黨組織委托他專程回上海給葉圣陶捎話，一是葉圣陶偕夫人胡墨林一同前往，還安排傅彬然與他們結伴同行；二是赴港的船票由章士敭代辦，并由章士敭負責護送到香港，黨組織想得這么周到，葉圣陶非常感動。緊接著，中共黨組織又于1949年1月3日派交通員李正文前來探訪，“轉達促行之意”（17）。

葉圣陶的夫人胡墨林（1893―1957）字翰先，浙江杭州人，1916年畢業于北京女子師范學校，先后在蘇州女子高等小學、南通女子師范、甪直吳縣第五高等小學女子部執教。在1925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蜜月期加入國民黨，并擔任國民黨上海婦女運動委員會委員，成了中國國民黨左派隊伍中的一名戰士，1927年“四·一二”后遭到“南京政府”的通緝，從此淡出政壇。20世紀30年代協助葉圣陶編輯《中學生》雜志，20世紀40年代協助葉圣陶編輯《國文雜志》，并擔任開明書店編譯所成都辦事處辦事員。中共黨組織決定邀請胡墨林出席即將召開的全國婦女代表大會，對葉圣陶來說是“雙喜臨門”，很快就促成了其1949年1月7日的“秘密離滬”，葉圣陶是日日記記：

晨五時起身。六時后，紅蕉（妹夫）來，二官（女兒至美）亦來。七時車離祥經里（寓所），送行者十馀人。車至華盛碼頭，為時尚早。候至九時，海關人員始檢查行李。至十時乃登輪。我人購房艙票，一間十四人。余與墨（胡墨林）上下床，靠右舷。士敭與彬（傅彬然）上下床，靠通道之壁。……較之自川東歸之木船，不啻天壤矣。（18）

葉圣陶夫婦悄悄離開上海，繞道臺灣到香港，再從香港乘船“北上”，到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的籌備工作。1月11日上午抵達香港后，受到香港工委和文委的負責人夏衍、邵荃麟、宋云彬、杜國庠、李正文等人的熱情歡迎。葉圣陶是日日記記：“士敏（士敭的胞弟）為我們賃房間二于（九龍）德鄰公寓”，“既而（宋）云彬夫人偕陳劭先夫人來訪”，晚“六時，陳劭老邀宴于餐館”，“云彬來夜談，告以種種情形”。（19）次日記：“夏衍來，所談與士敏、云彬相同而加詳。謂昨日又接北方來電，詢余到否，一切尚待商談，緩數日再決?！?夜“（邵）荃麟來長談，陳劭老亦至。十時散”。（20）“北方”和“遠方”都是葉圣陶對中國共產黨的尊稱。

三、融入“奔赴解放區”潮流中的欣慨

這時的香港既是新政協運動的中心，也是中國革命即將迎來巨變的“中轉站”。葉圣陶回憶說：“1948年11月初，遼沈戰役結束，就有許多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陸續進入解放區，真像‘涓泉歸?！频?。”葉圣陶在香港“遇到的熟人有一百位左右，大多是受中國共產黨的邀請，在那里等待進入解放區”（21），一幕幕激動人心的場景促使葉圣陶的精神為之大振。到香港第二天早上，他就迫不及待地給在上海的老友王伯祥和徐調孚等人寫信，敦促他們轉告鄭振鐸速來香港，同舟“北上”。信中寫道：

諸公均鑒：

在臺寄一書，想先達覽。昨日下午登岸，暫寓旅舍。已晤云少爺，略談大概，其詳須俟夏公方知。此行甚安適，無風無浪，長樂有興，亦可出此途，乞容翁轉告之。在臺游三小時，吃一餐飯，市中甚臟，恐以前不若是也。大西瓜大橘子皆甘，啖之稱快?？添毻獬觯掖疑蠒?。馀俟續聞。

即頌

臺安

弟郢頓首一月十二日上午十時（22）

“云少爺”是宋云彬，“夏公”即夏衍，“長樂”指鄭振鐸，“容翁”是王伯祥，“郢”是繁體“圣”字的拆寫。在葉圣陶的催促下，鄭振鐸有了“遠游之意”。葉圣陶1月27日記：“昨得洗公（范洗人）信，知鐸兄將以明日動身來此，與家寶（曹禺）同行。”2月4日記：“振鐸云將來此，而至今日猶未到，豈改變初意，不復來乎？頗為念念。”2月8日記：至善來信，“謂振鐸已打消來此之意，因聞人傳言我輩且將回滬矣。不知何來此說，頗為可怪”。2月9日記：“據（邵）荃麟言，鐸兄將于明日登輪來港，打銷初意之說非確。余聞之欣然?！?月15日記：“國民黨方面分崩離析，而皆無求和之誠意，各地咸作備戰姿態。今日報載上海白色恐怖復熾，又有開名單準備捕人之消息，相識者且有被捕者。鐸兄遲遲其行，迄未見到，深為懸念。”2月16日記：“今日接洗公電，言鐸兄已動身，19日可到。”2月19日記：

與彬然過海，至太古碼頭，振鐸所乘之盛京輪已到埠。士敏上輪尋訪，未幾即見振鐸偕其女出。彼此相見甚愉悅。于是同返九龍酒店，振鐸賃得一房間，在我室之右。（23）

葉圣陶盼望鄭振鐸“遠游”之情如此急切，說明他一到香港，就對“遠方”的邀請有了全新的解讀。1949年1月12日記：“（下午）四時后，訪（金）仲華于其寓所，并謁其母夫人。仲華亦小心過分，謂余出來為佳，留滬不妥。余于此終未能深信也。余若不為有事可作，僅為避擾，決不致有此一行?！保?4）“北上”決不是為了“避擾”，而是為了“有事可作”；這里所說的“事”顯然就要追隨“遠方”，為新中國宏偉的革命藍圖添磚加瓦。思想的升華在1949年1月13日的日記中表述得更為清晰，現抄錄于下：

在寓看報，天津尚未下，人民代表接洽停戰，無結果。南京頗慌亂，政府機關謀趕速撤離。

午刻，飯于一家平津館。返舍時，途遇高祖文、李正文。自去年九月杪同游蘇州與高一別后，此次為初晤。而李則于十日前訪余于四馬路，轉達促行之意，今又相遇于此矣。

晝睡一時許，未成眠。（金）仲華來，閑談約一小時。上海信來，系（王）伯祥、（徐）調孚所書，皆言此別頗惆悵。

夜七時，出外晚餐，又遇高祖文，承以茅臺一瓶相贈，言知余耽飲，而此間無好紹酒，特以茅臺為饋。其情深可感。遂至一四川館，遇夏康農。又于座中見吳耀宗……。皆最近到港者也。抗戰期間，一批人初集于桂林，繼集于重慶，勝利而后，皆返上海，今又聚于香港，以為轉口。余固不在此潮流之中。而事勢推移，亦不免來此一行，復自笑也。（25）

抗戰期間葉圣陶舉家逃難，由蘇州到杭州到武漢到重慶到樂山到成都再到重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落了單”，不在“文化人”遷徙的“潮流之中”。而當中國社會即將發生重大變革的關鍵時刻，他和許許多多進步人士一起從四面八方來到香港，“涓泉歸?！彼频谋几敖夥艆^，倍感欣喜。

日記中寫到的高祖文和李正文都是中共黨組織的交通員，金仲華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出版的《遠東通訊》（英文版）的主編，而王伯祥和徐調孚則是葉圣陶在開明書店的同事。王、徐兩人舍不得“分別”，在對“事勢”的憂慮中也交織著對“革命潮流”的向往之情。葉圣陶當時是怎樣撫慰他們的，現在已無從查考了，但開明書店在新中國成立的當月，也就是1949年10月就率先提出將書店交給國家的倡議，1950年2月向出版總署報送《開明書店請求與國家合營呈文》，1950年4月將總管理處和編譯所從上海遷到北京，開啟了開明書店的“新生”。所有這些“敢為天下先”的創舉，應該也都得益于葉圣陶的引導，只是這些都是后話，這里暫且不表。

瀏覽葉圣陶在香港的日記，寫得最多的是他與各界人士的交往，如聽僧人巨贊談“社會革新”之“擬議”（1949年2月1日）；與楊東莼來談教育“自宜注重于培養優良之品質”（2月10日）；與邵荃麟等談“觀北方來之各種出版物”之“觀感”（2月11日）；與金仲華“論及中共之優點”（2月12日）；與章元善談“寄希望于新政權”（2月16日）（26）；等等。2月27日，葉圣陶由交通員李正文“導引”，與王蕓生、徐鑄成、趙超構、劉尊棋、葉圣陶、鄭振鐸、胡墨林、曹禺、鄧小姐（曹禺女友）、鄭小姐（鄭振鐸女兒）、宋云彬、傅彬然分批登上一艘“掛葡萄牙旗”的貨輪“北上”，分批上船的還有“年較老者六人：陳叔通、馬寅初、包達三、張?伯、柳亞子夫婦。又有張志讓、沈體蘭兩位。吳全衡攜其二子。外有包達三之女兒。外有小姐三位，皆往出席全國婦女大會者?？傆嬆信嫌棕テ呷?。歷次載運北上之人，以此次為最多矣?！保?7）雖說“大多數都年過半百，可是興奮的心情卻還像青年。因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國即將出現一個嶄新的局面，并且認為，這一回航海決非尋常的旅行，而是去參與一項極其偉大的工作?！保?8）

四、把自己的志向告訴“同舟諸公”

當時，國民黨軍艦還控制著海域，所以葉圣陶一行全部化裝潛行，多數人“須冒充船員身份，須改換中式短服”，宋云彬“冒充庶務”，“余之身份，則被派為管艙。女客則以搭客身份登輪”。中共黨組織還對如何應對“海關人員”的盤問一一作了關照，“抑或納賄致之，未可知矣”。（29）貨輪于2月28日上午11點50分啟碇，葉圣陶在日記中寫道：“此行大可紀念，而開行連續五六日，亦云長途。全系熟人，如乘專輪，尤為不易得”；“諸君謀每夕開晚會，亦莊亦諧，討論與娛樂兼備，以消此旅中光陰?！保?0）3月1日記：

晚飯以后，舉行第一次晚會。包達老談蔣介石瑣事。曹禺唱《李陵碑》《打漁殺家》，鄧小姐唱《貴妃醉酒》，張季龍唱青衣，徐鑄成唱老生，余皆不知其何戲。全衡與鄭小姐唱民歌。輪及余說笑話，余以謎語代之。謎面為我們一批人乘此輪趕路，謎底為《莊子》篇名一。云彬猜中為《知北游》，“知”蓋知識分子之簡稱也。云彬索獎品，要余作詩一首，并請柳亞老和之。……余歸寢后作詩，迄于深夜得一律”，即《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諸公》，詩云：

南運經時又北游，最欣同氣與同舟。

翻身民眾開新史，立國規模俟共謀。

簣土為山寧肯后，涓泉歸海復何求。

不賢識小原其分，言志奚須故自羞。（31）

葉圣陶在詩中說他離滬南行，至香港北上，已五十多天了，最可欣慶的是“同舟”都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朋友。他與朋友們一起討論“立國規?！?，成了“翻身民眾”中的一分子。他會像背著一筐土去堆“千仞”高山似的，決不肯落在別人后頭；像小溪一樣流歸大海，從來沒這么高興過。只是自己沒有才干，怎樣去“參與一項極其偉大的工作”，“應該怎樣去做”，還“相當模糊”。他不怕難為情，把自己的志向告訴“同舟諸公”，得到“同舟諸公”的贊頌。葉圣陶3月2日記：

余詩傳觀于眾，頗承謬贊。柳亞老和作不久即成，茲錄之：

棲息經年快壯游，敢言李郭附同舟。

萬夫聯臂成新國，一士哦詩見遠謀。

淵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

卌年匡齊慚無補，鏡里頭顱只自羞。

陳叔老亦有和作，此老七十有四，興復不淺。詩云：

奔赴新邦未是游，涉川慚說用為舟。

縱橫掃蕩妖氛靖，黽勉艱難國是謀。

總冀眾生能解放，豈容小己各營求。

青年有責今方始，如我終蒙落后羞。

張季龍之和作繼之而成，并錄之：

開浪長風此壯游，八方賢俊喜同舟。

經綸首作三年計，衣食須為萬眾謀。

學運文潮黌沼起，奇才異技野田求。

銜泥聚土成丘陸，回顧平生不自羞。

（第三句謂恢復經濟應首作三年計劃，末句后改作“群力擎天漫自羞”。）（32）

宋云彬亦有“和作”，詩云：

蒙叟寓言知北游，縱無風雨亦同舟。

大軍應作渡江計，國是豈容筑室謀。

好向人民勤學習，更將真理細追求。

此行合有新收獲，頑鈍如余只自羞。（33）

柳亞子詩中“淵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稱贊葉圣陶“才智超群”，同時也抒發了同舟諸公“群力擎天”的豪情。這些為“我們的中國”奔走奮斗了三十多年、年過半百的老前輩面對即將開始的嶄新的生活，既欣喜激動，又互相勉勵，要為民眾的翻身解放盡心盡責，大顯身手。

3月2日的晚會更精彩。陳叔通“談民國成立時掌故”；柳亞子談民初革命“徒有民國之招牌”；宋云彬談“民十六以后，楊皙子曾贊助中共”；葉圣陶與宋云彬合唱《天淡云閑》；“鄧小姐唱《刺虎》”。“謀全體合唱，無他歌可唱，乃唱《義勇軍進行曲》”（34），其“年輕”和“興奮”的心情，難以形容。

自3月3日始，每天上午開座談會，下午自由活動，晚上開晚會。3月3日上午的座談會由張季龍主持，議題為“文化及一般社會如何推進新民主主義之實現”。3月4日上午的座談會由葉圣陶主持，討論“新聞事業”以及“戲劇電影等”。晚會上談民國官員的軼事、談上海的掌故、談詩詞電影戲劇還唱歌和說笑話，至于中心議題還是暢談革命形勢，堅信光明就在眼前。葉圣陶在3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

七時起開晚會，至十時而止，船上人員均來參加，兼以志別，興致極好，甚為難得。歌唱甚多，不悉記。墨亦唱《唱春調》四句，則破天荒也。叔老談甲午之役，……眾聞此故事皆動容。

又有徐君談抗戰期間新四軍自蘇北渡江而南之經歷，甚詳盡。結論謂今日解放軍已非昔比，渡江自不成問題。船上經理則致歉詞，謂招待不周。實則此行飲食起居，皆至舒適，即茶房服務之態度，亦大異尋常。眾皆心感，非徒口謝而已也。今夕晚會，人各自忘，情已交融，良不可多得。（35）

五、“初入解放區，即覺印象甚佳”

3月5日傍晚，貨輪抵達坐落于黃海之濱的煙臺，“碼頭上已有軍隊及市府人員迎候”，“晤徐市長及賈參謀長”，“徐、賈二君態度極自然，無官僚風，初入解放區，即覺印象甚佳?！保?6）“解放區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區的人民好喜歡，民主政府愛人民呀，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 解放區人民發自肺腑的歌唱聲聲入耳，就連海邊的空氣也都讓“同舟北上”諸君感到特別清新。而這座海濱城市對于葉圣陶說來還有著特殊的記憶。葉圣陶1946年11月30日日記記：

午刻，偕彬然至思南路，為朱德祝壽。到者六七十人，多熟友。酒用煙臺帶來之陳白蘭地，易于上口，而其力甚強，又兼諸人互相干杯，余乃大醉。醉時自己失去統制，一時悲從中來，出聲而哭，所語為何，不自省記。乘車返店中，眾人扶上樓，又發言哭泣。小墨（長子葉至善）為購安神藥一顆服之，始入睡，睡于洗公辦事室中。（37）

葉圣陶是海量，但一向“自制”。葉至誠在《父親醉酒》一文中說：自他記事起，“父親醉酒僅僅只有兩次”。第一次是1939年在樂山武漢大學執教期間，“有位在武漢大學教基本英語的英國教授雷納，聽說我父親頗有酒量，特地請我父親到他的宿舍里去喝酒”，想“較量一下”；結果是“雷納醉得不省人事，躺倒在地上，父親卻若無其事地走回家來”（38）。第二次就是1946年11月30日給朱德祝壽喝壽酒，醉得不省人事。葉至誠這樣推斷道：

父親這一次醉酒，不僅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加深了我對他當時那種復雜心情的理解。盡管父親后來沒有講起，我總以為那天他并不一定喝過了量。何至于一醉至此？只因為抗戰結束以后牽心掛肚的無數大小事件，交織在他心里，一個經歷了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十年內戰、抗日戰爭，這許多次大興奮和大失望的，開明卻不激進的知識分子，對于蔣介石國民黨的幻滅，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敬佩與期望，盡在那一醉之中，一哭之中。（39）

而今受到“遠方”的召喚，來到“白蘭地”的出產地煙臺，內心的喜悅和興奮可想而知。這之后，每天過的都是“新生活”，這在葉圣陶日記中有很詳細的記載：3月6日，游煙臺街市，晚上出席煙臺市黨政軍民歡迎會。3月7日，抵濰縣，老解放區“軍民融洽一家人”的場景令人感動（40）。3月8日，應邀在萊陽“三八節”婦女大會上作題為“蔣管區婦女近況”的演講；晚上出席當地黨政軍民“在田野間”舉行的歡迎會，“闌地作舞臺。我等居于臺前，鋪褥坐地，前設炕幾，陳煙、茶、瓜子之類。其外圍則士兵與村民，不詳其數，約計之殆將五百人，而寂靜無嘩。歡迎會僅郭老（煙臺市秘書長郭子化）略說數語，無他嚕蘇。演劇凡四出，皆歌舞兼之，多采用舊形式。演員皆部隊及政工人員，有男有女。一曰《擁護毛主席八項條件》，為花鼓戲之形式，而以集體演唱出之。二曰《交易公平》。三曰《積極生產》，皆敘解放軍之優良傳統，據云俱有事實根據。四曰《開荒》，則延安之舊作，亦系事實。亞老（柳亞子）感動甚深，自己要求當眾致辭。余亦以為如此之戲，與實生活打成一片，有教育價值而不乏娛樂價值，實為別辟途徑者。而場中藍天為幕，星月交輝，群坐其中，而有如在戲場之感。此從來未有之經驗也。且風勢已殺，并不甚寒，尤為舒適?！保?1）3月9日，抵“解放已一年有馀”的濰坊特別市。3月10日，“至市政府，全府各局長列座茶敘”。3月11日，出席“華東黨政軍各機關”在駐地孟家村舉行歡迎會。華東，即當時劃定的華東地區，包括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安徽五省。葉圣陶當日日記記：

（晚）六時，入大會堂。此堂系木構草屋，通十大間，有舞臺。座中已滿，料想皆是各機關中下級人員，約計之，殆將五百人。此為華東正式之歡迎會。于是由兩位致歡迎辭。來客相繼被拉登臺者凡八人。余致辭，謂來解放區后，始見具有偉大力量之人民，始見盡職盡分之軍人與官吏。其所以致此，則此次解放戰事為一最大規模之教育功課，所有之人皆從其中改變氣質，翻身過來，獲得新的人生觀也。此意尚未想得周全，他日當為文表之。（42）

3月17日到滄州，當晚見到從石家莊來的楊之華和鄧穎超，“之華已二十馀年不見，漸漸老矣。略談其歷年經歷”。（43）楊之華是瞿秋白的遺孀。葉圣陶與瞿秋白相識于1922年前后，他在《回憶瞿秋白先生》中說“認識秋白先生大約在民國十一二年間，常在振鐸兄的寓所里碰見。談鋒很健，方面很廣，常有精辟的見解。我默默地坐在旁邊聽，領受新知異聞著實不少”，也“曾經到他順泰里的寓所去過，看見桌上‘拍勒托’跟白蘭地的瓶子并排擺著，談得有勁就斟一杯白蘭地”。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就義前留下遺囑，要楊之華把他的“一些材料”交給葉圣陶“作小說”（44），可見他對葉圣陶多么信任。

而楊之華則是胡墨林1925年“五卅”運動中并肩戰斗的戰友。葉圣陶短篇《在民間》（45）中的兩位知識女性姜和龐，就是以胡墨林和楊之華為原型的。“五卅”運動前后，“到民間去”的呼聲此起彼伏，“教化民眾”的思想甚囂塵上，一些急進的青年知識分子以“先覺者”自居，熱衷于“教化”和“引導”民眾。小說中的姜和龐為了援助工人們的罷工斗爭，穿上了“粗的夏布衫”和“蹩腳的白布鞋”，冒著酷暑來到工廠作題為“工人的使命”演講?？晒と藗儗τ谒齻兊难葜v并不感興趣，他們關心的是“工錢”，是不能叫肚皮“餓得太厲害”?！捌蚯蟮难酃狻薄伴_玩笑的神情”，以及“連續不歇”的噓聲，使她們的演講不能按預定的計劃進行。當工人們聽說逮到一個“工賊”的消息后，個個義憤填膺，推擁著前去懲治“工賊”，把龐和姜晾在一邊。葉圣陶和胡墨林在車站與楊之華握手言歡，“略談其歷年經歷”，回憶起大革命前后種種“浪漫蒂克”的革命往事，都不約而同地說：“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后種種，譬如今日生。”

六、到西郊機場歡迎毛主席

就在與楊之華和鄧穎超的談笑聲中，列車徐徐駛出滄州，3月18日清晨抵達天津，心儀已久的北平（北京）近在咫尺。“北上”同人欣喜萬分。葉圣陶在日記中寫道：

北平方面有三人來迎，只記其一為連貫。車停天津一時有馀，遂開行。此一段為雙軌，行駛頗速，十時許到北平。候于車站者數十人，中有北平市長葉劍英。此外大半為熟友，所謂民主人士，不能一一記其名。唯愈之已十馀年不見，且曾有海外東坡之謠傳，乍見之際，歡自心發。（46）

“候于車站者數十人”，除北平市長葉劍英，還有李維漢、郭沫若、馬夷初、沈衡山、胡愈之等“熟友”（47）。著名的社會政治活動家胡愈之（1896―1986），早年與葉圣陶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共事，抗戰初期在桂林辦起了文化供應社，倡議并籌組《中學生》雜志以戰時半月刊的形式復刊，1940年秘密去了新加坡，1945年4月初，有傳聞說他病死于蘇門答臘鄉間。葉圣陶聽說后異常悵惘，就組織朋友們撰文紀念，以“紀念胡愈之特輯”的名義在《中學生》雜志上發表；與此同時又希冀噩耗是誤傳，使這個特輯成為“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的憑證。沒想到這位老友“命大福大”，早在1949年2月1日就到了北平，擔任北平文化接管委員會委員，參加新聞出版部門的接管工作。葉圣陶“乍見之際，歡自心發”的話，說得真好。

北平，對于葉圣陶說來并不陌生。1922年2月，應北京大學國文系主任馬裕藻和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沈兼士邀請，葉圣陶來到北京擔任北大國文系預科講師，主講寫作課。他回憶說：“余應北大之招，為預科講師。適（鄭）振鐸伴送愛羅先珂到京，乃與同行。記得所乘為硬席車。”在《〈甪直閑吟圖〉題記》中說：“寓所在所在大石作，同舍皆蘇州人。吳緝熙兄攜眷，照料諸人餐事。顧頡剛兄潘介泉兄皆獨居一室。余與（王）伯祥共一室。夜同睡磚炕。”（48）在京期間，葉圣陶與顧頡剛、王伯祥等一起逛天橋，聽大鼓，游八達嶺長城，拜訪周作人（49），生活得很愉快，則因北大欠薪，葉圣陶“留京”不到一個月就返回蘇州，就近到上海復旦大學和神州女學執教，1923年2月應聘到商務印書館國文部當編輯。當年是因生活所迫不得不離開北京，而今則由中國共產黨盛情邀請而來，真是今昔兩重天。

葉圣陶到北平后，就參加全國文藝界聯合會的籌備工作，為七位常務委員之一，又擔任出席世界和平大會文藝界的代表和全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理事。3月25日，中共中央遷至北平。葉圣陶和各界人士一起到西郊機場歡迎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并被推選為各界人士的“代表”，站在歡迎隊伍的第一排，與毛主席和中央領導“握手”（50）。葉圣陶在3月29日的日記中第一次談到他的工作，現抄錄于下：

黎劭西來訪，言師大擬邀余任教。北大、清華方面亦有此擬議，余均將謝之。自知無可教人者，雅不欲虛與應付，令人失望也。

胡繩已自石家莊來，今日來訪。渠在中宣部，將與余輩共同謀教科書之工作……

（下午）四時半，往參加中學教師之國文教學座談會。夜七時半，至華北局出席教育問題之會議。有中宣部、華北政府、北平市政府之人員出席。談兩點：一為下學期教科書之供應問題，決趕緊組織一編審機構；一為政治功課問題，決從訓練政治教員入手。（51）

黎劭西即黎錦熙，我國著名語言文字學家、詞典編纂家和文字改革家，時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北大、清華、北師大誠邀葉圣陶前往任教，葉圣陶均一一“謝之”，因為“遠方”對他的工作已經作了安排，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教材編寫組組長的胡繩“將與余輩共同謀教科書之工作”?？梢姟斑h方”誠邀葉圣陶“北上”的意圖就是安排他組建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為即將成立的新中國突擊編撰教科書。只因新中國還沒有成立，只好將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隸屬于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等新中國成立后“當屬于中央政府”。（52）

七、“解放軍打到哪里，教科書送到哪里！”

1949年4月8日，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正式成立。葉圣陶任主任委員，周建人和胡繩任副主任委員。這之后，葉圣陶忙于開教育座談會和編審委員會會議、籌備創辦《進步青年》雜志、選擇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臨時辦公地點。4月15日記：“（午）飯后二時，開第一次編審會議，商定分組工作。人手不足，徐俟補充。等房屋覓定，即將住在一起，集中辦公。五時會畢。”（53）4月22日辦公地點選定，葉圣陶在日記中寫道：

（午）飯后，至東四二條，視擇定之辦事處所。其處原為國史館，今國史館并入北大，屋遂可以挪用。究其先則王揖唐家之家廟也。中為正殿，兩廡形制對稱。光線稍弱，而寬敞特甚。庭中平鋪方磚，所種樹木亦兩兩對稱，有海棠、丁香、垂柳及松，海棠，丁香方盛開，至可賞心。住宿之所尚無著落，正在竭力尋找，總須距離較近之所。金燦然以華北人民政府之聘書分致同人，余之一份為第一號，可記也。遂聞國文組工作會議，決定以一個月之時間改訂華北區之高小國語課本，以滿下學期應用。五時散。（54）

這則日記中有兩處最值得玩味，一是華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秘書長金燦然分發聘書，葉圣陶為“第一號”，他所說的“可記”至少說明他很樂意承擔起這份重任。葉圣陶曾經把他應“遠方”邀請秘密離滬，至1949年3月25日到西郊機場歡迎中共中央遷至北平這段日記稱為“北游日記”，原本打算“游個一年半載”就回上海的（55）；到北平后也曾有過“游觀”的念頭。但接到聘書后就多了一份使命感。另一處是“遂聞國文組工作會議”這句話中的“聞”字，細究起來就得從4月16日說起了。

1949年4月16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所作的“關于和談之報告”中鄭重宣告：如果南京政府不接受中共所提的“八項和平條件”，人民解放軍就于4月20日橫渡長江。短短的幾句話，簡直是震耳欲聾的春雷。葉圣陶4月21日日記中寫道：“傍晚街上喊《號外》，系載毛朱之命令，令將士奮勇渡江，并言敵方有愿接受二十四條款者，即可與簽訂協定云云。”想到一個夢寐以求的新中國即將誕生，葉圣陶怎么也按捺不住內心的欣喜。他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口號：“解放軍打到哪里，教科書送到哪里！”激勵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同人忘我地工作，國文組“決定以一個月之時間改訂華北區之高小國語課本，以滿下學期應用”，這顯然是對葉圣陶提出的“解放軍打到哪里，教科書送到哪里！”這個口號的呼應。

葉圣陶到北平后，和胡墨林在六國飯店住了一個多月。4月25日搬到東四二條教科書編審會辦公室暫住；8月28日搬到東四八條的一座四合院。葉圣陶在那天的日記中寫道：“家居北屋三間，為全屋之精華，與其他房屋均不能比，因而顯見其特殊。余往日之不欲居此，即以是故。地板，前后玻璃窗，有洗浴室，蓋上等之家屋也。”（56）對黨組織的關懷照顧充滿感激之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在億萬人民的歡呼聲中成立了。10月20日《人民日報》刊載中央人民政府各機構負責人名單，胡愈之為出版總署署長，葉圣陶與周建人為副署長，葉圣陶仍兼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選編的初小國語課本、高小國語課本、初級中學國文課本、高中國文課本、《大學國文（現代文之部）、大學國文（文言之部）等各種課本，由新華書店和華北聯合出版社相繼出版。新中國大中小學教科書與新中國同時誕生！“解放軍打到哪里，教科書送到哪里”的豪言壯語，化作累累碩果，鑲嵌在新中國教育史的扉頁上。

八、既然做了“北京人”，就不要保存蘇州的“故居”

1950年4月16日，葉圣陶的長子葉至善和妻子攙扶祖母和子女來到北京，合家團聚，從此再也沒有搬過家，葉圣陶在東四八條四合院一住就是四十九年。這座四合院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方方正正的，和院子里北門對稱種著的兩棵海棠樹，南面相對種著的一棵丁香、一棵黑棗。葉圣陶特別喜歡花草樹木。自從住進八條，從初春三月到深秋十月，院子里的花就沒有間斷過。不僅有夾竹桃、百合、茉莉、萱草、玉簪、石榴、月季、繡球、雞冠花、爬墻虎這些常見的花兒，也有牡丹、荷花、郁金香、曇花、文殊蘭、龜背竹、君子蘭、棕竹這些在當年比較稀罕的品種。樹木枝繁葉茂，花香四溢，小鳥啾啾，秋蟲鳴唱，葉圣陶心情之舒暢不亞于在青石弄推窗賞花。蘇州青石弄的房子1989年收回后，至善、至美、至誠三兄妹當即決定將這所故居捐獻給《蘇州雜志》社，用來弘揚蘇州文化。此時，葉圣陶已經謝世一年多了，三兄妹都說：“如果父親尚在，一定會表示贊同的?！币驗樗罢f過，既然做了“北京人”，就不要保存蘇州的“故居”。（57）

需要補充的是，新中國成立時，胡愈之是中國民主同盟的中央常委、《光明日報》總編輯；葉圣陶是無黨派人士；周建人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常務理事，后來擔任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主席，并于1963年介紹葉圣陶加入中國民主促進會。1969年4月，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周建人當選為中央委員，原來他在1948年4月就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79年10月，黨中央公布了胡愈之的“秘密黨員”身份，原來胡愈之早在1933年就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被安排在民主黨派內做統戰工作。葉圣陶任出版總署副署長兼任教科書編審委員會主任期間，排在他前面的署長胡愈之是中共黨員，排在他后面的副署長周建人也是中共黨員，葉圣陶與他倆都是再親密不過的朋友，壓根就沒有想到他倆都是共產黨員。從這個意義上說，“黨”就在葉圣陶的身邊。葉圣陶晚年說他在北京生活了將近五十年，戶口在北京，工作在北京，選舉投票在北京，愛北京愛得比蘇州還深，一說起來如數家珍，并用“家住吳門，改作長安人”來自嘲。

這兩句話源自周邦彥《蘇幕遮·燎沉香》中的“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薄皡情T”指的是蘇州；“長安”則借指當時的都城汴京（開封），周邦彥在?詞中表達了他對故鄉的深切懷念和對長期客居他鄉的無奈；而葉圣陶將“久”改為“改”；將“旅”改為“人”，真摯地表明“北上”既是來自“遠方”的召喚，也是他自己的選擇。北京吸引他的不僅有華麗的古建筑和蒼勁青翠的皇家園林，還有來自“遠方”真誠的召喚和感人至深的“促行之意”。周建人和胡愈之對黨的絕對忠誠，對自己中共黨員的政治面貌守口如瓶，令葉圣陶敬佩不已。

注釋：

1.《葉圣陶日記全集》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116頁。

2.《葉圣陶集》第5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頁、109頁、397頁。

3.葉至誠著：《至誠六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30―331頁。

4.《葉圣陶集》第24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18頁。

5.《葉圣陶集》第24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頁。

6.《葉圣陶日記全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166頁。

7.《葉圣陶集》第8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1頁。

8.《葉圣陶日記全集》第2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166頁。

9.《葉圣陶集》第8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83頁。

10.葉至善：《〈在上海的三年〉的按語》，《葉至善集》第1卷，開明出版社2014年版，第348頁。

11.《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89頁。

12.《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30頁。

13.《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82頁。

14.《葉圣陶同志生平》，新華社北京1988年2月29日電。

15.《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92頁。

16.《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94頁。

17.《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03頁。

18.《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00頁。

19.《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02頁。

20.《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02頁。

21.葉圣陶：《〈北上日記〉小記》，《葉圣陶集》第2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48頁。

22.《葉圣陶集》第24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52頁。

23.《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07頁、311頁、313頁、315頁、316―317頁。

24.《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02頁。

25.《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03頁。

26.《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10頁、313頁、314頁、316頁。

27.《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19頁。

28.葉圣陶：《〈北上日記〉小記》，《葉圣陶集》第2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48頁。

29.《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18頁、319頁。

30.《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19頁。

31.《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20頁。

32.《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20―321頁。

33.《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22頁。

34.《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21頁。

35.《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22頁。

36.《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23頁。

37.《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106頁。

38.葉至誠著：《至誠六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86―287頁。

39.葉至誠著：《至誠六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89頁。

40.宋云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頁。

41.《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25―326頁。

42.《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28頁。

43.《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32頁。

44.《葉圣陶集》第2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24頁。

45.《葉圣陶集》第2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231―240頁。

46.《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32頁。

47.參見宋云彬：《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2頁。

48.《葉圣陶集》第7卷，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15頁。

49.詳見商金林撰著：《葉圣陶年譜長編》第1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123頁。

50.詳見宋云彬著：《紅塵冷眼——一個文化名人筆下的中國三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頁。

51.《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35―336頁。

52.《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39頁。

53.《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42頁。

54.《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44頁。

55.葉至善寫《父親長長的一生》，江蘇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11頁。

56.《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年版，第385頁。

57.詳見葉至誠著：《至誠六種》，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3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