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繁花》聚焦20世紀90年代上海灘流變多姿、熱鬧奔騰的繁盛景象，剖析身處時代洪流的各色人等的微妙心理狀態，用一個又一個油畫般的鏡頭揭示人們的悲歡離合背后深層次的社會邏輯。

20世紀90年代，于我而言，同樣意義非凡。

一

1987年，上海電視臺籌劃《我們大學生》節目，擬在上海高校范圍內遴選主持人。作為當時的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的參賽選手，我居然一路從初賽殺進決賽。按大賽規則，決賽選手可自行設計一檔時長3分鐘的微型欄目來展示個人風采。要在如此有限的時空里充分展示觀點，絕非易事。于是，我便將目光投向校園生活，期待從莘莘學子身上捕捉靈感。

正當我一籌莫展之時，一個同學的身影突然闖入我的視線。這位同學，學習成績不過爾爾，但熱衷于創造發明，已取得多項國家專利。當時，有關此同學是否符合“好學生”標準的討論，不絕于耳。靈機一動，我決定以此事為例，探尋當代大學生能力與知識之間的辯證關系。欄目名稱也順理成章，定名為《觀察與思考》。同時邀請我的老師、時任上海第二醫科大學副校長的王一飛教授作為采訪嘉賓。王教授雖然忙碌異常，但仍欣然接受邀請。

決賽當日，雖然我內心緊張，但一切都進行得有條不紊。上場時，我先不慌不忙地說了一段開場白：“在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今天，人類可以駕馭宇宙飛船遨游太空，可以洞察分子與原子的細微結構，但人類對自己卻知之甚少，這不能不說是人類認識能力的諷刺與挑戰。當代醫科大學生該如何面臨這種挑戰？近日，我的一位同學發明了一種新型輸液軟針，此事在校園內引起巨大反響。有人說，學生首要任務是學習；但也有人認為，探索與創新才是大學生成才必由之路！我們究竟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緊接著，我把問題拋給王教授。王教授以渾厚的男中音，一字一句，清晰表達觀點：“有人說，大學生應該準備一個口袋來背知識。但是，如今正逢知識裂變時代。有人統計，每年發表的論文500萬篇，每一分鐘就有一本書出版。如果要把這些內容全部裝進學生口袋里，未免過于沉重。因此，醫科大學生能力培養勢在必行。同學們首先要擁有科學的思維，其次要有勤勞的雙手，再者，就是要善于自學，人類所獲知識大約有80%均由自學而來。”一席話言簡意賅，切中肯綮。隨后，我再作結語：“今天所說的‘現代文盲’并非不會識文斷字，而是專指那些不會自學，無法將知識運用于實踐之輩。21世紀將是生命科學時代，這給醫科大學生提出更新更高要求。我們理應百尺竿頭，搏擊時代浪潮。”這段僅3分鐘的微型訪談贏得了現場大學生共鳴，以及表演藝術家孫道臨先生等評審的好評。最終，我拔得頭籌，順利進入《我們大學生》主持人行列。

次年，我大學畢業，面臨兩種選擇：一是進入醫院從事臨床醫學工作，但一旦成為臨床醫師，便要與主持人絕緣；二是繼續讀書，維持“魚與熊掌兼得”的平衡狀態。思前想后，我決定報考研究生，跟隨王一飛教授從事細胞生物學研究。可是，留給我的復習時間不足一個月，況且有一門專業基礎“電子顯微鏡”課程我過去不曾接觸過。好在，蒼天不負有心人，經過一番沖刺，我如愿以償。

3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我完成了全部研究生課程，順利拿到醫學碩士學位，留校擔任講師，教授“組織胚胎學”。“組織胚胎學”與“人體解剖學”為醫學生基礎課程，雖不復雜，但略枯燥。所以，必須大量運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動的語言進行授課。數年主持人的歷練，讓我走上講臺頗感自信，從無發怵之感。反過來，醫科大學生所接受的邏輯推理能力訓練、整體觀察能力的培養，又對主持人的語言表達助了一臂之力。尤其是后來負責七年制本碩連讀班級，按要求用全英語授課，無形之中提高了我的英語口語表達能力。

二

為順應浦東開發開放新形勢，東方電視臺于1993年橫空出世。我也借由《快樂大轉盤》節目，從上視平移至東視，成為東視大家庭一員。雖然，那時候我還屬于“無編”人員，卻干得熱情似火。

東視成立伊始，有兩個項目特別惹人注目。一是第65屆奧斯卡頒獎典禮現場直播，按照慣例，長達數小時的頒獎典禮會穿插廣告與休息時間。擔任現場轉播的主持人需利用空隙時間來介紹相關背景資料。臺領導將轉播任務壓到我和袁鳴肩上，但我們對奧斯卡的了解只是浮光掠影。因此，我們采用兩條腿走路：一方面，邀請專家給我們進行“填鴨式”灌輸；另一方面，鉆進圖書館里，盡可能搜集相關素材，并向上海音像資料館求救。資料館的小伙伴古道熱腸，連夜將提名影片、導演與演員檔案分門別類整理出來，這又讓我們對奧斯卡增加了幾分感性認識。幾天幾夜連續作戰，“黃鐘大呂”般的嗓子也終于支撐不住，漸漸蛻變成“莎士比亞”式了，讓我不得不與潤喉片為伍。從未曾嘗過失眠滋味的我，那幾日卻輾轉反側，難以入睡。好在，現場轉播順利，懸在心頭的石頭這才落地。

如果說“奧斯卡頒獎典禮現場直播”是展現電視人開放心態的話，那么，“愛滿天下——救治殘疾孤兒手術電視直播”則是我們始終不忘將鏡頭瞄準普通百姓。此事起因于《青年報》發起的“抱一抱孤兒”活動。那個活動號召市民將兒童福利院的孤兒領回家一天，給予他們家的溫暖。

當時，我將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臟病的女孩帶回家中。女孩所患的是心臟室間隔缺損，病情并不嚴重。如果心臟壁上的洞能夠修補，她就能像正常孩子那樣生活；如若不然，她會因反復肺部感染，甚至并發心力衰竭而危及生命。于是，我帶孩子前往新華醫院就診。院方對此高度重視，成立了以兒科專家蘇肇伉教授為首的醫療小組，制定了周密的手術計劃。東視編導楊劍蕓敏銳意識到此事的報道價值，與我商量直播手術的可能性。在征得醫學專家認可的前提下，經穆端正臺長首肯，我們決定將這臺心臟手術與另一臺雙足馬蹄內翻的矯正手術同時直播，舉行一場與眾不同的現場報道。

呼喚愛心的旗幟，樹起在醫院的綠茵地上。1994年3月27日上午10點，根據手術要求，醫生在低溫環境下使心臟停止跳動，將血液抽至一臺人工心肺機，暫時代替心肺工作。此時，現場的人們都屏住了呼吸，只見蘇肇伉醫生憑著精湛的醫術，僅用兩個小時便結束修補手術。當女孩心臟復跳時，我自己的心臟倒好像停了一般……這場直播就像一團愛的火焰，驅散了人與人之間的隔膜，推倒了心與心之間的冰墻，將所有的善良召集在愛的旗幟下。在人們心頭響起永恒的旋律，讓世界充滿愛。

三

對于電視文藝來說，情與愛是一個永遠繞不過去的話題，也是其靈魂所在。20世紀90年代，我和袁鳴還主持過一檔家喻戶曉的雜志類綜藝欄目《共度好時光》，其中的“情懷追尋”板塊尤其受觀眾關注。在這個十來分鐘的“情感開闊地”，不少知名或不知名的人物逐一登場，講述自己難忘的生命故事。譬如，有國畫大師程十發與足球教練徐根寶的“手足”之情；有漫畫大師張樂平夫人馮雛音與“編外子女”的濃稠親情；有作曲家陳鋼母親金嬌麗談與丈夫陳歌辛的夫妻之情；有相聲演員師勝杰與上海“姐姐”的姐弟情……

講述歌手M那份“綠葉對根的情意”的節目，更是催人淚下。節目中我們請來了培養過她的三位中學老師，其中有一位是慧眼識珠發現其聲樂才華的音樂啟蒙老師。學生時代，正是依靠老師的精雕細琢，她憑借一首《洪湖水，浪打浪》多次獲獎，為她日后踏入歌壇奠定基礎。緊接著登場的是四位曾經給她提供無私幫助的小伙伴。那時候，她和她這四位小伙伴被譽為班級里的“五朵金花”，特別耀眼。M想專門拜師學習聲樂，無奈每月10元錢的學費難住了她。小伙伴們拿出自己的零花錢一起湊份子，幫助她完成了心愿。M的父母不贊成女兒唱歌，小伙伴幫她打掩護，謊稱一起去看電影，讓她去上聲樂課。最后出現的則是一位看似與她素昧平生的長者。原來，那位長者是為M接生的助產護士王女士。節目籌備期間，編導花費大量精力尋找醫院資料，這才確認究竟是誰幫助M平安來到這個世界。王女士也驚喜不已。她一生中接生過數不清的孩子，沒想到那些孩子中有一位成為了歌手。王女士還特意帶來了M的出生證，上面有其生命最初的痕跡——出生時的小腳印。M也感慨萬千：“今天看到那么多生命中難忘的人相聚在此，讓我覺得好像又活了一回。我感到很幸福，如果人真的可以再活一次，我還是選擇這一條人生之路，因為在這條路上有這么多不能忘記的人！在此，我要真誠地謝謝你們。”然后，她以一曲《綠葉對根的情意》獻給自己生命長河中的“貴人”。

節目播出后，觀眾反應強烈。一時間，有關“腳丫”的話題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話題。坊間也出現了不同聲音，甚至質問明星的“腳丫”也值得捧嗎？此時，《解放日報》刊發了一篇題為《腳丫子為什么不能捧！》的文章，認為“這不能說肉麻，只能說有趣……我不贊成獵奇，也不反對偶爾有點趣聞雅事”，我們這才松了一口氣。

四

節目不斷開拓創新，也給主持人提供了廣闊的舞臺，主持人可以根據自身優勢展示各自不同的風采。記憶中，我曾在小品《三毛學生意》里復刻滑稽前輩范哈哈的表演，以一個瞎子老板形象出現；與陳國慶表演獨腳戲傳統段子《拉黃包車》；在主持《東方妙韻——評彈名家匯演》時，操起琵琶，來上一段“張調”名段《誤責貞娘》；甚至穿上鳳冠霞帔，反串京劇《龍鳳呈祥》中孫尚香一角。

為扮演孫尚香，我專門向程派大家李薔華老師求教。薔華老師對藝術向來嚴謹不茍，即便對吾等京劇初學者，也堅決不放低要求，一字一句教唱，連一個小氣口也不肯放過；一招一式比畫，絕不馬虎。演出當天，薔華老師不顧天氣寒冷，親自趕到劇場把關，仔細交代化妝老師相關細節。由于摘掉了眼鏡，我眼前一片模糊，幾乎寸步難行，薔華老師又親自將我攙至臺口，輕輕拍著我的手，囑咐道：“只能送你到這了。不用害怕，一定會成功的。”雖然，那段“昔日梁鴻配孟光”西皮慢板我唱得左支右絀，觀眾卻給予了鼓勵的掌聲……

當然，我最感興趣的莫過于寫作。主持之余，東抹西涂，留下不少文字。這些文字今天看來完全不值一提，從某種程度上看還有些膚淺，但那個時候我還有點敝帚自珍，想著可否做本隨筆集。這一想法，得到出版社以及好友的鼎力支持。編輯出于好意，提出最好請著名學者余秋雨先生作序。編輯的想法固然可以理解，但我掂掂自己的分量，實在難以啟齒。有位朋友得知此事，主動向余秋雨先生轉達了此意，沒想到，余秋雨先生欣然應允。大約不到一個月，就收到余秋雨先生寄來的序文手稿，對我的主持以及寫作興趣給予鼓勵。文中有幾段話至今難以忘懷：

曹可凡當初讓上海觀眾眼前一亮的原因，可能就是在于他的業余。一個碩士研究生，既不是廣播專業也不是藝術專業，而是醫學專業的，竟然也敢到電視臺來主持節目，到底會是什么模樣呢？仔細地聽，挑剔地看，不久大家就都點頭了。標準的普通話，偶爾夾進去一些流暢的英語，廣泛的文化知識，從容的大學風范，通達的社會觀念，這每一項拆開來看都不難獲得，而要組合在一起而成為一個可親可愛的熒屏形象就不那么容易了，曹可凡恰恰就是一種不錯的組合狀態。

他畢業了，做了大學教師，對于電視節目主持人仍然以業余方式參與，這使他在人生意態上更趨成熟和自如。他以一個有執持、有身份的文化人定位，穿行于上海文化界和廣大有文化追求的市民之間，邊尋訪采擷，邊娓娓而談，成了一個很受歡迎的文化播揚者。讀者眼前這本書，就是他在進行這番勞作時留下的部分文字記錄……它表達了一位醫科大學教師，一位醫生的文化熱忱，表達了一個當代文化人跨疆越界的精神遨游，表達了一個業余電視節目主持人所需要具備的文化準備和興趣范圍，當然，還表達了一個已經成為城市公眾人物的年輕人愿意用更多的方式與廣大市民進行溝通和交流的熱情，讓我們接受這番熱情吧！

記得當時讀完這段飽含真誠與深情的文字，我不禁怦然心動。一方面感念前輩的提攜與獎掖，一方面深感忐忑不安，因為我短短幾年的屏幕實踐，與余秋雨先生的標準尚有較大距離。也就是從那時候起，雖然還只是業余主持人，但我深知要以“專業”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向著山頂沖刺。

大約一年之后，一個重大人生選擇橫亙于我眼前，因為，業余主持與大學教師的兩棲狀態已難以為繼。To be or not to be？很難做出決斷，幸好導師王一飛教授善解人意。在他看來，我如果繼續任教，完全可以承擔起科研與教學重任，但要成為頂級科學家，恐怕難度不小；反過來，如果做一個電視主持人，或許可以釋放出最大人生動能，直至抵達山頂。一語點醒夢中人。我心中暗想，如余秋雨先生所言，做一個文化傳播者，豈不快哉！于是，沒有任何猶豫，我下定決心“跳槽”，完成了從“業余”主持人到“專業”主持人的飛躍。

入行數十年，驀然回首，燈火闌珊處，總能見到幾個熟悉的身影。他們手持火把，照亮前行的道路，讓我得以無怨無悔、氣定神閑、大踏步地邁向未來，不管遇到何種風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