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氣和暖，時近端午節，筆者想起了杜甫先生，想到他那首《端午日賜衣》，想到“開元盛世”，想到幾乎毀掉了整個大唐王朝的“安史之亂”。這首詩創作于唐肅宗乾元元年（758年），從詩句中看來，杜甫當時的心情挺不錯。

其實，安祿山和史思明發動叛亂的這幾年，杜甫的經歷一言難盡。757年，平叛形勢終于有了轉機，唐軍收復了西京長安。唐肅宗于該年十月回駕西京大明宮。十一月，杜甫得到消息，當即離開在鄜州避難的家人，趕回長安赴任。在杜甫艱難的一生中，擔任左拾遺，施展抱負，應該是他想要的生活。這段時間，也是最接近杜甫的人生理想之時，為此他極其努力。

在談杜甫如何過端午節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杜甫在長安的日常生活。幾百年來，許多人考證過杜甫擔任左拾遺時在長安的居所，此處不多談。其中一個比較合理的推測是，杜甫在“西京長安萬年縣朱雀門街東第三街昭國坊”賃屋居住。推出這一結論的間接理由是，幾十年后同樣擔任左拾遺的白居易也曾居住于此。不過筆者以為，白居易住在昭國坊時官任太子左贊善大夫，與王維曾擔任的太子中允職位相仿佛。雖然白居易有詩《昭國閑居》云“勿嫌坊曲遠，近即多牽役。勿嫌祿俸薄，厚即多憂責”，但此時白居易是正五品的官員，四鄰也多半是高官宅第，這種地方，不一定是杜甫能夠租住得起的。

筆者認為，杜甫居住的地方也許比昭國坊更靠近東南方向的曲江池，類似修政坊、青龍坊這種少有官員宅第且頗多廢棄寺廟的地方，因為這些偏僻荒敗的街坊內，房租必定便宜。

杜甫的一生都很貧窮，這一點很多人都知道，但他貧窮到什么地步呢？

三年前（755年），44歲的杜甫擔任從八品下的右衛率府胄曹參軍。他趕往奉先縣看望家人，作詩云：“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這樣一位“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的官員，居然能讓兒子餓死，杜甫有多么貧窮，便可以想象了。至于那些稅賦徭役沉重的平民百姓的生活，就更不必說了，所以他才感嘆：“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不幸的是，他不但窮困，還運乖時蹇，探親期間恰恰趕上安祿山發動叛亂。這一年，他沒能與家人一起過端午節。

兩年前（756年），杜甫回京幫助平叛，五月又不得不出京去安排家人逃避戰亂。其間，杜甫聽聞長安已被叛軍攻陷，唐玄宗巡狩蜀中，唐肅宗在靈武即位，他便急忙趕往靈武投奔朝廷，結果中途落入叛軍之手，被押回長安。這一年，他又沒能過上端午節。

一年前（757年）的四月，杜甫冒險脫離叛軍的羈押，從長安城西的金光門逃出，翻山越嶺走小路，步行一個多月，前往鳳翔。五月十六日他終于見到唐肅宗。“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丑。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這便是杜甫左拾遺官職的發端。左拾遺屬于位卑權重的供奉官，每日上朝，職責包括諷諫和薦舉人才，比起原來的參軍之職尊貴得多，唐肅宗對杜甫算得上是有賞拔之恩了。“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于是杜甫開始薦舉人才，同時不停地上書給唐肅宗，對朝政提出自己的意見。或許是因為他工作太過積極，只干了3個月，便被唐肅宗“墨敕”，放了探親假。“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杜甫沒感覺到朝廷可能是嫌棄他，只知道皇上于他有恩，居然給他放假探親。當然了，流離中的朝廷也必定沒有差旅費給他，當他空著兩手回到家中的時候，“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這一年的端午節，被杜甫在路上錯過了。

近年來，有些人懷疑杜甫的貧窮。那么，我們先查證一下他的“工資條”。據《新唐書》和《唐會要》記載，從八品上的官員每年給祿米約60石，俸料錢每月大約2500文，職分田2頃只能收租，每年大約能得粟米20石。也就是說，即使是在太平年月，這份收入也難以養活杜甫的十口之家。更何況，杜甫任職是在“安史之亂”最嚴重的時期，他在鳳翔的時候估計也是饑一頓飽一頓，俸祿就更不用提了。即使是他回到長安之后，怕是也不能領到“全俸”。況且，開元盛世的時候，長安米價通常是每斗15文，而杜甫回到長安的乾元元年，米價每斗達到數百文，自然是入不敷出的，尋找最便宜的地方租住也在情理之中。長安居大不易，歷朝歷代京城房租都貴，租屋居住的開銷占杜甫收入的比例應該不小。

二

據文獻記載，長安城“南北長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如果杜甫住在青龍坊或修政坊，他每日上班需要經過包括東市在內的10或11個街坊，距離可達到10余里。他是官員，穿著從八品的官服在大街上步行上下班，實在是有失官體，為此須得有所乘騎。于是問題來了，杜甫這么窮，他養得起馬嗎？

我們目前找不到具體資料，只知道他偶爾有機會騎“官馬”，而多半時間是向鄰居借驢，或是委婉地向朋友“借馬”。這些情景都在他給朋友畢曜的詩中清楚呈現。《偪仄行贈畢曜》云：“偪仄何偪仄，我居巷南子巷北……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這位畢曜兄想必與杜甫住在同一街坊，而且家中有馬，現在杜甫的官馬已經被收回了，他只好找朋友借馬。“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杜甫曾經步行上朝，上司為此很憤怒，感覺杜甫把上司的臉都丟盡了。借馬的理由還有“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平日借驢乘騎還沒什么，但每月的朔望朝會是去見天子，西京的朝官全部到場，若是騎驢上朝，怕是會丟皇上的臉。“辛夷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順便說一句，你我都不年輕了，若您能理解我的難處，借給我馬用，我請您喝酒。

《新唐書》記載：“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廩食方屈，乃禁京城酤酒，期以麥熟如初。”杜甫為了借馬，居然甘冒違禁的風險請畢曜飲酒。當然了，長安城的人情世故歷來繁雜，或許這“三百青銅錢”并非酒錢，而是不便直言的租馬費用。這位畢曜兄時任司經局正字，是位九品的小官。據杜甫在《贈畢四曜》中描述：“才大今詩伯，家貧苦宦卑。饑寒奴仆賤，顏狀老翁為。”雖然畢曜也貧窮，但他在長安有家人，有仆從，而且有馬，顯然比杜甫會過日子。

杜甫上班的大明宮在長安城北側。長安的街道寬闊平直，他騎馬由南向北，經過占地兩坊的東市一直走到北城墻，向西一轉便是大明宮前街，然后來到望仙門。望仙門內是下馬橋，大小官員都得在此處下馬，而且不論官馬私馬，馬匹都要由仆從或馬夫牽回，大明宮內不設“停馬場”。接著杜甫步行往北走，穿過昭慶門和含耀門，再折而向西，最后向北進入他供職的門下省。實話實說，杜甫如果騎馬上班，僅在大明宮內每日往返步行就要將近一萬步，如果徒步上班，還得再加上15里，真的挺辛苦。

筆者以為，在門下省上班的這幾個月，應該是杜甫一生中感覺最光彩的時段，因為他原本就“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現在唐肅宗給了他機會，讓他參與到朝廷政事中來，他“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的賢臣理想終于有機會實施了。

從詩中可以看出，這段時間杜甫的心情不錯。首先是他有機會開眼界，長見識。每月朔望兩次朝會，在大明宮的宣政殿舉行，卯正二刻，陽光剛剛登上宣政殿的瓦頂，杜甫便會站在殿前廣場東側的龍尾道末端，身穿深青色官服，靜候朝會開始。他的職務隸屬于門下省，朝會站在左班。

關于朝會，這年春天發生了一件很出風頭的事，中書舍人賈至寫了一首七言律詩《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賈至隸屬于中書省，正五品上的級別，穿淺緋色官袍，朝會站在右班龍尾道的最上層。他的這首詩之所以讓人心生感動，引發關注，應該是人們經歷了“安史之亂”和兩京陷落等亂離悲苦之后，大唐王朝終于重回正軌，朝會成為再造盛世的象征。

銀燭熏天紫陌長，

禁城春色曉蒼蒼。

千條弱柳垂青瑣，

百囀流鶯繞建章。

劍佩聲隨玉墀步，

衣冠身惹御爐香。

共沐恩波鳳池上，

朝朝染翰侍君王。

詩中所言，正是當時人們最懷念的色彩、最期待的盛況，如今終于重現，心情難免激動。賈至將這首詩呈送給中書省和門下省的同僚，引發的是唐代文化中最值得贊賞的風尚——詩歌酬唱。

與賈至同樣站在右龍尾道的岑參，是杜甫上一年在鳳翔時與其他3名官員聯名舉薦的人才，如今擔任中書省右補闕，他的“和詩”中有兩句特別精彩：“獨有鳳凰池上客，陽春一曲和皆難。”這一次唱和的詩歌只留傳下來4首，最為出名的是王維的《和賈舍人早朝大明宮之作》，首聯與頷聯至今依然是名句：“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日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袞龍浮。”不是大手筆，絕對寫不出此等大國氣象。

杜甫是在七言律詩上有突出成就的詩人，他的祖父杜審言便是初唐的重要詩人。“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在作詩這件事上，杜甫不必謙虛，他的頷聯和頸聯最為精準：“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煙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杜甫在七言律詩上的重要成就，便是在格律上可守亦可失，以守律為根本，以失律為技巧，以個人的興發感動為首要。這4首唱和詩在中國詩歌史上極其重要，它們是七言律詩這一體裁的代表，同時，這也是詩人們經歷了國家巨大變故之后，終于重見大唐輝煌時感情充沛的表達。

三

下面我們談談杜甫的工作。杜甫對左拾遺這個職位的重視程度我們前邊談到過，筆者相信他是在全心全意地為人生理想而工作，他的心中也充滿歡愉之情。《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云：“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從這兩句詩中便能夠直接感受到，杜甫的內心深處有多么的滿足，而這種滿足來源于他的工作。

杜甫沒有考中過進士，給唐玄宗獻上《三大禮賦》之后，才贏得一次待制集賢院的機會，但唐玄宗并沒有給他合適的職位，為此他十分珍惜唐肅宗對他的賞識。他剛回到長安就職時，便作《題省中院壁》：“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補，許身愧比雙南金。”結合杜甫的身世，筆者認為，他在此處表達的是一種倔強的濟世精神，哪怕工作困難，哪怕知其不可為，他也一定要為之，這與他“竊比稷與契”的賢臣理想很是相符。為此他對自己的要求極為嚴格，白天，他會很細心地“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棲”；有時晚上在門下省值夜班，他會“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杜甫在長安擔任左拾遺不到一年，但在工作上盡心竭力，這應該來源于他“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的品性。可惜的是，他的工作并沒有得到上司和同僚的重視，而且他朋友不多，這一時期的唱和送別詩作也不多，說明他在長安其實很孤獨。

四

這篇小文，除了要總結杜甫的忠君愛國思想和現實主義詩風，還要了解杜甫到底是怎樣度過乾元元年這個端午節的——

杜甫已經好幾年沒能正經過端午節了，這次也一樣，一是因為他的家人還在鄜州鄉下，二是因為他這個窮京官負債累累，過節如過關。“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從詩意上看，他的《曲江二首》寫得別有寄托，但從杜甫的現實主義詩風來講，他的貧窮也是真的。這兩首詩顯然寫在春末，此時他早已經將冬天和春天的衣服典當了，而且他還用“酒債”轉喻其日常生活的飲食不周，“開門七件事”多半要靠賒賬支撐。

中國古代的日常生活中多半是“熟客買賣”，賒欠取用、定期還賬的商業模式很早便有。農民集中還賬的時間多半是秋收以后，京城官民集中還賬的時間多半是在重大節日之前。所以，杜甫過端午節時，無可逃避的一件事情就是還債。那么，這算是杜甫人生中最困苦的時期嗎？不是，這一年很可能是他人生中最愜意的一年，因為他終于有了相對穩定的收入，不必像以前那樣，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日子。

端午節在初夏，天氣和暖，若是在冬季，“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這種日子想想都可怕，但杜甫大半生都是這么過的。

當然，對于杜甫來講，今年端午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皇上恢復了大唐慣例，端午節給官員“賜衣”。在唐代，衣服是很貴重的財物，做一件官袍得花費杜甫好幾個月的俸料錢，他身上的那件深青色麻布官袍，還是去年初任左拾遺時皇上賞賜的，因為他晉見皇上時已經“衣袖露兩肘”。

為此，杜甫開心地創作了一首五言律詩《端午日賜衣》：“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濕，當暑著來清。意內稱長短，終身荷圣情。”這件細麻布的官袍又輕又軟，內襯居然是蠶絲織就且輕薄透氣的“羅”，穿上它脖頸處能感覺到絲織物的清涼。

這件賜衣對杜甫的意義，不僅僅是“荷圣情”這么單純，以筆者對杜甫的了解，他很可能聯想到了大唐的鼎盛之時，希望那番光景能夠重現，就像他在詩中回憶的：“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唐代端午節的風俗與今天很相似，官員放假一天。人們吃名叫“角黍”的粽子，雅稱“碧筠粽”，還有一種甜點“粉團”很出名。唐代端午節人們也會在曲江池劃船競渡，那里距離杜甫的住處不遠。放假的日子，杜甫到池邊飲酒吃角黍、粉團，順便就能觀看劃船比賽。

唐肅宗會不會來到曲江池觀賞競渡？應該不會，因為那是太上皇唐玄宗喜歡的活動。唐肅宗要做中興之主，國內的叛亂完全平復之前，他不便如此。那么，他會不會像太上皇那樣在端午節宴請詞章之臣，分韻作詩呢？應該沒有，到目前為止，唐肅宗的現存詩作不多，藝術價值有限。

乾元元年的端午節，73歲的太上皇帝唐玄宗正住在他年輕時的“潛邸”興慶宮。作為太上皇，他身處嫌疑之地，應該不會像開元天寶年間那樣，在節日里召集詞臣，設宴賦詩吧。但筆者手邊恰好有一首唐玄宗的《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的五言排律，我們不妨讀上幾句。“四時花競巧，九子粽爭新。方殿臨華節，圓宮宴雅臣。進對一言重，遒文六義陳。股肱良足詠，風化可還淳。”唐玄宗的詩作確實是帝王口吻，可惜的是，他未能實現自己詩中的理念。

杜甫這一生，并沒有夢想成為皇上的“股肱之臣”，他的理想是“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可惜的是，這個理想太難實現了。端午節后一個月，杜甫便被貶官出京，從此再沒能回來。值得慶幸的是，杜甫雖然沒能實現政治理想，但他為理想所做的觀察、行動和思考全都記錄在他的詩里，他的詩歌理想實現了。

（作者：龍一，系天津市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