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于唐以降“古律之爭”的單純文體學二分推斷，“古賦”觀念的歷時性考察更為接近復雜的真實狀況，也更具理論的張力和可闡釋性。自唐以律賦取士，“古賦”的追尊即已開啟，形成尊古卑律的觀念，歷經宋元明清，反映唐以降的賦體尊尚，出于情、辭、理的評判標準，要歸主情，系于《詩》義，并重辭采，把握賦體鋪陳的本質特征。宋以降古賦之論雖受理學影響而又與之疏離，排斥賦體講經，也是對于賦體鋪陳本旨的堅持。但“古賦”的觀念是歷時性的，其所尊尚或因時而變，尤其對于六朝俳賦的接受代有所異。相反的是對于律賦科考的否定立場自始不變，反映賦體衰變的共同認知，盡管清人律賦尊唐，但“以古為律”也同樣反映古賦的尊尚。賦學研究必須解釋賦體自唐以降趨于衰微的事實，在此可以提供一個宏觀的角度。

盡管律賦從六朝俳賦演變而來，但其新興卻是得自科舉考試的推動，律賦與之捆綁，經歷了唐以降的漫長歷史。科舉必考律賦乃是由于律賦的聲韻、造語、篇章等格式猶如律法的規定適合評判，故稱“甲賦”，如遵守甲令。早在開元二十五年二月玄宗詔曰“進士以聲律為學，多昧古今”，其后如憲宗時宰相權德輿、文宗時宰相舒元輿并指甲賦律詩考試“儷偶對屬”“雕蟲微藝”，在抨擊科考的同時也否定律賦文體的價值。文士以試賦習慣創作律賦，也如五代牛希濟《論文章》所謂“唯聲病忌諱為切……又屈宋之罪人也”（《全唐文》卷八四五）。過分講求聲律而喪失楚辭漢賦以來主情敘物的傳統，乃是律賦遭受否定的根本原因。

尊崇古賦與否定律賦相伴相隨。唐佚名《賦譜》即以二者相對為言，又北宋選唐人詩賦“率多聲律，鮮及古道”，與《唐文粹》只選古賦相對。南宋《后村先生大全集》論人“古賦在詩之下……三賦皆用楚詞體”，則尊《騷》為古。元明賦論更于古、律構成對立，而且漸明古賦范圍。元虞集《易南甫詩學序》列次《詩》與楚辭漢賦，兼及“魏晉之體”，認為“因唐之詩賦有聲律對偶之巧，推其前而別之曰古賦”，概以唐前為古、唐律為新。劉塤《隱居通議》亦以漢賦為古，但也略收南朝宋、梁俳賦。陳繹曾《文筌》則指“漢賦至齊梁而大壞”，蓋以“輕浮華靡”“饾饤小巧”而“古意掃地”，唐代律賦承而衍之，亦在否定之列；及宋詩賦以議論說理，作賦“或以經語為題，其實則押韻講議，其體則押韻四六，名雖曰賦，實非賦也”。

元代試賦變律為古，賦論更加尊古抑律，祝堯《古賦辯體》（“辯”一作“辨”）可為代表，以俳、律相承，而指后者拘限對偶聲病，乃至“雕蟲道喪……風騷不今”，致使律盛古衰、古賦不古。而作者“惡近律之俳，則遂趨于文，或惡有韻之文，則又雜于俳”，“俳”則六朝以至唐律，“文”則如宋人講經說理，俱為不古。由此可見，祝堯“古賦”辨體不僅如人們所論區分古、律，而且更是針對古賦的辨體。其所持守的古賦標準則是情、辭、理：

求賦體于古者，必先求之于情，則不刊之言自然于胸中流出，辭不求工而自工，又何假于俳？無邪之思自然于筆下發之，理不當而自當，又何假于文……動蕩乎天機，感發乎人心，而兼出于風、比、興、雅、頌之義焉，然后得賦之正體，而合賦之本義。（《古賦辯體》卷八）

古賦以情為要，情系六義，情發為辭，理亦隨之。主情如班固“賦者古詩之流”的《詩》學本位，要求比興諷諫，其后如晉摯虞、南朝梁劉勰等莫不本之，流及晚近。祝堯否定律賦，因其痛失風雅之義。《詩》《騷》主情，《騷》存《詩》義，則《騷》為最古。但《騷》不承《詩》，大賦出于《騷》而棄情主物，漢人指為諷諫而批評藻麗，然否相半，祝堯以漢大賦“極其眩矅……而《雅》《頌》之義未泯”，則是情辭并重，后人楷模。及六朝俳賦間有“猶得古詩之余情”者，猶以為古，與唐宋論者概指俳賦不同。

在情、辭、理三者中，“理”是一個新的因素，中國文論自先秦及唐罕見以“理”論文者，詩論則自宋人開始，元人詩話侈談。論賦則如祝堯《古賦辯體》要求“辭合于理”，理見于辭，并未作為衡量古賦的主要標準，而且否定通篇說理，如謂《子虛賦》“首尾是文，中間乃賦”，前者流為唐末及宋之文體而情辭俱失，后者辭采鋪陳流為齊梁唐初俳體，則猶不失辭。其實漢大賦如揚雄《長楊賦》全篇就以議論為主，已經喪失鋪陳，及宋賦議論，則等同于文。陳繹曾所指“押韻講議”甚至專講義理，棄失辭采，而楚辭主情、漢賦主物，只是“以理輔之”。賦以辭采鋪陳為本，元人將講理之文摒除于賦體之外，反映對于賦體本旨的堅守。

祝氏之論為明吳訥《文章辨體》引述，表明吳書對于《古賦辯體》的繼承，其后徐師曾《文體明辨》的賦體分類受到祝書的深刻影響而更為合理。徐書將賦體分為古、俳、律、文四體，“俳賦”收錄晉至唐初九篇，其中鮑照《野鵝賦》、顏延之《赭白馬賦》，祝堯視為古賦，徐書則與古賦不雜。除去六朝俳賦、唐代律賦和宋代文賦，那么古賦的范圍就只是騷體賦、大賦、抒情詠物小賦，而唐以降律賦既以科考專講聲律，則卑而下之。至如祝堯《古賦辯體》所指如歐陽修《秋聲賦》專以“議論論理”為主而“全是文體”，徐氏始稱“文賦”，名實相合。論者乃謂祝堯《古賦辯體》發明“文賦”，則是誤徐為祝。

而祝堯所指“文體”尚理失辭，在明人賦論的回應顯示在新的歷史情境中的問題重要性。據蹤凡《中國賦學文獻考》，今存《古賦辯體》版本六種中四種刻于明代。明人錢溥、張琨作序，反映明初崇理輕辭，這引起明代中期茶陵派和七子派的反動，后者李夢陽倡導“文必秦漢，詩必盛唐”，更以“漢無騷”“唐無賦”“宋無詩”的驚悚言論將復古主義推向極端。不必以常理駁斥漢有騷體、唐賦遠多唐前、宋詩在唐后又為“高峰”，對此李夢陽豈若無睹？我們無法否認，漢代騷體確實不如屈宋楚辭、唐代律賦確實不如兩漢六朝賦、宋詩確實不如唐詩，文體創制的每況愈下雖是不愿接受的事實，但取法乎上以重振文學的愿望卻是可以理解。在賦體遷變的宏觀視角，則“唐無賦”顯示唐以降律賦應試并自我創作拘限聲律的衰變，實與尊古卑律聲氣相應。

論者以為清人以科考提升律賦，扭轉重古輕律傾向，其實不然。清初毛奇齡《田子相詩賦合集序》仍批評時人崇唐薄漢。及清中葉尊唐，而有“清代唐賦學”，如湯聘《律賦衡裁》也是并尊唐律、古賦，以揚馬麗句流衍齊梁、庾信駢偶開啟隋唐，那么唐律自然而生，則是勢所當然。前人論賦體演變多以每變愈下否定唐律，只是清人反轉尊唐，但以唐前追尊，也必然并尊漢魏六朝。甚至如邱士超《唐人賦鈔》仍以“騷、古為上，俳體次之，律體又次之”，旨在以古為律，其法要在破除律賦“處處必用四六”，主張“單句以疏之”，亦如湯聘所稱元稹《郊天日五色祥云賦》“以古賦為律賦，純用長句，筆力健舉”（《律賦衡裁》卷一）。但律賦本在駢四儷六，若用長句、散句，必然導致律體消解的結果。

清代唐賦學尤承祝堯《古賦辯體》重視辭采，如湯聘《律賦衡裁》援引漢代揚雄“麗則”“麗淫”之說，“麗則”在于諷諫，清人借以重辭，且持守經義。論賦至此，可見古代賦論自始至終的《詩》學本位和重辭傳統，后者突出顯示中國文學作為“辭章”的漢字書寫本色，迥異西方出于拼音書寫的“文學”概念；而“古賦”觀念追尊《詩》《騷》，一如詩學推崇《風》《雅》，表現出歷史回視的復古意識，也使中國文學觀念一脈相承，歷久彌新。在這一背景下審視唐以降賦論始終如一的尊古抑律，也可以在更高層面對于賦體演變獲得通達的理解，過度格式化的操作和功利主義畢竟有悖作為“辭章”的文學本旨。這是我們對于唐以降賦體衰變提供的一個可能解釋。

（作者：易竹溪，系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