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學生記憶中的好老師

1983年7月，汪曾祺以他1946年9月至1948年3月執教上海致遠中學的生活為藍本創作了短篇小說《星期天》，其中提到“我”所在的一家私立中學“學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這可能并非虛構。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福利營業股份有限公司”陸續編印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又名《上海商用地圖》）顯示，當時上海各區臨街商鋪鱗次櫛比，整座城市已達到很高的商業化程度。汪曾祺走出小小的致遠中學圍墻，滿眼都是擠擠挨挨的商號，自然覺得這所學校學生都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

其實也有例外。從山東青島趕來上海與父親匯合的詩人臧克家的兩位公子，通過李健吾的關系借讀（后來甚至借住）于致遠中學，他們自然不是商人家子女，更談不上“附近”。從學校到臧克家、鄭曼夫婦居住的北四川路寓所將近5公里，步行需要一個多小時。為擴大社會影響，校長高宗靖經常出席各種社會活動，這本身就有一種廣告效應。此外致遠中學每年還在各大報刊登載特別的招生廣告，限額（不少于百分之三十）招收貧寒人家子弟做“減費生”或“免費生”。貧寒的暨南大學校友子弟還可優先享受同等待遇。臧家兄弟就是這樣招進來并受到特別照顧的“減費生”或“免費生”。據當時一位學生回憶，汪曾祺班上還“有一個男同學，父親是清道夫”。

1946年7月16日《民國日報》“致遠中學近訊”稱，“該校因拙于經費，下學（期）起，將撤銷高中部，若教育局能予以津貼，則又當別論云”。汪曾祺這年9月來致遠任教，學校確實只有初中部而并無高中部了。看來即使教育局局長顧毓秀是高宗靖老師李健吾的同窗好友，又是致遠名譽校董，但并無津貼下放給這所私立中學。1947年10月，李健吾搬出位于陜西北路175弄（威海路路口）“華業公寓”，住進西寶興路菜場附近較為低廉的一間屋子。“華業公寓”底樓大堂寬敞明亮，有兩部電梯，在當時上海人眼里屬于豪華住宅。李健吾拿到“頂”下這套公寓的著名演員金山、張瑞芳夫婦的八根金條，將其中一根贈給高宗靖，以解其燃眉之急。這個細節也說明該校確實“拙于經費”。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否單純為了擴大社會影響，致遠中學一直堅持招收貧寒子弟為“減費生”或“免費生”，無論如何都算是一項十分難得的善舉。

但這樣一來教師待遇就不會怎么優渥了。小說《星期天》說趙宗浚校長每逢周末總忘不了把幾個他鄉作客或有家不歸的單身教員拉出去玩玩，逛公園，坐茶館，吃小吃，“凡有這種活動，多半都是由他花錢請客。在這種地方，他是一點也不小氣吝嗇的”。校長此舉既是團隊建設，也是聊補無米之炊，稍稍減少一點教員薪水不高的遺憾吧。

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給沈從文寫信，提到黃永玉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信中寫道：“一月五十萬，不可想像！”葉圣陶日記詳細記錄了1947年2月至10月上海如何“物價齊漲，如中狂疾”，其中僅大米一項，就幾乎“每日改價”。2月5日十萬一袋（估計十斤），2月11日“米價漲至十五六萬，且無米可買”。5月6日漲到三十萬元，5月23日漲至三十八萬。1947年10月13日大米漲至八十萬。專業記錄顯示，上海大米批發價1947年6月平均一石（百斤）427千元，7月平均407千元，8月平均409千元，9月平均528千元，10月平均662千元，11月平均670千元。看來實際售價要遠高于理論上的“平均”市價，難怪汪曾祺說黃永玉的教師工資（低得）“不可想像”。

目前暫無材料顯示汪曾祺在致遠中學每月取酬多少。完成于1947年7月2日的小說《綠貓》，寫小說家“我”和另一個小說家“栢”（汪曾祺在上海時曾用過筆名“方栢臣”）都從云南來上海，又都很落魄，有一天“我”去拜訪“栢”，見“栢”的房間有四張床，“比我的房間還多一張”，其狹窄、擁擠、凌亂簡直不可名狀，“我想問問他是不是還是那幾個錢薪水，得了，別問了”。這無疑可視為當時汪曾祺的自我寫照——他的月薪肯定不會太高。他和窮畫家黃永玉每次去見青年文友黃裳，總由黃裳會鈔。黃裳擔任《文匯報》編輯記者，又在“中興輪船公司”兼職，筆頭快，寫散文賺稿費又遠多于汪曾祺、黃永玉。

學生眼里“汪先生”相當貧寒（那時上海人都稱老師為“先生”），“有一次，上午第一節課是國文，過了幾分鐘，汪先生還沒有來。班長便去宿舍里看看，回來的時候，對同學們說，汪先生還在睡著，感冒了，身上只蓋了一床沒有被里被面的棉絮。同學們聽了，心情黯然。可見那時候的中學老師生活是多么清苦”。如果這位學生的事后回憶屬實，“汪先生”或許是把他在西南聯大做窮學生時養成的習慣帶到了上海，一遇困乏就“堅臥不起”，“被窩的里面都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條棉絮。我無論冬夏，都是擁絮而眠”。但不管是“感冒了”，還是因為“時常寫一個通宵，到天亮時才和衣睡下”，反正一聽到學生敲門，他還是立即“翻身起來，拿毛巾抹一下臉就上了課堂”。

汪曾祺在致遠中學教初中二年級國文、初中三年級外國歷史兩門課程，“一星期教二十八課”，從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五到六節課，對年輕的中學教員來說也不算太繁重，但白天并無太多整塊時間，而他從昆明后期開始就養成了一邊教書一邊創作的習慣，因此晚上熬夜寫作便成了常態。

據說他教外國歷史課，“只管自己滔滔不絕，絲毫不理會教室內學生因不重視輔課而有躁動，似已顯示散淡的名士風度”。連給畢業生紀念冊上的題詞也與眾不同。校長高宗靖的題詞是致遠的校訓“任重致遠，敬業樂群”。國文老師是“知足長樂，求學不可知足；謙讓為本，當仁毋須謙讓”。汪曾祺則從朱熹《近思錄》摘出一段語錄，“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這就令當時獲贈此留言的中學生覺得“似含禪機佛理，難于參透”。

在當年學生記憶里，“汪先生”有一個奇怪的愛好（或才藝）：因為作文課總是連上兩節，他在黑板上出好題目，命學生當場完成一篇習作，本人就蜷縮于講壇后面，“用紅筆在粉筆上畫畫兒。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在那又長又圓又掉渣的粉筆上畫出各種花、鳥、房子等等……非常好看的畫”。學生們大概不知道，“汪先生”父親汪菊生乃故鄉高郵一名很有功力的畫家。“汪先生”自幼向父親學畫，這方面有童子功。

汪曾祺在致遠教書、尤其教“國文”的成績頗為可觀。“每當同學們的作文，有了較好的句子，他就會在課堂上讀給大家聽。有一個男同學，父親是清道夫，本人學習又不好，很受同學歧視。有一次汪先生特別表揚他寫的‘天氣一天天熱起來，柏油馬路也一天天變軟了’（那時的柏油馬路天熱太陽曬，便會變軟）。還有一位女同學，形容夜空中的繁星，像天空上開滿了一朵朵小白花……汪先生叮囑大家要像這樣細致地去觀察生活，感受事物。”他甚至還教出過一名小詩人！這就是臧氏兄弟中的老大臧樂源。他在“汪先生”（當然還有父親臧克家及其詩友們）的幫助和影響下，接連發表了兩首小詩。

上述三位學生多年后的回憶或許都將往事蒙上一層美麗光環。實際情況以及汪曾祺當時的內心感受，自然要復雜許多。

“汪先生”的心事

汪曾祺在學生面前“炫耀”畫技，是否因為上課總“講聞一多、朱自清、李廣田、沈從文、何其芳、巴金、魯迅”等“新文學家”，曲高和寡，在剛剛從日寇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上海學生中間難覓知音？學生們雖然知道這位新來的老師在文學期刊上發表過一些小說和散文，但“我們當時一點也讀不懂”。

其實來上海之前，汪曾祺就有當著別人的面繪畫的習慣。寫于1946年12月13日的一篇散文回憶在昆明時，同學“孟處”和“松”（女友施松卿）看他畫百合花。后來天各一方，作者本人只記得那幅“百合的遺像”了。

他坐在致遠中學教室里，一邊看著低頭寫國文“習作”的學生，一邊在粉筆上畫畫，很可能像這篇散文所寫的那樣浮想聯翩，“到上海三月，孟自家鄉北上，經過此地，曾來我這個暮氣沉沉的破屋里住了一宿，談了幾次，我們都已經走了不少路了”，“這教我有了一點感慨。走了那么多路，甚么都不為的貿然來到這個大地方，我所得的是甚么，操持的是甚么，凋落的，拋去的可就多了”，“松遠在南方將無法盡知我如今接受的是一種甚么教育”。“汪先生”這些心事，學生們當然不可能知道。

這篇散文還說他有時“獨坐無聊，想跟人談談，而沒有人可以談談，寫不出東西卻偏要寫一點，時方近午，小室之中暮氣沉沉。雨下得連天連地是一個陰暗，是一種教拜倫脾氣變壞的氣候，我這里又無一分積蓄的陽光，只好隨便抓一個題目扯一頓，算是對付外面嗚嗚拉拉焦急的汽車，吱吱扭扭不安的無線電罷了”。許多回憶汪曾祺在上海的文章都說他的居室常常高朋滿座，實際上朋友固然有幾個，但都為生活奔波，不可能一天到晚聚在一起，或寂寞時招之即來。多數情況下，致遠中學這位新來的青年教師只能獨處一室，無人傾談，以至于到上海將近一年之后，每逢夏日黃昏，既無處可去，也無訪客來聊天，只能吃過學校的包飯，先睡兩個鐘頭再說。

一覺醒來已是晚上九點，“在我睡著了時一切都還在進行著的”，這個世界并非缺了他就停止運轉。這時聽到隔壁巷子里兩個女孩在練歌，翻來覆去唱著同一首曲子。“汪先生”最后總結說：“這樣的唱歌能使她們得到快樂么？她們為什么要唱歌？”

自始至終，汪曾祺并不知道這兩個唱歌的女孩是誰，卻作出如此推測，這無非表明他很厭煩那“圍繞”著他的整個“世界”。他對在他睡著時“一切都還在進行著”的世界感到不可理喻，以至于連小女孩的歌聲也覺得難以忍受。

“汪先生”終于起床了——從“聽雨齋”那張屬于他的小鐵床上爬起來，覺得“天真悶，氣都不大透得過來。什么地方一股抹布氣味，要下雨了吧”。

1947年初夏一個平凡的日子，從傍晚到晚上9點之間，昏睡中醒來的“聽雨齋”五分之一主人（還有另四位住客）汪曾祺心神不寧。這雖然只是一時的感受，但鄭重其事寫成文章，用一個大家都猜不出是誰的古怪筆名“方栢臣”發表在上海《大公報》上，無疑是在傳達作者對蜷曲滬上一隅做中學教師的真切感受。

他深感茫然。他不知道這個暫時的職業有何意義，恰如他想象中隔壁女孩子都不喜歡各自所作的事，都不明白這些事的意義，卻又不得不煞有介事堅持著去做，似乎因此就能維持整個世界正常運轉，似乎整個世界的運轉就是依靠每個人這樣盲目的堅持。

這種心態也影響他對自己所教中學國文課的認識。一個名牌大學中文系畢業生、青年作家教一班上海中學生“國文”，盡管有些屈才，但起碼勝任愉快，師生之間時常迸發智慧的火花，也未嘗不是一種樂趣。但事情并不這么簡單。

他覺得當時沒人關心所教的“國文”是什么，也沒人在乎教得好不好，只要“在那兒‘教’”就行了！他認為當時教育制度連“‘國文’究竟是個甚么東西”都沒搞清楚，甚至“根本就沒有甚么制度”。因此“我”怕進教室。“一走進教室，我得盡力穩住自己，不然我將回過身來，拔腿就逃。不過我的‘性子’常常很好（我這一向睡得不錯），我走進去，帶上門（我把自己跟他們一齊關在里面），翻開書（一切做來安詳從容），我講了……”

接下來一段寫“我”給學生分析自己最有心得的明代散文家歸有光《項脊軒志》：“我思想活潑，嗓音也清亮；但是，看一眼下面那些臉，我心里一陣凄涼，我簡直想哭。”學生們“全數木然。這分析得比較細，他們不大習慣？那他們至少該有點好奇，我愿意他們把我當一個印第安人看也好。可是就是木然，更無其他。我從他們臉上看到了整個的社會。我的腳下的地突然陷下去了！我無所攀泊，無所依據，我的腦子成了灰濛濛的一片，我的聲音失了調節，嗓子眼干燥，臉上發熱。我立在這里，像一棵拙劣的人畫出來的樹。”

總算上完了“國文”課，“我”回到“聽水齋”或那間“鐵皮木棚”里“批改學生的作業”，又產生了新的痛苦：沒有一篇“作業”令“我”滿意，“一邊批削著一邊恨恨的叫苦，忽然傷狗似的大吼一聲，用力抓揪自己的頭發，把手里的紅筆用力摔去，平常決不會有的粗野態度這時都來了；這樣也有不少年了；（我的青春！）我仍然有耐心把一本本‘作文’改了”。

在“一本本‘作文’”中，“我”偶爾也會“大喜若狂，不能自禁了，當垃圾堆中忽然發現一點火星；即使只是一小段，三句，兩句；我趕緊俯近它，我吹它，扇它，使它旺起來，燒起來”。激動的“我”把這篇“不錯奧？”“很有希望奧？”的“作文”當寶貝遍示同事，得意非凡。

這是初中二年級某個女生交上來的草稿，“說到家里幾只小貓，一回家她總是先去看看小貓，跟它們玩半天，她說她老想小貓要是老不大起來多好啊。我想：這孩子！我好好的看了她一眼，覺得她眉目間有一種秀氣，美起來了，說：‘很好，拿回去抄吧。’”這位女生確實給“我”帶來莫大的欣喜，“下了班，在飯后的閑談里我不知在誰的話后插了一句。‘許多東西是與生俱來的，比如藝術，大概真是一種本能。’我躺在椅子里，抽著煙，對這個世界很滿意的樣子”。

汪曾祺來致遠中學之前，已經在昆明郊區西南聯大同學自己創辦的“中國建設中學”教了一年多“國文”，但跟這篇散文寫于同時的回憶“中國建設中學”的小說《老魯》并未流露任何頹喪失望，盡管那所昆明郊區的中學條件遠不如“上海市中心區”的致遠中學。《老魯》寫那所學校經常不能給教師發薪，只能保證老師們有飯吃，但“我”和同事們樂在其中，竟然有閑心考證所挖野菜可能就是《莊子》“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然喜”的“藿”，甚至戲稱這種挖野菜度日的行為是古圣先賢的“采薇”，“日子過得極其從容”，就連從部隊“下來”的老兵（50歲左右的“老魯”）對未來也抱有堅定不移的希望。他在云南剛開始教書時還說“教書不易偷懶，我在一個制度之中，在一個希望之中，在一個隱潛的熱情環圍之中”，為何到上海后卻懷疑究竟有沒有一個教育“制度”，教育工作究竟有沒有“希望”？是否值得為之付出“熱情”？

最可靠的解釋只能說是被上海的新的環境刺激所致。在云南時雖然經常“窮出骨頭來”，但畢竟還有抗戰勝利后“復員”回內地的希望。如今到了大上海，有幸住進“上海市中心區”，當初朦朧的希望反而被冷酷的現實所擊碎，“我”由此認清此時此刻自己真實的身份與處境。

“教員檢定”及其他

還有一樁煩心事。抗戰勝利后，上海市教育局舉辦過兩次中學及師范學校教職工“檢定登記”或“檢定試驗”。第一次是1946年夏秋之交，第二次是在1947年夏汪曾祺執教致遠中學之后。當時報紙報道，“市教育局于昨日下午三時在教育局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檢定委員會議”，“中學及師范學校教育檢定，決于七月廿一日開始申請檢定，八月九日截止申請，八月十五日揭布準予參加試驗檢定名單，八月廿一日舉行考試，九月五日揭布全部合格教員名單，發還證件，十月一日發給合格證書，十月十五日呈文教育部報告辦理經過”。

半個月之后，亦即1947年8月5日，“檢定”活動進展又見諸報端：“（本報訊）上海市教育局舉辦第二屆國民教育工作人員檢定登記，已于七月底截止申請，索表申請者約萬人，已填就表格連同證件繳局者八千四百余人，現正由市教育局加緊審核中”，這是針對“國民教育工作人員”的，針對教員的“第二屆中學及師范學校教員檢定登記，將于本月九日截止申請。迄今索表者已有二千余人，呈繳證件登記者計五百余人。檢定試驗，定于八月廿一日起舉行”。

致遠中學校長高宗靖1946年已順利取得“中學師范教員檢定合格”證書。1947年暑假期間汪曾祺卻大為窘迫，因為他手頭并無報名申請所需“證件”。早在1947年7月16日他就給沈從文寫信說：“上海市教員要來個什么檢定，要證書證件，一討厭事，不過我想當無多大問題，到時候不免稍稍為難一下而已。我已教書五年，按道理似已可取得教員資格。果然有問題，再說吧。”說得輕松，其實很棘手。他在西南聯大只是肄業，所謂“我已教書五年”（“五年”或為“三年”之誤）當指在昆明郊區“中國建設中學”任教將近兩年，加上來致遠之后的一年，但這些經歷都需證書或文件來證明。

1947年9月25日上海市第二屆中學及師范學校教員檢定結果公布，共計951人合格。《世界日報》1947年9月26、27、28、29日連續發表合格者名單，其中并無汪曾祺。

《世界日報》26日“本報訊”，“教育局舉辦中學及師范學校教員登記及檢定一案，經該局多日之積極工作，其審核手續大致業已竣事，除非現職人員尚在復審中，及現職中尚須待審人員應俟提出有力證件后，再行補予審核外，已先將現職審查合格人員，于昨（二十五）日發表。”汪曾祺就屬于必須“提出有力證件后，再行補予審核”的“非現職人員尚在復審中，及現職中尚須待審人員”。

不知汪曾祺有沒有因此想起他1941年發表的一篇小說，其中提到主人公“荀”討厭同室（原型為西南聯大校舍）幾位同學，不管他們學甚么專業，“誰都知道，需要最多，薪津最多，事務最無枝蔓的是會計人員。諸同學都有志會計，但學校里不發‘該生已修會計，可以發賣’的證件，這是疏忽的地方。但他們都很聰明，有人找到四年前某上海私立會計學校的肄業證書，找熟鋪子鐫個印，照樣發他幾十張好了。而繕寫證件是早就看上了荀的，荀的字不壞，且在他們眼里他是個極隨和的人”。討厭歸討厭，“荀”還是答應了這幾位同學的請求，這比錢鍾書《圍城》中方鴻漸偽造“克萊登大學”畢業文憑早了五年多，但此時此刻正在上海為“教員登記檢定”苦惱的汪曾祺本人自然不能如法炮制。

這種情況似乎并未給汪曾祺造成根本的麻煩（他本人和高宗靖校長或許曾為此付出許多努力），1947年秋新學期開始，汪曾祺照樣在致遠中學上課，但上海市教育局這次“教員登記檢定”肯定給他的教書生涯投下一團難堪的陰影。

汪曾祺來致遠教書原非長久之計。1946年9月他進致遠不久便頗感不適，仍請沈從文幫他在上海另謀職業。沈從文1947年2月初，寫信托上海的朋友將汪曾祺推薦給考古學家李濟（字濟之），“濟之先生不知還在上海沒有。我有個朋友汪曾祺，書讀得很好，會畫，能寫好文章，在聯大國文系讀過四年書。現在上海教書不遂意。若你們能為想法在博物館找一工作極好。他能在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對畫有興趣”。直到1947年7月，汪曾祺從沈從文處仍未獲得任何消息，他又給沈寫信說“我實在找不到事，下學期只有仍在這里，一星期教二十八課，在準備一套被窩讓它發霉，準備三顆牙齒拔，幾年壽命短吧”。這又是“發孩子氣的牢騷”，但他確實感到自己就像一株北方的植物，“強為移植南方，終覺不入也”。何況北方還有苦苦等待著的未婚妻呢。

也許正是在李濟的幫助下，汪曾祺后來果然在故宮博物院找到一份臨時工作，1948年3月初終于離開上海，告別了“上海市中心區”這所不怎么起眼卻別有一種安定和溫馨的“弄堂中學”，乘船經青島、天津，于3月10日到達北平。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