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學生記憶中的好老師

1983年7月，汪曾祺以他1946年9月至1948年3月執(zhí)教上海致遠中學的生活為藍本創(chuàng)作了短篇小說《星期天》，其中提到“我”所在的一家私立中學“學生多半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這可能并非虛構(gòu)。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上海福利營業(yè)股份有限公司”陸續(xù)編印的《上海市行號路圖錄》（又名《上海商用地圖》）顯示，當時上海各區(qū)臨街商鋪鱗次櫛比，整座城市已達到很高的商業(yè)化程度。汪曾祺走出小小的致遠中學圍墻，滿眼都是擠擠挨挨的商號，自然覺得這所學校學生都是“附近商人家的子女”。

其實也有例外。從山東青島趕來上海與父親匯合的詩人臧克家的兩位公子，通過李健吾的關(guān)系借讀（后來甚至借住）于致遠中學，他們自然不是商人家子女，更談不上“附近”。從學校到臧克家、鄭曼夫婦居住的北四川路寓所將近5公里，步行需要一個多小時。為擴大社會影響，校長高宗靖經(jīng)常出席各種社會活動，這本身就有一種廣告效應。此外致遠中學每年還在各大報刊登載特別的招生廣告，限額（不少于百分之三十）招收貧寒人家子弟做“減費生”或“免費生”。貧寒的暨南大學校友子弟還可優(yōu)先享受同等待遇。臧家兄弟就是這樣招進來并受到特別照顧的“減費生”或“免費生”。據(jù)當時一位學生回憶，汪曾祺班上還“有一個男同學，父親是清道夫”。

1946年7月16日《民國日報》“致遠中學近訊”稱，“該校因拙于經(jīng)費，下學（期）起，將撤銷高中部，若教育局能予以津貼，則又當別論云”。汪曾祺這年9月來致遠任教，學校確實只有初中部而并無高中部了。看來即使教育局局長顧毓秀是高宗靖老師李健吾的同窗好友，又是致遠名譽校董，但并無津貼下放給這所私立中學。1947年10月，李健吾搬出位于陜西北路175弄（威海路路口）“華業(yè)公寓”，住進西寶興路菜場附近較為低廉的一間屋子。“華業(yè)公寓”底樓大堂寬敞明亮，有兩部電梯，在當時上海人眼里屬于豪華住宅。李健吾拿到“頂”下這套公寓的著名演員金山、張瑞芳夫婦的八根金條，將其中一根贈給高宗靖，以解其燃眉之急。這個細節(jié)也說明該校確實“拙于經(jīng)費”。

在這種情況下，不管是否單純?yōu)榱藬U大社會影響，致遠中學一直堅持招收貧寒子弟為“減費生”或“免費生”，無論如何都算是一項十分難得的善舉。

但這樣一來教師待遇就不會怎么優(yōu)渥了。小說《星期天》說趙宗浚校長每逢周末總忘不了把幾個他鄉(xiāng)作客或有家不歸的單身教員拉出去玩玩，逛公園，坐茶館，吃小吃，“凡有這種活動，多半都是由他花錢請客。在這種地方，他是一點也不小氣吝嗇的”。校長此舉既是團隊建設，也是聊補無米之炊，稍稍減少一點教員薪水不高的遺憾吧。

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給沈從文寫信，提到黃永玉在上海閔行縣立中學教書，信中寫道：“一月五十萬，不可想像！”葉圣陶日記詳細記錄了1947年2月至10月上海如何“物價齊漲，如中狂疾”，其中僅大米一項，就幾乎“每日改價”。2月5日十萬一袋（估計十斤），2月11日“米價漲至十五六萬，且無米可買”。5月6日漲到三十萬元，5月23日漲至三十八萬。1947年10月13日大米漲至八十萬。專業(yè)記錄顯示，上海大米批發(fā)價1947年6月平均一石（百斤）427千元，7月平均407千元，8月平均409千元，9月平均528千元，10月平均662千元，11月平均670千元。看來實際售價要遠高于理論上的“平均”市價，難怪汪曾祺說黃永玉的教師工資（低得）“不可想像”。

目前暫無材料顯示汪曾祺在致遠中學每月取酬多少。完成于1947年7月2日的小說《綠貓》，寫小說家“我”和另一個小說家“栢”（汪曾祺在上海時曾用過筆名“方栢臣”）都從云南來上海，又都很落魄，有一天“我”去拜訪“栢”，見“栢”的房間有四張床，“比我的房間還多一張”，其狹窄、擁擠、凌亂簡直不可名狀，“我想問問他是不是還是那幾個錢薪水，得了，別問了”。這無疑可視為當時汪曾祺的自我寫照——他的月薪肯定不會太高。他和窮畫家黃永玉每次去見青年文友黃裳，總由黃裳會鈔。黃裳擔任《文匯報》編輯記者，又在“中興輪船公司”兼職，筆頭快，寫散文賺稿費又遠多于汪曾祺、黃永玉。

學生眼里“汪先生”相當貧寒（那時上海人都稱老師為“先生”），“有一次，上午第一節(jié)課是國文，過了幾分鐘，汪先生還沒有來。班長便去宿舍里看看，回來的時候，對同學們說，汪先生還在睡著，感冒了，身上只蓋了一床沒有被里被面的棉絮。同學們聽了，心情黯然。可見那時候的中學老師生活是多么清苦”。如果這位學生的事后回憶屬實，“汪先生”或許是把他在西南聯(lián)大做窮學生時養(yǎng)成的習慣帶到了上海，一遇困乏就“堅臥不起”，“被窩的里面都已不知去向，只剩下一條棉絮。我無論冬夏，都是擁絮而眠”。但不管是“感冒了”，還是因為“時常寫一個通宵，到天亮時才和衣睡下”，反正一聽到學生敲門，他還是立即“翻身起來，拿毛巾抹一下臉就上了課堂”。

汪曾祺在致遠中學教初中二年級國文、初中三年級外國歷史兩門課程，“一星期教二十八課”，從周一到周五，平均每天五到六節(jié)課，對年輕的中學教員來說也不算太繁重，但白天并無太多整塊時間，而他從昆明后期開始就養(yǎng)成了一邊教書一邊創(chuàng)作的習慣，因此晚上熬夜寫作便成了常態(tài)。

據(jù)說他教外國歷史課，“只管自己滔滔不絕，絲毫不理會教室內(nèi)學生因不重視輔課而有躁動，似已顯示散淡的名士風度”。連給畢業(yè)生紀念冊上的題詞也與眾不同。校長高宗靖的題詞是致遠的校訓“任重致遠，敬業(yè)樂群”。國文老師是“知足長樂，求學不可知足；謙讓為本，當仁毋須謙讓”。汪曾祺則從朱熹《近思錄》摘出一段語錄，“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做腳始得”，這就令當時獲贈此留言的中學生覺得“似含禪機佛理，難于參透”。

在當年學生記憶里，“汪先生”有一個奇怪的愛好（或才藝）：因為作文課總是連上兩節(jié)，他在黑板上出好題目，命學生當場完成一篇習作，本人就蜷縮于講壇后面，“用紅筆在粉筆上畫畫兒。真不知道他怎么能在那又長又圓又掉渣的粉筆上畫出各種花、鳥、房子等等……非常好看的畫”。學生們大概不知道，“汪先生”父親汪菊生乃故鄉(xiāng)高郵一名很有功力的畫家。“汪先生”自幼向父親學畫，這方面有童子功。

汪曾祺在致遠教書、尤其教“國文”的成績頗為可觀。“每當同學們的作文，有了較好的句子，他就會在課堂上讀給大家聽。有一個男同學，父親是清道夫，本人學習又不好，很受同學歧視。有一次汪先生特別表揚他寫的‘天氣一天天熱起來，柏油馬路也一天天變軟了’（那時的柏油馬路天熱太陽曬，便會變軟）。還有一位女同學，形容夜空中的繁星，像天空上開滿了一朵朵小白花……汪先生叮囑大家要像這樣細致地去觀察生活，感受事物。”他甚至還教出過一名小詩人！這就是臧氏兄弟中的老大臧樂源。他在“汪先生”（當然還有父親臧克家及其詩友們）的幫助和影響下，接連發(fā)表了兩首小詩。

上述三位學生多年后的回憶或許都將往事蒙上一層美麗光環(huán)。實際情況以及汪曾祺當時的內(nèi)心感受，自然要復雜許多。

“汪先生”的心事

汪曾祺在學生面前“炫耀”畫技，是否因為上課總“講聞一多、朱自清、李廣田、沈從文、何其芳、巴金、魯迅”等“新文學家”，曲高和寡，在剛剛從日寇統(tǒng)治下解放出來的上海學生中間難覓知音？學生們雖然知道這位新來的老師在文學期刊上發(fā)表過一些小說和散文，但“我們當時一點也讀不懂”。

其實來上海之前，汪曾祺就有當著別人的面繪畫的習慣。寫于1946年12月13日的一篇散文回憶在昆明時，同學“孟處”和“松”（女友施松卿）看他畫百合花。后來天各一方，作者本人只記得那幅“百合的遺像”了。

他坐在致遠中學教室里，一邊看著低頭寫國文“習作”的學生，一邊在粉筆上畫畫，很可能像這篇散文所寫的那樣浮想聯(lián)翩，“到上海三月，孟自家鄉(xiāng)北上，經(jīng)過此地，曾來我這個暮氣沉沉的破屋里住了一宿，談了幾次，我們都已經(jīng)走了不少路了”，“這教我有了一點感慨。走了那么多路，甚么都不為的貿(mào)然來到這個大地方，我所得的是甚么，操持的是甚么，凋落的，拋去的可就多了”，“松遠在南方將無法盡知我如今接受的是一種甚么教育”。“汪先生”這些心事，學生們當然不可能知道。

這篇散文還說他有時“獨坐無聊，想跟人談談，而沒有人可以談談，寫不出東西卻偏要寫一點，時方近午，小室之中暮氣沉沉。雨下得連天連地是一個陰暗，是一種教拜倫脾氣變壞的氣候，我這里又無一分積蓄的陽光，只好隨便抓一個題目扯一頓，算是對付外面嗚嗚拉拉焦急的汽車，吱吱扭扭不安的無線電罷了”。許多回憶汪曾祺在上海的文章都說他的居室常常高朋滿座，實際上朋友固然有幾個，但都為生活奔波，不可能一天到晚聚在一起，或寂寞時招之即來。多數(shù)情況下，致遠中學這位新來的青年教師只能獨處一室，無人傾談，以至于到上海將近一年之后，每逢夏日黃昏，既無處可去，也無訪客來聊天，只能吃過學校的包飯，先睡兩個鐘頭再說。

一覺醒來已是晚上九點，“在我睡著了時一切都還在進行著的”，這個世界并非缺了他就停止運轉(zhuǎn)。這時聽到隔壁巷子里兩個女孩在練歌，翻來覆去唱著同一首曲子。“汪先生”最后總結(jié)說：“這樣的唱歌能使她們得到快樂么？她們?yōu)槭裁匆瑁俊?/p>

自始至終，汪曾祺并不知道這兩個唱歌的女孩是誰，卻作出如此推測，這無非表明他很厭煩那“圍繞”著他的整個“世界”。他對在他睡著時“一切都還在進行著”的世界感到不可理喻，以至于連小女孩的歌聲也覺得難以忍受。

“汪先生”終于起床了——從“聽雨齋”那張屬于他的小鐵床上爬起來，覺得“天真悶，氣都不大透得過來。什么地方一股抹布氣味，要下雨了吧”。

1947年初夏一個平凡的日子，從傍晚到晚上9點之間，昏睡中醒來的“聽雨齋”五分之一主人（還有另四位住客）汪曾祺心神不寧。這雖然只是一時的感受，但鄭重其事寫成文章，用一個大家都猜不出是誰的古怪筆名“方栢臣”發(fā)表在上海《大公報》上，無疑是在傳達作者對蜷曲滬上一隅做中學教師的真切感受。

他深感茫然。他不知道這個暫時的職業(yè)有何意義，恰如他想象中隔壁女孩子都不喜歡各自所作的事，都不明白這些事的意義，卻又不得不煞有介事堅持著去做，似乎因此就能維持整個世界正常運轉(zhuǎn)，似乎整個世界的運轉(zhuǎn)就是依靠每個人這樣盲目的堅持。

這種心態(tài)也影響他對自己所教中學國文課的認識。一個名牌大學中文系畢業(yè)生、青年作家教一班上海中學生“國文”，盡管有些屈才，但起碼勝任愉快，師生之間時常迸發(fā)智慧的火花，也未嘗不是一種樂趣。但事情并不這么簡單。

他覺得當時沒人關(guān)心所教的“國文”是什么，也沒人在乎教得好不好，只要“在那兒‘教’”就行了！他認為當時教育制度連“‘國文’究竟是個甚么東西”都沒搞清楚，甚至“根本就沒有甚么制度”。因此“我”怕進教室。“一走進教室，我得盡力穩(wěn)住自己，不然我將回過身來，拔腿就逃。不過我的‘性子’常常很好（我這一向睡得不錯），我走進去，帶上門（我把自己跟他們一齊關(guān)在里面），翻開書（一切做來安詳從容），我講了……”

接下來一段寫“我”給學生分析自己最有心得的明代散文家歸有光《項脊軒志》：“我思想活潑，嗓音也清亮；但是，看一眼下面那些臉，我心里一陣凄涼，我簡直想哭。”學生們“全數(shù)木然。這分析得比較細，他們不大習慣？那他們至少該有點好奇，我愿意他們把我當一個印第安人看也好。可是就是木然，更無其他。我從他們臉上看到了整個的社會。我的腳下的地突然陷下去了！我無所攀泊，無所依據(jù)，我的腦子成了灰濛濛的一片，我的聲音失了調(diào)節(jié)，嗓子眼干燥，臉上發(fā)熱。我立在這里，像一棵拙劣的人畫出來的樹。”

總算上完了“國文”課，“我”回到“聽水齋”或那間“鐵皮木棚”里“批改學生的作業(yè)”，又產(chǎn)生了新的痛苦：沒有一篇“作業(yè)”令“我”滿意，“一邊批削著一邊恨恨的叫苦，忽然傷狗似的大吼一聲，用力抓揪自己的頭發(fā)，把手里的紅筆用力摔去，平常決不會有的粗野態(tài)度這時都來了；這樣也有不少年了；（我的青春！）我仍然有耐心把一本本‘作文’改了”。

在“一本本‘作文’”中，“我”偶爾也會“大喜若狂，不能自禁了，當垃圾堆中忽然發(fā)現(xiàn)一點火星；即使只是一小段，三句，兩句；我趕緊俯近它，我吹它，扇它，使它旺起來，燒起來”。激動的“我”把這篇“不錯奧？”“很有希望奧？”的“作文”當寶貝遍示同事，得意非凡。

這是初中二年級某個女生交上來的草稿，“說到家里幾只小貓，一回家她總是先去看看小貓，跟它們玩半天，她說她老想小貓要是老不大起來多好啊。我想：這孩子！我好好的看了她一眼，覺得她眉目間有一種秀氣，美起來了，說：‘很好，拿回去抄吧。’”這位女生確實給“我”帶來莫大的欣喜，“下了班，在飯后的閑談里我不知在誰的話后插了一句。‘許多東西是與生俱來的，比如藝術(shù)，大概真是一種本能。’我躺在椅子里，抽著煙，對這個世界很滿意的樣子”。

汪曾祺來致遠中學之前，已經(jīng)在昆明郊區(qū)西南聯(lián)大同學自己創(chuàng)辦的“中國建設中學”教了一年多“國文”，但跟這篇散文寫于同時的回憶“中國建設中學”的小說《老魯》并未流露任何頹喪失望，盡管那所昆明郊區(qū)的中學條件遠不如“上海市中心區(qū)”的致遠中學。《老魯》寫那所學校經(jīng)常不能給教師發(fā)薪，只能保證老師們有飯吃，但“我”和同事們樂在其中，竟然有閑心考證所挖野菜可能就是《莊子》“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然喜”的“藿”，甚至戲稱這種挖野菜度日的行為是古圣先賢的“采薇”，“日子過得極其從容”，就連從部隊“下來”的老兵（50歲左右的“老魯”）對未來也抱有堅定不移的希望。他在云南剛開始教書時還說“教書不易偷懶，我在一個制度之中，在一個希望之中，在一個隱潛的熱情環(huán)圍之中”，為何到上海后卻懷疑究竟有沒有一個教育“制度”，教育工作究竟有沒有“希望”？是否值得為之付出“熱情”？

最可靠的解釋只能說是被上海的新的環(huán)境刺激所致。在云南時雖然經(jīng)常“窮出骨頭來”，但畢竟還有抗戰(zhàn)勝利后“復員”回內(nèi)地的希望。如今到了大上海，有幸住進“上海市中心區(qū)”，當初朦朧的希望反而被冷酷的現(xiàn)實所擊碎，“我”由此認清此時此刻自己真實的身份與處境。

“教員檢定”及其他

還有一樁煩心事。抗戰(zhàn)勝利后，上海市教育局舉辦過兩次中學及師范學校教職工“檢定登記”或“檢定試驗”。第一次是1946年夏秋之交，第二次是在1947年夏汪曾祺執(zhí)教致遠中學之后。當時報紙報道，“市教育局于昨日下午三時在教育局會議室召開第一次檢定委員會議”，“中學及師范學校教育檢定，決于七月廿一日開始申請檢定，八月九日截止申請，八月十五日揭布準予參加試驗檢定名單，八月廿一日舉行考試，九月五日揭布全部合格教員名單，發(fā)還證件，十月一日發(fā)給合格證書，十月十五日呈文教育部報告辦理經(jīng)過”。

半個月之后，亦即1947年8月5日，“檢定”活動進展又見諸報端：“（本報訊）上海市教育局舉辦第二屆國民教育工作人員檢定登記，已于七月底截止申請，索表申請者約萬人，已填就表格連同證件繳局者八千四百余人，現(xiàn)正由市教育局加緊審核中”，這是針對“國民教育工作人員”的，針對教員的“第二屆中學及師范學校教員檢定登記，將于本月九日截止申請。迄今索表者已有二千余人，呈繳證件登記者計五百余人。檢定試驗，定于八月廿一日起舉行”。

致遠中學校長高宗靖1946年已順利取得“中學師范教員檢定合格”證書。1947年暑假期間汪曾祺卻大為窘迫，因為他手頭并無報名申請所需“證件”。早在1947年7月16日他就給沈從文寫信說：“上海市教員要來個什么檢定，要證書證件，一討厭事，不過我想當無多大問題，到時候不免稍稍為難一下而已。我已教書五年，按道理似已可取得教員資格。果然有問題，再說吧。”說得輕松，其實很棘手。他在西南聯(lián)大只是肄業(yè)，所謂“我已教書五年”（“五年”或為“三年”之誤）當指在昆明郊區(qū)“中國建設中學”任教將近兩年，加上來致遠之后的一年，但這些經(jīng)歷都需證書或文件來證明。

1947年9月25日上海市第二屆中學及師范學校教員檢定結(jié)果公布，共計951人合格。《世界日報》1947年9月26、27、28、29日連續(xù)發(fā)表合格者名單，其中并無汪曾祺。

《世界日報》26日“本報訊”，“教育局舉辦中學及師范學校教員登記及檢定一案，經(jīng)該局多日之積極工作，其審核手續(xù)大致業(yè)已竣事，除非現(xiàn)職人員尚在復審中，及現(xiàn)職中尚須待審人員應俟提出有力證件后，再行補予審核外，已先將現(xiàn)職審查合格人員，于昨（二十五）日發(fā)表。”汪曾祺就屬于必須“提出有力證件后，再行補予審核”的“非現(xiàn)職人員尚在復審中，及現(xiàn)職中尚須待審人員”。

不知汪曾祺有沒有因此想起他1941年發(fā)表的一篇小說，其中提到主人公“荀”討厭同室（原型為西南聯(lián)大校舍）幾位同學，不管他們學甚么專業(yè)，“誰都知道，需要最多，薪津最多，事務最無枝蔓的是會計人員。諸同學都有志會計，但學校里不發(fā)‘該生已修會計，可以發(fā)賣’的證件，這是疏忽的地方。但他們都很聰明，有人找到四年前某上海私立會計學校的肄業(yè)證書，找熟鋪子鐫個印，照樣發(fā)他幾十張好了。而繕寫證件是早就看上了荀的，荀的字不壞，且在他們眼里他是個極隨和的人”。討厭歸討厭，“荀”還是答應了這幾位同學的請求，這比錢鍾書《圍城》中方鴻漸偽造“克萊登大學”畢業(yè)文憑早了五年多，但此時此刻正在上海為“教員登記檢定”苦惱的汪曾祺本人自然不能如法炮制。

這種情況似乎并未給汪曾祺造成根本的麻煩（他本人和高宗靖校長或許曾為此付出許多努力），1947年秋新學期開始，汪曾祺照樣在致遠中學上課，但上海市教育局這次“教員登記檢定”肯定給他的教書生涯投下一團難堪的陰影。

汪曾祺來致遠教書原非長久之計。1946年9月他進致遠不久便頗感不適，仍請沈從文幫他在上海另謀職業(yè)。沈從文1947年2月初，寫信托上海的朋友將汪曾祺推薦給考古學家李濟（字濟之），“濟之先生不知還在上海沒有。我有個朋友汪曾祺，書讀得很好，會畫，能寫好文章，在聯(lián)大國文系讀過四年書。現(xiàn)在上海教書不遂意。若你們能為想法在博物館找一工作極好。他能在這方面作整理工作，因?qū)Ξ嬘信d趣”。直到1947年7月，汪曾祺從沈從文處仍未獲得任何消息，他又給沈?qū)懶耪f“我實在找不到事，下學期只有仍在這里，一星期教二十八課，在準備一套被窩讓它發(fā)霉，準備三顆牙齒拔，幾年壽命短吧”。這又是“發(fā)孩子氣的牢騷”，但他確實感到自己就像一株北方的植物，“強為移植南方，終覺不入也”。何況北方還有苦苦等待著的未婚妻呢。

也許正是在李濟的幫助下，汪曾祺后來果然在故宮博物院找到一份臨時工作，1948年3月初終于離開上海，告別了“上海市中心區(qū)”這所不怎么起眼卻別有一種安定和溫馨的“弄堂中學”，乘船經(jīng)青島、天津，于3月10日到達北平。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