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夏夜把小船放在黑黝黝的水中央，不用劃，任其漂蕩，望著夏空繁星與瓊華島之明滅燈火交相輝映，蛙聲、語聲、水香、荷香、衣衫鬢影香，那真是‘仲夏夜之夢’境了。”多年之后，作家鄧云鄉回憶兒時生活，寫下了上面的文字。

紅墻白塔，瓊島春陰，金鰲玉蝀……這些景觀似乎天然與北京人的生活融為一體。但在漫長的帝制時期，北海與普通人沒什么交集，它是供皇家獨享的御苑。

民國后，開辟公共空間，建立公園的呼聲日漸熾烈。社稷壇、先農壇、天壇……一個個皇家御苑、壇廟面向公眾開放，但風景優美、交通便利、最適合開放為公園的北海，始終猶抱琵琶半遮面。無數人為北海的開放奔走努力，可總在臨門一腳“時局倏變”，功敗垂成。直到1925年，經過十年的反反復復，北海才向普通市民揭開面紗，完成了從御苑到公園的轉身。

今年是北海公園開放百年紀念。回首當年，不難發現北海公園的開放始終與民國動蕩的時局緊密相連。北海不僅是一處供人休憩放松的公園，更與百多年來的家國記憶、民族命運緊緊聯系在一起。

清室優待條件

1912年1月，紫禁城在一派末日氣氛中迎來了新的一年。

自上一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后，全國各地十幾個省先后宣布獨立。束手無策的清政府，只好起用已被罷官的袁世凱。袁世凱出山后，北洋軍果然將革命軍打得落花流水，可在最后一擊時，北洋軍突然停止進攻，袁世凱開始勸隆裕太后與南方議和，甚至是讓位。

數九寒天，清廷就像一只被架在火上烤的熱鍋，焦灼，彷徨，劈啪作響。御前會議一個接著一個，討論的話題始終圍繞著“是打是和”“是共和還是君主”等問題兜兜轉轉。主戰派、主和派各執一詞，會場異常混亂，本就沒什么主意的隆裕太后，更加六神無主。

主戰的小恭王溥偉在1月19日的日記中，記錄了當天御前會議的情景：

隆裕問：“你們看是君主好？還是共和好？”

大家都說：“我們都力主君主，沒有主張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斷堅持，勿為所惑。”

隆裕說：“我何嘗要共和，都是奕劻、袁世凱說，革命黨太厲害，我們沒槍炮，沒軍餉，萬不能打仗……”

溥偉說：“馮國璋說，只要發他三個月糧餉，他愿意破賊。”

隆裕說：“現在內帑已竭，上次發的三萬現金，是皇帝內庫取的。我真沒錢了。”

溥偉磕頭懇求隆裕太后效法日俄戰爭時，日本帝后變賣金銀首飾犒賞軍隊的做法，還說此舉“必能振作軍心”。

隆裕猶豫道：“勝了固然好，要是敗了，連優待條件都沒有了，豈不是要亡國嗎？”

隆裕所說的“優待條件”指的是“南北議和”中南京臨時政府拋出的清帝退位條件。其中涉及皇室的核心條款為前三條：一、清帝退位后尊號不廢，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二、清帝退位后，歲用四百萬兩，改鑄新幣后，改為四百萬元，由中華民國撥用；三、清帝退位后，暫居宮禁，日后移居頤和園。

歷史上，亡國之君不是被殺，就是流放，能開出如此待遇，絕對堪稱創紀錄的“優待條件”，不但隆裕太后，大部分皇室親貴都大為心動。只有溥偉等少數主戰的死硬派跳著腳反對。

溥偉當場表示：優待條件不過是騙人的，與“迎闖賊不納糧”的話一樣。他還主動請纓說，自己愿意帶兵殺敵。可溥偉從來沒帶過兵，隆裕知道，他不過是“天橋的嘴把式”不足信，上戰場根本靠不住。

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年幼的宣統皇帝溥儀，接受了南京臨時政府提出的《清室優待條件》，并發布《退位詔書》，通告全國：清帝退位。至此，中國綿延兩千多年的帝制時代，正式畫上了句號。

從御前會議實錄不難看出，隆裕這么痛快就同意退位，完全是因為“優待條件”過于優厚。不過，從后來的歷史發展看，北洋政府并未按時足額支付“歲用”，溥儀的小朝廷也沒有搬到頤和園居住，可以說雙方都沒有完全兌現承諾，但遜清皇室還是將包括三大殿在內的紫禁城外朝部分和西苑三海移交給北洋政府管理。

據《清廢帝溥儀檔》記載，1913年3月4日，遜清內務府接到北洋政府國務院的公函，要求他們將西苑三海內宮殿的陳設、物什等屬于清室私人財務范疇的東西搬走，并于正月二十九日巳刻，也就是3月8日上午9點至11點，將西苑三海的房舍移交給國務院。屆時，國務院將派秘書和工作人員前往接收。此處所說的西苑三海，即位于紫禁城西側，由北海、中海、南海組成的皇家園林——西苑。

不久，袁世凱將總統府遷入中南海，北海則由總統府的護衛部隊“拱衛軍”進駐。據《北海公園景物略》記載，北海駐軍先為拱衛軍，后來改成毅軍，再后來由公府各衛隊，以及拱衛軍改編的消防隊駐守。

自此，北海一直被軍閥部隊控制，這也使其從皇家御苑轉身為公園之路，走得尤為艱難。

北京急需公園

其實，早在清末，在北京開辟公園的呼聲便已經十分熾烈。

1905年，清政府為了挽救危局，打出“預備立憲”的招牌，派載澤、端方等五大臣，分赴歐美、日本各國考察憲政。

考察回國后，端方、戴鴻慈連上幾道奏折，為國家未來建言獻策。其中既包括創立議會、普及教育這等國家大事，也包括修建圖書館、博物館、萬牲園、公園等公共設施的建議。

自古以來，中國只有私家花園，而無供公眾游覽的公園。清代，普通北京百姓游玩之所，只有北城的什剎海和南城的陶然亭等屈指可數的幾處。這幾個去處，或離市區太遠，或缺乏游覽設施，“全都不夠一個公園資格”。

1910年6月《大公報》曾經撰文為北京百姓叫苦：“住城市的，房屋稠密，空氣渾濁，人每日困在斗室之內，以至身體發軟，精神疲乏，容易受病生災。”建議在北京城里，“立四個公共花園，設在東西南北四城，任人隨意游覽，不取資費，叫那一班囚居困處窮苦的男婦老幼們，也得見天日。”

當時，清政府自顧不暇，沒有余力考慮建公園的事。帝制推翻，民國肇始。開辟公共空間，建立公園，被提到政府的日程上。北京史地文化研究者王煒認為：“近代公園最本質的特點是公眾性和平民性。為了表現中國已經開始邁入現代國家之列，北洋政府對于興辦公共設施，有很大熱情。”

辛亥革命勝利后，各界人士便紛紛要求將北海開辟為公園。北京雖然皇家園林、壇廟眾多，但論起與北京城的關系，沒有哪處風景名勝能與北海相提并論。

金天德三年（公元1151年），海陵王完顏亮把都城從上京（今哈爾濱市阿城區南郊）遷至燕京（今北京），改名中都。金中都的中心位置在今廣安門一帶。建都不久，金代統治者就開始在中都東北郊外，也就是北海一帶的水域營建離宮——太寧宮（亦稱大寧宮）。歷史學家們一致認為，太寧宮離宮區的建設，乃北海建園之始。

遺憾的是，作為北京建都的起點，金中都僅存續60多年，就在蒙古大軍的攻勢下，毀于一旦了。元代初年，中都宮闕傾頹，水源干涸，難以滿足都城發展和漕運用水的需要，于是忽必烈決定放棄金中都舊址，圍繞北海一帶的水域營建元大都。

以至于，著名歷史地理學家、北京史的巨擘侯仁之先生直言：“沒有北海，也就沒有現在的北京城。”

北海有山、有水、地理位置優越，是開辟公園的不二之選。面對公眾開放北海的呼聲，袁世凱十分抗拒，因為當時北海的房屋、水產收入都歸總統府所有。北海實際上已經成為總統府的私產。但迫于民間輿論的壓力，北洋政府也不得不做做姿態，允許少量中外名人、團體入園參觀。不過參觀者須經中華民國外交部批準，才能辦理“北海門照”入園游覽。至于為什么要外交部批準，大概與1913年袁世凱將北海靜心齋劃給外交部作為宴請外賓的場所有關。

首倡開放

1916年7月，時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許世英，在國務會議上提交了《開放北海公園議案》，文中寫道：

查京師往日名勝地點，或僻在郊原，或囿于寺觀，公共游覽，諸有未宜，中央公園，最為適中，然亦嫌其過狹，其他如新辟之先農壇，又偏于城西南，北城地方，尚付闕如，不足以示普及，且以都下戶廛之密，人口之多，僅此兩處公園，仍無以適應市民需要，本部綜理內務行政，對于公共衛生，負有實力籌辦之責，自應及時推廣，以饜群情，現在詳加考查，惟北海地方，最宜改建公園之用。

為了推動此案落實，許世英還在提案中給出了具體方案。他建議，在北海中鋪設道路，架設電燈，購買種植花草樹木，簡單修葺一下設備、設施，就可趁暑假對外開放。他甚至開出報價——兩萬元就能先將公園開起來。至于日后維護的費用，可以從公園票價中支付。

許世英之所以能推出這樣詳細的方案，是因為北京首家公園——中央公園（今中山公園），已經提供了成功案例。

1914年10月，紫禁城西側的社稷壇被開辟為公園，向公眾開放。據當時出版的《市政通告》報道，開門當天，游人從四面八方涌入中央公園。“每天游覽的人，居然過了千啦！”

京城百姓雖然在皇城根下生活了好幾輩子，但誰也無緣進入皇家大內一探究竟，正好借此機會進皇家禁地開開眼。古都北京有著其他城市無法比擬的皇家園林和壇廟資源，將之改造為公園，既經濟實惠，又能滿足大眾獵奇心理，還能彰顯平等開放的精神，可謂一舉多得。

不過，民國初年，權貴們忙于爭權奪勢，無心發展北京的公園事業。至1916年，北京城只有中央公園和用先農壇改造的城南公園兩所公園開放。中央公園場地有限，城南公園位置太偏，看來看去，北海最適合改造成公園。

《開放北海公園議案》一經提出，便得到國務會議的通過。內務部通知京都市政公所，撥款兩萬元，派司長祝書元任董理，與北海內的駐軍商議交接事宜。

1916年7月底，北海公園將被開辟為公園的消息見諸報端，但很快就因為“時局倏變”，而無聲無息地流產了。

“時局”到底有何變化？現有文獻資料中沒有給出明確答案，但查詢許世英其人的履歷不難發現，當年他調任交通部長，不管開辟公園的事了，因此“人亡政息”，開放北海的事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

許世英這位長官雖然調走了，但負責實際工作的京都市政公所，仍惦記著開放北海的事。

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于1914年，當時擔任北洋政府內務總長的朱啟鈐，正著手規劃、改建社稷壇和前門周邊建筑設施。朱啟鈐主持的這次城市升級改造，在北京城市發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義。這次改造中，污濁的護城河、溝渠得到了疏浚；梗阻于城市中央、嚴重阻礙交通的皇城墻被打開豁口；光禿禿的道路兩邊種上了行道樹；曾經神秘的皇家大內——社稷壇被開辟為公園……通過這次改造，北京完成了從封建帝都向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轉身。這其中既有朱啟鈐這位決策者的推動擘畫，也離不開實操單位——京都市政公所。

前清時期，北京根本沒有專門的城市管理部門。京師地區的戶籍、衛生、治安、交通等管理分屬于不同衙門。其中市內由步兵統領衙門掌管，近郊由五城兵馬司掌管，遠郊地區則主要由順天府率大興、宛平二縣掌管。帝國時代，北京的職責就是拱衛皇室、安定畿輔。這樣的政府機構設置，充分體現了當時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

但隨著北京人口的激增和平民社會的興起，這種管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社會發展。1906年，京師設置了內外城巡警總廳，北京地面上的治安、衛生、消防、征稅、人口普查、食品安全……一股腦兒都交給了巡警總廳。可以說，當時的巡警總廳扮演著市政府的角色。

民國建立后，做過前清內外城巡警總廳廳丞的朱啟鈐深知，隨著北京進一步發展，警察決不可能承擔起全部市政管理的職責。在遞交給大總統袁世凱的提議中，他強調建立地方市政機構的必要性。朱啟鈐認為，內務部應該負責關系到全國大局的事務，讓內務部這樣一個中央機構參與地方管理，既負擔沉重，又缺乏效率。于是，京都市政公所應運而生。

京都市政公所下轄四個部，部下又設處。各處負責的工作包括審核賬目、制訂預算、制作地圖、設計城市街道、建筑道路橋梁、對外宣傳等。北京大學歷史地理學博士王亞男認為，京都市政公所已經具備了市政府的雛形。

將北京的皇家園林、五壇八廟開辟為公園，也是京都市政公所的職責之一。1917年2月至10月間，雖然首倡開放北海的許世英已經調走，但是先后兩任京都市政公所督辦張志潭、蒲殿俊，仍不遺余力地與內務部磋商，推動北海的開放，可惜這兩次努力都因為北海內駐軍從中作梗而流產了。

闡福寺失火

1917年這次開放提議的失敗，表面上看不過是歷次失敗中的一次，但帶給北海的傷害卻是莫大的。北海一直被軍隊占據，疏于管理，接連著了兩場大火，位于北海東岸的萬佛樓和闡福寺等建筑被燒成白地。

北海萬佛樓，建于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乾隆皇帝為慶賀母親八十壽辰所建。萬佛樓顧名思義，里面供奉著上萬尊佛像。1900年庚子國變期間，萬佛樓淪為日軍司令部，樓中萬尊金佛都被“日本軍運回本國，無一余者”。進入民國后，由于缺少維護，萬佛樓日漸衰敗，直至起火完全燒毀。據1918年的《益世報》記載，“北海佛樓于（十一月）十七號下午六時著火。當經消防預防各隊往救，至十時余始熄。”

然而，厄運沒有停止。1919年春，駐扎在北海的公府衛隊，在闡福寺大佛殿生火做飯時，引發大火，將大佛殿連同后面的后殿、八方亭一同燒毀。最諷刺的是，此時的公府衛隊已經被改編為消防隊。消防隊不但沒有預防火災，反而“放火”把大佛殿燒了。

據《國朝宮室》記載，闡福寺是仿照正定隆興寺建造的，前院有天王殿，左右有鐘鼓樓；中院有三層的大佛殿，重宇三層。最嘆為觀止的是，殿內的大白傘蓋佛母是用一整根金絲楠木樹干雕刻而成的，全身嵌滿無數珠寶。闡福寺建成后，乾隆皇帝每年都會到這里拈香，為孝圣皇太后祝壽祈福。

接連兩場大火將北海北岸的萬佛樓、闡福寺大佛殿、大圓智鏡寶殿等一眾建筑盡數燒毀。幸虧九龍壁是琉璃磚砌成，這才幸免于難。

有鑒于闡福寺大佛殿火災，京都市政公所再次提出開放北海的建議。市政公所督辦錢能訓，派幾名工作人員與公府庶務司反復磋商，經過幾個月的交涉，還是沒談成。

有一種觀點認為，開放北海屢次流產，表面上是北海駐軍從中阻撓，實際上是大總統徐世昌不樂意。當時，徐世昌的總統府搬入中海，與北海近在咫尺，徐將之視為“深宮禁苑”，不愿意對公眾開放。

1922年，直系軍閥在直奉戰爭中取得勝利，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錕以徐世昌是非法選舉產生為由，逼他下臺，并請回之前被罷免的黎元洪，重新回來當大總統。重登大總統寶座的黎元洪，為了樹立自己“與民同樂”的人設，讓內務總長張國淦呈請開放北海。

1922年6月，張國淦草擬了呈請文，文中歌功頌德道：“民國肇造，府院迭居，雖玉蝀金鰲，辟門著令……今我大總統蒞任伊始，特諭開放，輿民同樂，薄海臚歡，甚盛事也。”

呈文遞到黎元洪面前，他大筆一揮批道：現在將這處皇家園林對公眾開放，既是國家的光榮，又能與民同樂，還可以彰顯政府無私的雅量，可謂一舉多得。本大總統——黎元洪早就有開放北海的想法了，現在同意你們的請求，我感到十分欣慰。接下來，你們就趕緊制訂開園規則，抓緊開放吧。

黎元洪的批示送到內務部，一眾工作人員皆大歡喜。京都市政公所立即委托市民、紳商組織董事會。1922年9月，內務部決定于次年6月1日，正式開放北海公園。

查詢檔案資料可以發現，這次開放并非“假把式”，內務部確實做了許多實際工作。一份名為《北海內房產碑碣移交案》的檔案記載，庶務司稟報大總統黎元洪，遷出北海內駐軍的事情，由指揮處負責辦理；北海內原有的管理部門也將結束工作，原有工作人員將一并交由公園管理部門統一調配；北海內原有的水產租金、房屋、碑碣也將繪制出圖，一并交給公園管理部門打理。

北海開放有了時間表，一切籌備工作看起來井井有條，可就差臨門一腳時，政局又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23年6月，剛復位一年的黎元洪，被曹錕趕下了臺。

當初曹錕請黎出山，本來就是想讓他做個“過渡產品”，為自己上臺打前站。此時，一年過渡期已到，黎元洪也該給曹錕騰地兒了。

在直系軍閥的操弄下，倒黎的風潮，一浪高過一浪。6月6日，洞悉曹錕心思的內閣總理張紹曾撂挑子辭職了。第二天，500多名駐軍和警察廳的代表堵了黎元洪的門，討發軍餉。黎元洪前腳兒剛把軍人們勸走，后腳兒“公民團”又擁到天安門前，要求黎氏退位讓賢。接下來的幾天，討薪的軍警和請愿的“公民團”輪番上陣，北京城內外一片亂象。“速即退位”“總統不管市民”“市民餓總統肥”的標語、傳單滿天飛；總統府的電話、自來水也被掐了。

黎元洪咽不下這口氣，對身邊人說：“我是依法而來，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地被人趕走。”然而，情勢逼人。6月11日中午，陸軍檢閱使馮玉祥、北京衛戍司令王懷慶聯名遞上辭呈，緊接著他們以下的中下級軍官也宣布集體辭職。眼看大勢已去，黎元洪登上了開往天津的火車。

黎元洪一走，原定6月份北海公園開放的事又黃了。不但北海公園開放擱置，為了控制北京的局勢，威懾反對派和不合作的議員們，曹錕把更多軍隊調入北海。多年來，北海開放之路走得異常艱難，主要因為園內駐軍阻撓。京都市政公所的工作人員好不容易把之前的駐軍請出去，曹錕的兵馬又駐進北海，這下子開放又遙遙無期了。

松坡圖書館

1923年10月10日，賄選上臺的曹錕，乘車從保定來京就職。創刊不久的美國《時代》周刊，生動地報道了他就任的場面：

10月10日，早上7時45分，北京陽光燦爛，中華民國成立十二周年，當選總統曹錕元帥走下抵達北京的專列。他坐上敞篷汽車，駛過裝點一新的大街。精心挑選出來的士兵，站立在凱旋牌樓前，從火車站一直排列至總統府。不同的報道反映了民眾不同的情緒。有的說，他們熱烈歡呼；有的說，沒有聽到歡呼。唯一可證實的是一種漠然的東方式好奇。

正如《時代》周刊記者觀察到的那樣，民眾對誰當總統、誰倒臺，采取一種漠然置之的態度。畢竟民國以來，政府如走馬燈一樣更換，日子還得照常過。一陣亂哄哄的政治事件過后，社會生活又回到了周而復始的軌道上，黎元洪時期一些與政治距離較遠的項目，又不聲不響運轉起來，其中就包括在北海快雪堂建立松坡圖書館。

松坡者，蔡鍔、蔡松坡。

1897年，梁啟超在湖南時務學堂出任總教習。雖然他在長沙不過短短兩個月，但是擁有一大批得意門生。戊戌變法失敗后，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一些弟子還追隨他來到日本，其中最著名的便是蔡鍔。

1915年，擔任云南都督的蔡鍔被袁世凱誆騙到北京，逼他擁戴袁氏稱帝。蔡鍔設計逃出北京，回到云南后率先扯起義旗，再造共和。這段故事人們耳熟能詳，甚至還演繹出京城名妓小鳳仙幫助蔡鍔逃脫的橋段。其實，小鳳仙云云不過是虛妄，而梁啟超起著十分重要的幕后作用。

可惜天不假年，袁世凱死后，蔡鍔也染病逝世，年僅34歲。蔡鍔去世以后，梁啟超非常難過，當年他就開始著手籌備松坡圖書館。在發布于1916年12月的《松坡圖書館籌辦及勸捐簡章》中，籌辦主任梁啟超提出：“擬在上海購地二十畝內外，中建圖書館及蔡公祠，外為公園，樹蔡公銅像。所籌經費，先盡購地建造之用，次以購置圖籍。”

兩年后，梁啟超、李烈鈞等人，買下了位于上海徐家匯的私家花園——邨園。他們在園內廣植松樹，建起一棟大樓，并在樓內供奉了蔡鍔的牌位和遺像，名之為“松社”。最早的松坡圖書館就設在松社之中。

黎元洪與蔡鍔是舊交，當他重新當上大總統，梁啟超說服他把松坡圖書館搬到北京。黎元洪將北海里最中規中矩的一處園子撥給梁啟超，做圖書館和蔡公祠。這處位于北海北岸的園子，雖不以布局取勝，但內涵卻足以添彩。其中澄觀堂、浴蘭軒均建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是帝后們到闡福寺拈香時沐浴更衣、用膳休息的地方；快雪堂則是乾隆為了更好地收藏《快雪時晴帖》石刻，特命人增建的金絲楠木殿。松坡圖書館時代，楠木的快雪堂做了松坡將軍的祠堂，二進院的浴蘭軒做了藏書室，頭一進的澄觀堂成了閱覽室，而乾隆視若珍寶的書法刻石，則以石欄區隔，成了圖書館的鄰居。

民國政局倏變，雖然松坡圖書館籌辦期間，黎元洪已經下臺，但為紀念蔡鍔將軍開辦的圖書館，具有天然的正當性，即便是曹錕也不好意思阻撓。

1923年11月4日，即蔡鍔將軍逝世7周年紀念日前夕，松坡圖書館成立了。當時，松坡圖書館在北京有兩處館址，其一是位于北海快雪堂的一館，藏中文圖書2萬余冊；其二是位于西單石虎胡同七號的二館，藏西文圖書7千余冊。

阿根廷文學大師博爾赫斯曾有過一句名言：“如果世界上有天堂，那一定是圖書館的模樣。”

然而，現實中辦一間圖書館需要持續的資金投入。開館之初，松坡圖書館每個月的開支甚至需要梁啟超賣字維持。

學生周傳儒曾這樣回憶：“我每天侍候梁寫字。他書房中有一個大瓷筒，裝有很多宣紙，都是人家托他寫的。他一般都站著寫大字，我為他持紙。也有人托我請梁寫字，我就叫他買了紙來，到時候我把紙送上給梁師寫，寫好后梁問我上款題什么我就報給他，他即寫了下去，也記不清誰曾叫他寫，我就這樣為朋友熟人找梁寫了不少字。梁這樣賣字，每月可得二三千元。”

所幸后來，松坡圖書館并入北京圖書館，才算有了經費保障。不過，這是后話。

開園盛況

1925年6月，開放北海的呼聲再次響起，這一次的主角是時任內務總長龔心湛。他效法中央公園開放的先例，先制定了《北海公園開放章程》，然后再呈請臨時執政段祺瑞。得到批準后，京都市政公所立即成立了北海公園籌辦處，委員既有市政公所的人，也包括京師警察廳的人，可謂多部門協同辦公。

開放北海的消息一經傳出，立即引起北京新聞界的關注，六七月間，北京《益世報》對此做了系列報道，北海接收、改造、招商等消息被詳詳細細記錄下來。

北海開放最大的難點莫過于把海內駐軍請出去。此時，北海內常駐軍隊主要是執政府衛隊旅長兵56人和白塔山上公府消防隊250人。據報道，這些軍隊正在收拾行李，準備遷出，“海內舊有之各色人等”也將一并遷出。

開園工作千頭萬緒，諸如購買辦公家具、園內鋤草、修路、安電燈、制門票、安放座椅、修建公廁等等，都需要花錢。為此，市政公所特意墊支五千元作為開辦費。至于公園內的房屋租賃、餐飲、照相、游船等經營類項目，則承包給私人老板經營。

經過一個多月的籌備，千呼萬喚十年之久的北海公園，終于要開放了。7月27日，《益世報》記者參加了“媒體開放日”，替讀者們提前入園參觀。

采訪回來后，記者用興奮的語氣報道，瓊華島漪瀾堂設有飯店、茶座各一處，瓊華島東邊空敞處有露天電影場和雅翠球房，西邊羅鍋橋附近有玉山照相館，后面有上下兩層的大茶樓。先蠶壇、五龍亭、小西天、極樂世界土山上也都有茶座，邊飲茶邊觀海景，豈不妙哉。此外，園方還允許商販在太液池沿岸擺設浮攤兒，售賣字畫、文玩，既能增加北海內的文化氣息，還能增加收入，一舉兩得。

不過，這樣一來園內各色人等也將比較駁雜。為了維護治安，京師警察廳特意調來警察。7月底，120名警察和20名保安，全部到崗，僅瓊華島四周上山路上就設有崗位20處。山上一處石洞異常黑暗，洞中有一眼水井無蓋，為了防止游人跌落井中，園方不但在此處安裝了電燈，而且設崗警兩人保證游人安全。

從以上報道看，園方的籌備工作，既周全又詳細，而且經營理念相當先進。

8月1日，北海公園在萬眾期待中，如期開放。《益世報》做了報道，上午十點，京都市政公所總監朱深等人，來到瓊華島西側的慶霄樓參加開幕禮。當天雖然有微雨，各界游人仍十分踴躍。瓊華島左右小馬路平坦，亭臺樓閣修葺一新，上山土路也用青石砌成臺階。東岸、北岸各處茶社、球房也均開業，設備極為周到。

公園籌備處的工作人員董翔周透露，園方計劃在桑蠶門或小西天萬佛樓附近設置一個電影場；在靜心齋、瓊華島前的銅亭架望遠鏡，供游人遠眺。同時，園方計劃重新裝飾、開放遠帆閣戲樓，屆時將聘請梨園名家演出。總之，北海公園的開放異常成功。

1926年，園內開辟出了專門的兒童運動場，內設壓板、滑梯、雙杠、秋千等設施。北岸被燒毀的大圓鏡智殿院內，被開辟為公共體育運動場，籃球、網球、木馬、雙杠、跳高架等，一應俱全。

同樣是在這年冬天，北海漪瀾堂冰場，首次舉辦化妝溜冰會。參加者有的扮演公主、王子、黑人、騎士，有的化妝成銅火鍋、大白菜，還有的化妝成蛤蟆精、小兔、小老鼠……惟妙惟肖，腦洞大開。

一位姓常的老爺子是當年冰上表演的“頂流”。他身著黑色虎皮襖，頭戴虎皮帽，蓄著花白的八字胡，在北海冰面上馳騁奔走、翻騰扭轉，不僅神似老虎，而且形亦似虎。

據當年的報刊記載，參加化妝溜冰會表演者，多達300余人，前來觀看者達幾千人。觀眾不僅聚集在冰場之外的觀眾席上，就連北海周圍的小山包上、金鰲玉蝀橋上，都站滿了場外觀眾。作家張恨水有言：“在北海公園門口，你可以看到穿戴整齊的摩登男女，各人肩上像搭梢馬褳子似的，掛了一雙有冰刀的皮鞋，這是上海香港摩登世界所沒有的。”

精神家園

北海公園的門票一角錢，后來降到5分，看似不貴，但茶座中單吃茶每人要一角錢，各種干果、點心大多一角錢一碟。如果劃船，租船押金一元、租金每小時三角。民國年間，對于大多數掙扎在溫飽線上的北京市民而言，逛北海是個奢侈的事情。難怪鄧云鄉感嘆：“當時一般的人家去趟北海也是一件大事，一年中是難得有一兩次的。比不得富豪之家或者高薪階層，可以每天坐包車或汽車去北海座茶座，不當回事。”

與中央公園比起來，北海顯得更加曲高和寡一點。逛北海的作家高長虹曾感慨：“我在北海停了兩點鐘，沒有看見五十個人。”然而，人越少，越清凈，越顯得游園者的超凡脫俗。清晨，人們總能看到手提文明棍的大學教授、名流雅士漫步在荷葉青青、藕花艷艷的海岸。

初到北京的湘西青年沈從文，原本住在前門外楊梅竹斜街，很快表弟就建議他搬到沙灘附近居住。這里毗鄰北大紅樓和北海公園，可以“多接近一些文化和文化人，減少一點寂寞”。搬到沙灘以后，沈從文步行就能去北海公園，北海也成為他的寫作素材。

1925年8月25日，沈從文在《晨報副刊》發表了一篇名為《到北海去》的小說，此時距離北海開放還不到一個月。

在另一篇自傳性質的小說《老實人》中，沈從文將主人公的愛好直接設定為“每日到北海去遛”。主人公從瓊華島至五龍亭、九龍碑、靜心齋、濠濮間、船塢、白塔的路線，似乎就是他自己游覽北海的寫照。

人少一點則公園中所有的佳處全現出。在一些地方，譬如塔下頭白石欄桿，獨自靠著望望天邊的云，可以看不厭。又見到三三兩兩的人從另一處緩緩的腳步走過，又見到一兩個人對著故宮若有深喟的瞧，又見到灑水的水夫，兩人用膀子扛了水桶在寂靜無人的寬土路中橫行，又見到……全是詩！

北海吸引文化人的另外一點是前文提到的松坡圖書館。松坡圖書館在北海快雪堂開辦之初，北海尚未開放，少有人知。后來公園正式開放，人們才發現這里別有洞天。

曾經在松坡圖書館工作過的騫先艾，這樣回憶松坡圖書館的樣子：

圖書館是開著旁門的，從一條矮松夾道、鋪著碎石的小徑上去。經過了一個短短的走廊，便到了和大客廳差不多的閱覽室。里面布置得很雅潔，明窗凈幾，幾張榆木桌椅，兩個大雜志架，兩個目錄櫥，三四個報架，參差地排列著。壁上掛著穿著上將軍服、面貌清瘦的松坡將軍的遺像，梁任公先生親筆寫的《松坡傳略》《祭松坡文》和《松坡圖書館記》，還有幾幅松坡鐵畫銀鉤的遺墨，都是用很大的玻璃鏡框裝著。一走進這間屋子，便使人感到幽靜、凜肅與偉大。庭院也是同樣的靜謐，亭亭佇立著幾棵青松，有盆花、魚缸、花畦陪伴著它們。偶爾有幾聲檐雀的低唱。第二進便是圖書室；第三進是蔡公祠……

雖然此時北海公園已經開放，但讀者仍須買票才能進入松坡圖書館，所以還是安靜的。好幽靜的學者可以到這里來從事研究，寫作者則可避開塵囂躲到這里來埋頭工作。

松坡圖書館也留下許多浪漫的名人軼事。梁思成和林徽因曾在這里談戀愛。周日無人時，梁思成常約林徽因去松坡圖書館閉門看書。徐志摩常常扮演“不速之客”，惹得梁思成只好“于門上張一紙條，大書：Lovers want to be alone。其事遂絕”。

對于工作其間的館員，松坡圖書館更是天堂一般的存在。每天，騫先艾處理完館里的雜事，便躲到書庫去看書。疲乏了，便挾著一本書走出門，在海邊大樹下的長椅上去坐著，看看書，又看看風景。有時他毫無目的地沿著太液池散步，一直走到下午五點才回家去。如果遇著月夜，他便會坐到深夜，感覺到有點涼意襲人時，才起身回家。

對于“五四”新青年而言，北海不僅僅是一處充滿詩意的公園，也是一處逃離現實的精神家園。他們在這談詩、談美、談文學，暫時逃避現實的苦悶與不堪。北海也完成了從皇家御苑到國民公園的現代化轉身。

參考資料：

白珍珍：《北海公園開放始末》；王煒、閆虹：《老北京公園開放記》；林崢：《公園北京：文化產生與文學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