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家的繡袋

張家和我家一墻之隔，他家的新鮮玩意兒多，是老院里第一個買電子管收音機的。我常跑過去找張叔的兒子光華玩，名義上是玩，其實為了“蹭聽”，主要聽廣播劇。印象最深的是上初一那年，一天夜里，我隔著秫秸墻聽舒繡文、藍天野、英若誠演播的赫爾岑的小說《喜鵲賊》，正聽得入迷，突然沒聲音了。人家關了收音機，安然入眠，我卻久久睡不著。

他家的收音機是紅星牌的，放在五斗櫥上。收音機上方的墻上，掛著一個蠟染的繡袋，不大，葫蘆似的縮口，四周用金絲線繡了好看的花邊，中間用紅絲線繡了一個大大的福字。這個繡袋出自張嬸之手。張嬸手巧，織毛衣時花樣繁多，連王府井百貨大樓都跑過來定制。

光華告訴我，這個繡袋是他家的寶貝，能保佑一家人平安。張叔和張嬸總說，平安是福！

1968年夏，我離開北京到北大荒。剛出家門，張叔就從他家追出來，遞給我一小包東西，一看，竟是那個繡袋。繡袋鼓鼓囊囊的，打開縮口，里面裝著黃土。

張叔對我說：“去那么遠的地方，剛到肯定會水土不服。喝水時，你往水里放點兒黃土，平平安安、沒災沒病就是福！”盡管當時我覺得張叔有些迷信，仍舊很感動，畢竟這是他家的寶貝。

畢家的水缸

畢家的水缸，在老院里很出名。

這是一口半人多高的大水缸，放在家門口，冬天用來儲存大白菜，夏天用來曬水——每天中午，畢大媽都會接一整缸自來水，任憑毒辣辣的太陽照一下午。黃昏，幾個男孩放學回家，缸里的水也微微燙手，畢大媽把他們叫過來，挨個兒洗澡。畢大媽用盆舀水，孩子們連洗帶玩兒，大呼小叫，水花飛濺，成為老院一景。

畢家老兩口靠擺小攤賺錢糊口，養活七男一女八個孩子，著實不易。所幸他們很爭氣，男孩子后來都上了大學，唯一的女孩子擔心爹媽負擔太大，去了西城師范學校，吃飯住校不花錢，還有助學金。老院里人家眾多，有誰家能像畢家那樣，這么多孩子齊刷刷考上大學？還真沒有。

從北京鋼鐵學院畢業后，畢家老六被分配到鞍山工作。結完婚，他特地回了一趟北京，把放在家門口的水缸運到鞍山。直到今天，那口水缸還在他家里放著。

我家的酸菜壇子

我家有個絳紅色的壇子，自打我記事起，母親就用它來漬酸菜。每次漬酸菜前，母親要把壇子里外擦得干干凈凈，燒一鍋開水，將白菜改刀切成四瓣，扔進鍋里一漬，放涼后碼到壇子里，一層一層撒上鹽，再澆一圈花椒水。最后，在壇口包上紙，絕對不能用塑料布——酸菜和人一樣，得喘勻了氣，漬出來才好吃。

為圖便宜，母親漬酸菜時用的都是沒心或者散心、幫子多的次菜。酸菜出身低微，一如那些為家庭生計辛勤操勞的普通婦女。但母親漬的酸菜，無論是做酸菜熬肉、酸菜粉絲湯，還是包酸菜餡餃子，我和弟弟都會狼吞虎咽。對她來說，漬酸菜能把菜幫子變成上席面的好菜，能用有限的錢過無限的日子，并且讓這無限的日子盡量變得有滋有味。

聽母親說，她漬酸菜的技術，是年輕那會兒在老家鬧饑荒時學來的，“當時漬酸菜，用的凈是撿來的爛菜幫”……

1975年夏，母親去姐姐家住一陣子，我獨自一人將家從前門老院搬到洋橋。母親回洋橋后，發現漬酸菜的壇子不在了，有些嗔怪，第二天就拉我坐公交車去老院，找人家要那個絳紅色的壇子。

宗家的錄音機

宗家二姐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一家規劃院工作。沒過多久，她和一位印尼華僑結婚，從雅加達度蜜月歸來，帶回一臺臺式錄音機，送給弟弟做禮物。那時候，老院里的人家只見過收音機，哪兒見過錄音機呀？普通人家送禮物，送一支玩具槍，送一個會眨眼睛的洋娃娃，就相當不錯了。

這臺錄音機，引起老院一幫孩子的興趣，一放學，我們就圍在宗家的窗前，看宗家大哥擺弄這個洋玩意兒。當時，宗家大哥正讀高三，一門心思想考北京電影學院，放學回家后就對著錄音機，一遍遍朗誦《林海雪原》，特別是“小分隊奇襲奶頭山”那一段。他不時邀請我們過去聽他朗誦，給他當聽眾；我們頻頻夸獎，他一高興，也會讓我們對著錄音機朗誦幾段，嘗嘗鮮。從錄音機里蹦出來的聲音，好像不是我們的，特別新奇，特別好玩。我對文學的興趣，大概就是從這臺錄音機開始的。

后來，宗家大哥沒考上北京電影學院，連高考也給耽誤了，氣得他爸媽叫二姐趕緊回家，把錄音機請走。他們覺得這臺錄音機是喪門星，害得宗家大哥走火入魔。

自此，我們這幫孩子，也沒法對著錄音機“過把癮”了。

連家的鏡框

老院沒拆遷前，我曾帶電視臺的工作人員去拍攝電視片。敲開連家的大門時，連家大姐沒在家，迎接我的是她的丈夫。

進屋后，我看見墻上掛了個鏡框。當年，老院很多人家的墻上都會掛這種鏡框，里面放著家人的黑白照片。我湊過去細瞧，發現鏡框里除了黑白照片，還有彩色照片圍在四周，就像鑲起一圈花邊。連家大姐年輕時梳著兩條長辮子，多漂亮呀！

上學時，連家大姐的學習成績一直很好，沒承想高考意外失利，使她患上精神分裂癥。當時，誰也不懂這個病，耽誤了最佳治療時機。好不容易痊愈，她謀得一份看自行車的工作，等到結婚生子時，父母已去世多年。

從鏡框里，我看見一張彩色照片，連家大姐抱著個小孩，露出燦爛的笑容。她丈夫對我說：“這是我們的孫子！你大姐去兒子家幫忙照看孫子去了。”連家大姐苦盡甘來，她的晚年生活還是很幸福的。

連家大姐半個多世紀的經歷，都濃縮在這個鏡框里了。這個鏡框像一只逆流而上的小船，載著沉甸甸的往昔駛來，讓一幕幕重現；這個鏡框又像一雙滄桑溫厚的手，憑借時間的奇妙化合，撫平了人生的種種苦澀。

盡管攝像師扛著攝像機，沖著鏡框一個勁兒地拍，但我相信他不會理解我看到連家大姐照片時的復雜心情。果然，等電視片正式播出，我發現并無鏡框的特寫鏡頭，就更不用說連家大姐的照片了。

老孫頭兒的美人蕉

老院里的很多人家都種花，大多是草本，因為好養活。種得最多的，要數喇叭花和鳳仙花，在花盆里甚至是罐頭瓶里隨便撒點兒種子，就能發芽、長葉、開花。鳳仙花又名“指甲草”，臭美的女孩子對它情有獨鐘，碾碎花瓣再蘸點兒水，用來染指甲。

可老孫頭兒看不起這樣的花，嫌它們小里小氣，脂粉味太濃。他家緊靠院子二道門的圍墻，墻前有塊寬敞的空地，這給老孫頭兒種花創設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老孫頭兒是英文翻譯，平日不上班，都是別人來找他，一手交錢，一手交活兒。他家有一臺老式打字機，老孫頭兒一輩子就指著它掙錢，還比好多人掙得多，真叫人羨慕。

老孫頭兒不上班也有另一重原因，那就是伺候癱瘓在床的老伴，我們都叫她“阿婆”。阿婆操著一口廣東話，身體一直不好，自打我記事起，她就躺在床上，下不了地。因為他們唯一的兒子不在身邊，阿婆的飲食起居，都要靠老孫頭兒一個人。

閑暇時分，老孫頭兒最大的愛好就是種花，而且只種美人蕉。他特別會種美人蕉，每到秋天，空地上貼墻根兒的那排美人蕉，燦若云霞，紅彤彤一片。有人說美人蕉的顏色太艷，跟火一樣晃眼，只適合種在空曠的地方，放到院子里不合適。老孫頭兒卻說：“火燒旺運！圖的就是一個紅紅火火！”

老孫頭兒和阿婆都挺長壽，一直活到九十多歲；在老院里，就數他們老兩口活得長。若按我國傳統的“五福”標準——壽、富、康、德、善終，老孫頭兒和阿婆的一生占了壽、德、善終“三福”，算得上有福之人，大家都嘖嘖贊嘆。

老孫頭兒過世時正逢初秋，空地上的美人蕉開得正旺，在他家的玻璃窗上反射著明亮的光……雖然悉心照料它們的人不在了，幾年后，那些美人蕉一到秋天依然盛開，此情此景，真是奇怪！

大門洞的小黑板

進入老院的大門后，有一道十來米長的寬敞過廊，小時候，我們管這里叫“大門洞”。大門洞里沒有燈，連白天也是黑黢黢的，上完晚自習或者看完晚場電影回家，穿過大門洞時難免有些害怕，害怕“鬼”突然出現。

大門洞一側有兩間門房，老院剛建成時，作為下人的住處。另一側是一面白墻，“文革”時，人們用紅漆在白墻上寫了大字標語，還把水泥抹在墻左下方緊靠門的一角，用黑漆涂了一遍又一遍，制成一塊小黑板。街坊鄰里覺得我的字寫得好，就讓我在小黑板上用粉筆書寫毛主席語錄。出入老院無數次，時日一長，我忘記了這塊小黑板。

2003年，我聽說老院即將拆遷，趕忙回去看看。當時，過道堆滿雜物，擁擠不堪，我急匆匆地進院，未曾留意那塊小黑板。待和街坊鄰里聊完天，走進大門洞，推開大門要出去，有一束明亮的光從門縫射進來，正好照在墻的左下角——小黑板還在！當年我抄在小黑板上的毛主席語錄，居然也在！那些清晰的字跡，讓時光倒流，定格在幾十年前的日子里。我有些驚奇，感覺不可思議。

突然，我想起沈從文回到闊別十余年的家鄉湘西時，寫下的一段話：“我仿佛觸著了這世界上一點東西，看明白了這世界上一點東西，心里軟和得很。”那一刻，我的心里同樣軟和得很。從門縫射進來的那束明亮的光，讓遙遠的青春歲月重返老院，回到最初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