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初見孫玉石老師是在入學北大的第二個學期，具體說來，即是1978年9月。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批學子，我們七七級的學生延遲了半年，于次年春季方才邁進大學校門。作為文學專業的基礎課，持續兩年的“中國古代文學史”從第一學期即開始講授，設定為一學年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則晚了半年才開張，因此，剛剛進校的七八級同學也和我們一并聽講，一間大教室坐得滿滿當當。而第一位主講教師正是孫老師。

其實，未見孫玉石老師之前，我們業已聞知其大名。由于《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78年第1期發表了孫老師關于魯迅四篇佚作的考論，盡管文章的題目《介紹魯迅五四時期的四篇佚文》顯得很低調，但這一重大發現不只轟動了學界，甚至新華社也發了新聞通稿，使得孫老師的研究成果連同其姓名，一并在廣播與報紙中廣泛傳揚。而課堂上，由孫老師開場所講述的五四時期文學，也因為加入了他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讓我們初次領略到治學的快樂。

盡管對于孫玉石老師，我們當時是抱著崇敬的心情聽課，不過，據孫老師日后透露，由于1965年研究生畢業留校后的時光基本都在各種運動中度過，以至初次承擔大課、登上講臺之際，他的心“怦怦直跳”，確實感到“一種來自知識虛空底氣不足的忐忑不安”。孫老師也自我檢討，因“性情板滯，不善幽默”，上課效果和接著他講的袁良駿老師相比，“往往干巴寧靜多而輕松笑聲少”（孫玉石：《七七級 一首讀不完的詩》岑獻青主編：《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新華出版社2009年）。

只是，若從學生的感受而言，起碼我并沒有察覺孫老師的緊張，只是感到記筆記很累。因為孫老師的課密度極大，借用一位男同學形象的表述，就是“聽課記筆記時，總找不到中心語”。這固然體現了孫老師授課和治學一樣嚴謹，同時也可以看出孫老師的書生氣：講課語言比較書面化，修飾語用得多。加之這門課的講授安排，本意是希望發揮兩位老師各自的優長，所以孫老師分工講“五四”與抗戰時期，以研究“兩個口號”論爭出名的袁良駿老師則負責三十年代與“講話”以后，這在無形中也造成了一種對比。聽過孫老師的課，再聽袁老師的課，立刻會有一種放松感。然而，到學期結束，還是那位男同學的總結最到位：“袁老師的課雖然好聽，但還是孫老師的課更受益。”

此后，大學三年級，我又選修過孫玉石老師開設的“中國新詩流派”專題課。孫老師仍是一如既往地認真備課，嚴謹講授。課程結束，我提交了一篇賞析象征派詩人李金發詩作《記取我們簡單的故事》的作業。讓我沒想到的是，這篇題為《并不簡單的“簡單”》的短文，孫老師竟然保留了許多年，在他1990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詩導讀（1917-1938）》中也鄭重收錄了。此書2008年再版時，孫老師又送書給我，我對他坦言：“看了過去自己的那些文字，感覺今天還真的寫不出來了！”因而，對孫老師仔細保存了我們不可復現的“生命與青春的跡痕”（《七七級 一首讀不完的詩》），我滿懷感激。

2003年11月在臺灣大學，夏曉虹、陳平原、孫玉石、王風（從右至左）四人合影

自1982年起，北京大學中文系開始了與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院長達三十年的合作，由東大以外國教師的身份，每年（后改為兩年）固定聘請一兩名北大中文系教師到該校任課。北大派出的首位教授是袁行霈先生。袁先生國學功底深厚，在日本期間，與日本友人和詩聯吟，留下佳話。第二年繼任的正是孫玉石老師。我們聽到的說法是：孫老師雖不做舊詩，寫新詩卻是行家里手，故仍然能夠和日本朋友詩歌往還。只是，隨著老一輩日本漢學家的退休，風氣轉變，輪到我1999年來東大講學時，有無詩才已毋庸考慮。倒是孫老師開啟的北大學者與日本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尤其是“中國三十年代文學研究會”同人之間的學術友誼，綿延至今不絕，我也深受惠澤。

二

以上時段，我都是從學生的角度遠望孫老師，除了課堂上的聽講，并沒有多少實際的接觸。1984年10月，孫老師結束在日本的講學，回到北大。我也在此年夏季獲得碩士學位，留校任教。加上平原也于當年9月從中山大學來北大攻讀博士學位，導師為王瑤先生，和孫老師恰是同門，我們才和孫老師逐漸熟悉起來。

其間最關鍵的情節是，1989年3月，孫玉石老師出任中文系主任后，北大校園也開始不平靜。在最緊張的日子里，孫老師和夫人張菊玲老師不但為了穩定學生情緒，讓自己指導的研究生集體來家中打地鋪，而且毅然把王瑤先生接來同住，親自照料其飲食起居。多年后，孫老師的女弟子專門從日本趕來參加慶祝恩師八十華誕的學術研討會，還特意動情地回憶起那些難忘的場景與心情。當年11月26日，得知王瑤先生在上海華東醫院病勢沉重，孫老師又立即趕去，在醫院盡心值守。不幸，王先生終是不治，于12月13日去世。處理完遺體告別之事，孫老師又陪同師母杜琇及其他家人，奉王先生的骨灰歸京。凡此，在艱危時刻，孫老師所表現出的勇于擔當的風骨著實可圈可點。

可以想象，當年孫老師承受了多么大的精神壓力與體力消耗，以至健康嚴重受損。日后，為了提醒初任系主任的平原要“‘強迫’多給自己‘減負’，以保重身體為第一‘要務’”，他曾以自身為例，講到那段艱難的歲月：“我89年3月，臨危受命，冬天王先生于上海病逝，我也累垮了，連續兩年，犯心絞痛住院治療。那時我也54歲。”（2008年11月23日電郵）心臟病與高血壓的接踵而至，對于正值壯年、學術活力旺盛的孫老師自然造成了極大困擾。明了此情，我們對孫老師只有更加敬佩。

當年的12月，還有一事，日本一位資本并不雄厚的企業家高筒光義，為了實現早年在大學讀書時的理想，成立了國際友誼學術基金會（籌），希望在中國辦大學。他們找到了當年的朋友、時為明治大學教授的尾崎文昭幫忙。尾崎是王瑤先生1980年代指導過的日本高級進修生，算是平原的師兄。雖然辦大學的計劃被平原、王守常與汪暉否定了，卻直接促成了次年5月平原的日本之行。

以孫玉石老師當時在日本中國學界的聲望之高，由東京女子大學著名學者伊藤虎丸教授出面發出的邀請，孫老師自然居首。在置備行裝的過程中，由于孫老師已有在日生活一年半的經歷，各項細節我們都不斷向他討教。記憶最清晰的是，平原不會打領帶，求教孫老師。孫老師索性送了一個領帶打結方法的日文圖示，解決了我們的難題。此行從東京到京都、奈良，一路都很愉快。不過，在隨后商議籌辦學術集刊時，卻引起了孫老師的不悅。

1990年5月在東京，陳平原、孫玉石、伊藤虎丸（自右至左）三人合影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高筒光義先生放棄辦大學的計劃后，最終接受了陳平原等人的提議，改為支持創辦一份學術刊物。這就是后來享譽學界的《學人》。籌備之初，日方希望借重孫玉石老師的地位與影響，由他來主持，孫老師卻因正在系主任任上，不免遲疑。負責聯絡雙方的尾崎文昭與陳平原、王守常、汪暉商量的結果，是認為孫老師參與確有不便，不如全部交給年輕學者主編，作者也以同輩人為主體，如此，刊物也可以辦出新面貌。后來的事實證明，這的確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只是，在尾崎當面向孫老師表述此意時，沒有任何思想準備的孫老師顯然動氣了，他不無激動地回應說：“既然如此，以后刊物的事我不再管了。”盡管有此小過節，我感覺孫老師最后還是想通了，《學人》嗣后也發表過他的筆談《重讀北大學術傳統》。

應該說，這件事對我們和孫老師的關系并沒有影響。而且因為一起接待日本朋友，反而有了經常通電話和見面的機會。那時，我們正熱心淘書。1992年7月，我在海淀圖書城偶然發現了幾本《〈野草〉研究》。此書為孫老師的成名作，在中日魯迅研究界影響巨大。而初版本1982年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印行后，久已售罄。我將此消息告知孫、張老師后，他們立刻出動，并且以購得的一冊相贈。孫老師還在卷首的襯頁，用他遒勁、漂亮的鋼筆字專門題寫了一段話：

平原、曉虹：

謝謝曉虹及時告知，得購幾本“漏網”的此書。呈上一冊，算作一份紀念吧！

九二年七月五日

愚友玉石敬贈

后面還加蓋了名章，足見孫老師的喜悅之情。而取書的當晚，我們在孫老師家聊天到十點多，也可見當時關系之密切。這就是我在追憶張菊玲老師的文章中寫到的“親如家人”的感覺（《“總有一朵浪花向你們微笑”》《鐘山》2024年5期）。

孫老師和張老師都愛書。那時，我們淘到的書，估計他們喜歡的，會及時通報，有多本即分贈。平原1990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研究時，買到過民國年間李健吾以“劉西渭”筆名出版的《咀華集》與《咀華二集》。孫老師先是借閱，后來平原見他喜歡，干脆一并相送。

孫老師另一大嗜好是收集與貓頭鷹相關的工藝品。這個愛好應當是來自魯迅，否則，照我想來，貓頭鷹多少與孫老師的溫和性格不符。但無論如何，從中也可以看出，即便是收藏玩物，孫老師還是不能忘情學術。于是，有機會在異域行走時，我們都會記得孫老師的所愛，代為尋覓。最早送給孫老師的應是1998年我到捷克開會，在布拉格購買的水晶貓頭鷹。2012年11月，我到臺灣苗栗縣三義木雕博物館參觀時，又買了兩個有貓頭鷹圖案的鑰匙環，上面分別有孫、張兩位老師姓名中的一個字。回來后，我告訴了孫老師，他立刻高興地回信說：

謝謝你們自臺灣三義博物館所購貓頭鷹圖案小鑰匙環的饋贈心意！這樣，在我們收留存念的160余件貓頭鷹藏物中，你們已經創造了幾項紀錄了：最大的陶瓷貓頭鷹、最微的小貓頭鷹、鑰匙環圖案貓頭鷹。

而那個最大的陶瓷貓頭鷹也是在臺灣所得，最小的應該就是捷克水晶制品了。這些大大小小的貓頭鷹占滿了孫、張老師家客廳中的幾個書柜，成為一道引人注目的風景。看得出，對這些形態各異的貓頭鷹，孫老師確實是衷心喜愛，故能如數家珍。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貓頭鷹也恪盡職守，忠實地陪伴孫老師一直到最后。

孫、張老師也與我們分享過他們的心愛之物。最珍貴的是小說史家馬廉（1893-1935）先生以《金瓶梅》崇禎本中《西門慶觀戲動深悲》的插圖為藍本，于1930年代為自家“不登大雅堂”訂制的信箋。孫老師的收藏乃是得之于老北大時期即在中文系任教的章廷謙（川島）先生。由于平原那時正熱心購買彩箋，請師友題寫，孫老師即慷慨地以此惠贈助興。

更多的嘉惠仍與學術扶持相關。就我而言，除了收編大學作業這一最初的提攜外，孫老師后來還為我的著作寫過長篇評鑒。這是因為1993年，我申請過一個“晚清文學改良思潮”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雖然論文也發表了，但一直拖延未能了結。1995年，我出版了《晚清文人婦女觀》（作家出版社，1995年），評價很好，即動念以此書頂替原先的題目，申請結項。為此，兩年后，我請了四位專家評審，其中就有孫老師。孫老師不僅認真地通讀了全書，而且用電腦打字，寫了一份長達一千多字的鑒定意見。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份孫老師對我的學術評價，形同一篇書評，故完整抄錄如下：

夏曉虹的《晚清文人婦女觀》，是一項具有創造性和開拓性的學術成果。清末的婦女問題，在文人學界引起的反響關注，以及這一問題在他們的觀念中現代性的變化，過去尚很少有人加以系統地清理和論述。本成果以豐實的史料和精要的論述，為我們展現了晚清文人在婦女觀念上變化的軌跡，顯示了社會轉型期中國知識分子在這一重要社會問題上異彩紛呈的思索與實踐，在中國女性學和文學史研究中，都填補了一項空白。

全書分綜論和分論上下兩編。上編“綜論”中，選擇不纏足、女學堂、女報、女子團體四個方面，探討了晚清婦女生活中的新因素；從男女平等與女權意識、賢母良妻與國民之母、娶妻嫁夫與英雄英雌三個方面，探討了晚清婦女思想中的新因素。這一部分，涉獵史料和問題之面甚廣，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搜羅爬梳大量的第一手史料，進行歸納整理，論述評析，在全貌的歷史描述中，提出了很多具有創新性的意見。如在對于“纏足”“女學”等各種意見歸納中，始終注意在偏于激進與保守的意見中尋找和注重“溫和派”意見的作用，并闡釋了這些不同意見的互補的觀點。“綜論”中，對女權思潮中女性自身聲音和地位重視的追尋，對于當時涉及“子見南子”這一歷史事件所做的現代性闡釋的關注與描述，關于“英雄”和“英雌”這個詞語變化的關注論析，都可以看出作者學術探討的敏感性與思考問題特有的深度。

“分論”中選擇清末兩個由科舉之路走上新學的代表人物林紓和蔡元培，從他們的一些典型事例方面，對他們不同的婦女觀進行討論探索，問題的選擇、史料的運用和論述的視角，都有獨到之處。其中對于林紓的家庭及婚姻關系問題上既屬“新派”，又守舊禮制的矛盾的描述，關于林譯《茶花女》在他的婦女觀現代化轉變中影響的追蹤考查，對于蔡元培《夫婦公約》前后思想的進退蛛跡，他對于清代主張男女平等的大學者俞正燮的發現，乃是先進學人面對西學的沖擊而產生的對于傳統文化（正統或異端）的重新發現與闡釋的必然遇合等等，都是很有創見性的論述。

本書不以論理取勝，而以史述見長，能將論述的觀點寓于精確的史料梳理敘述之中。不僅在史料的搜集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體現了科學的實證精神與作風，而且糾正了一些史實運用的錯訛之處。如經過作者對于中國女學會四種材料來源的考定，認為著名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湯志鈞先生在《戊戌變法人物（傳）稿》中，將黃謹娛誤列為中國女學會負責人（創辦人），是不準確的等。

清末文人關注婦女問題和女權問題的人很多，此書的分論中只選擇了林紓和蔡元培兩人，對于其他有影響的文人沒有專門論及，使這個部分略顯薄弱一些，可能是讀了這項成果感到的不足之處和期待作者可以豐富補充的地方。

根據此書的整體水平和出版后產生的很好的反響，我認為這項成果可以通過驗收。

孫玉石

1997年12月7日

孫老師提到的不足之處，乃是由于該書當年為了趕在9月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前出版，故“分論”只寫成了林紓與蔡元培兩個個案，確實留下很大遺憾。201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印行“增訂本”時，我已盡可能做了彌補，所論人物增加到七位，并且，其中四位皆為女性，自覺離孫老師的期待接近了一些。

在與孫老師長時段的接觸中，最令人感動、也最讓人敬重的是他的自我反省與懺悔意識。一些往事，若不是他親口說出，旁人很可能不知，或已根本忘記。但孫老師不肯放過自己，一再在私下、更多是公開的場合表達。單是我親歷的便有三事。

2009年，為了紀念入學三十周年，在班長岑獻青的組織下，我們班同學合力編寫了《文學七七級的北大歲月》（新華出版社，2009年）。其中也邀請了任課老師撰稿，孫老師因此寫下《七七級 一首讀不完的詩》。他在文中特別提到，在給我們上現代文學史課程時，他一直把胡先骕的“骕”字念成了“嘯（ｘｉɑｏ）”，后來才發現是誤讀。因為“自己當時和課后，并未發覺”，雖然“已事過很久，來不及向那些‘學生’糾正了”，孫老師仍將此事記錄公布，表達自己的“慚疚”。與此相關，岑獻青也在同學高少鋒為這本“班書”口授的文章《一根有思想的葦草》文末，特意附錄了孫老師給她的信。因少鋒提及，1990-1991年返回北大進修期間，曾參與孫老師主編的《中國現代詩導讀（1937-1949）》的寫作，總計撰寫了八篇導讀，共兩萬四千字。孫老師于是為他在文中忘記提到少鋒的貢獻這一疏忽，而“感到沉重和自譴”，并立即做了相應修改。

最深刻的自責尚屬2014年王瑤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上孫老師的發言。這篇題為《從最初到最后的日子里——為王瑤先生誕辰一百周年的零星感想》的文章，憶及1962年，王瑤先生曾將孫老師讀研究生期間提交的一篇讀書報告，未告知本人，即直接交給了《北京大學學報》，不久便刊出。但在“文革”中，這一體現了老師對“學生鼓勵栽培的熱忱和用心”之舉，卻讓孫老師戴上了“反動學術權威王瑤的修正主義苗子”的帽子。四十多年后，孫老師還是不能原諒自己當年的表現，在紀念會上當眾自剖：

在這種政治斗爭輿論，這種動員學生起來揭發自己老師氣候的壓力下，我自己怯懦的靈魂放棄了堅守，也將這樣一份真誠純潔的培養方法和師生情誼，當作王瑤先生以“名利思想”為誘餌毒害學生的事例，寫在批判先生的大字報里。面對如煙的歷史，面對王瑤先生遠去的靈魂，我心中永遠忘不了自己記憶深處這一絲無法抹去的自慚自愧的陰影。

孫老師這番坦誠的言辭，不僅未曾損害他在我們心中謙謙君子的形象，反而恰如《論語》所言：“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三

2012年之后，孫老師的信中已不斷講到他和張老師老病交侵的境況，讓人黯然神傷。2015年11月，現代文學教研室同人舉辦了“慶祝孫玉石教授八十華誕暨孫玉石學術思想研討會”，為孫老師做了最后一次大型活動，他指導過的學生也紛紛從各地趕來參加。

2017年，孫、張老師顯然已感覺精力銳減，開始身后事的安排，最先要做、而且對他們也最重要的，就是對藏書的處理。為此，兩位老師于7月10日聯名寫了一份《捐建“長白書屋”緣起》。開頭先回顧了二人就學北大后的人生道路，全篇重點在說明為何作出捐書的決定：

如今我們均已年過八旬，一生雖然風雨坎坷，但不論何時，何地，均有書籍相伴，可謂嗜書如命。兩人不會理財，只知有錢就買書，現已藏書近萬冊，是為我們畢生最寶貴的財富。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我倆鄭重決定：將所藏全部書籍以及恩師題贈之墨寶，悉數無償捐贈給大連民族大學。以完成我們取之于民，還之于民的宿愿。將它們奉獻給各民族的莘莘學子，繼續為民族教育盡我們一點綿薄之力。

因為孫玉石系長白舒穆魯氏的滿族子孫，張菊玲亦以研究滿族文學為最終之事業，故此書庫之建立，我們擬請題名為“長白書屋”。以祈民族文化世世代代永遠流傳，民族教育事業蓬勃發展，造就出一批一批更多人才。同時，此名也蘊含我們一生奉持的“清清白白做人，清清白白做事，清清白白做學問”的人生理念。

經大連民族大學圖書館入藏后清點，孫、張老師捐贈的圖書總計10378冊，名人字幅10幅（《攜愛出發 不負韶華——記“長白書屋”發現之旅》，大連民族圖書館網站）。兩位老師確實做到了“遺愛人間”。

心愛的藏書雖已搬空，孫老師卻還有最后一件工作未了，那就是他一直在編的《阿垅集外佚詩錄》。其實，那時去看望孫老師，總會聽他提起這本書。直到他寫給我們的最后一封長信，依然念念不忘。先是2018年12月12日，平原給孫老師寫信，匯報閱讀《解詩求是——孫玉石畫傳》（《名作欣賞》2018年第11期別冊）的感想，還特別說到：“《新詩十講》前年獲評‘中國好書’，很不容易，因競爭非常激烈。讓我沒想到的是，原本散落各處的文章，重新編排后，會有如此強烈的閱讀效果。正如洪子誠老師說的，如此‘富有生命感’的著述，是可以傳下去的。”信中也講到我們前月到東京開會，見到各位日本朋友的情況，并告知最近的行程，希望元旦后可以去家中拜訪。孫老師在新年那天夜晚寫了回信：

平原、曉虹伉儷：

閱了你們的來函，非常高興，謝謝發來的郵件，里面談及《解詩求是》一書等所讀的感言，既高興，又慚愧。其中多溢美之詞，自己讀后亦頗覺慚愧。《新詩十講》也是學生縮編，出書后閱讀方知道的。你的夸贊，也不敢領受。我很了解你的真誠。于你的贊許之言，我既感謝，又慚愧。因你即外出，故閱后即在這里說些真話，也表達一點感謝你們的贊譽之情。半年多來一直“偽感冒”，流淚，多成天臥床休息。稍好些，起來于電腦上整理我多年搜集的《阿垅集外佚詩錄》，此書大體已完成，擬精力好些，寫一篇像樣的“序言”，即可交付出版社付梓，此后就可以不再做什么學術的事了。與張老師一起，祝愿你外出開會一切順利！祝曉虹和你身體健康，學術研究豐收，一切順利！！！

玉石匆復 2019年1月1日 夜深

接下來，2月份，張菊玲老師即因癌癥擴散，醫生束手，而回歸出生地南京，于9月10日走到了生命的終點。留在家中的孫老師盡管有女兒從日本趕來陪伴，亦仍須靠阿姨日常照顧。我聽說過，孫老師曾經每天坐在電腦前，試圖為《阿垅集外佚詩錄》寫序，卻終日未成一字。這樣的場景想起來就讓人傷心。最終，孫老師不再提作序之事。張老師離世，大家也一直瞞著他。但孫老師應該是感知到了，起初他還會向客人解釋，“張老師到南京養病去了”，后來也不再說起。

孫老師是2024年1月13日走的，挨過了三年新冠疫情，卻被甲流引發的肺炎、心衰等擊倒。

2019年7月13日，夏曉虹與陳平原一同去醫院探望病中的孫玉石老師

記得很久以前，和孫、張老師聊天，因為兩位老師還有很多五彩斑斕的浪漫夢想，我脫口說出：“感覺你們比我們的心態還年輕。”就閱歷而言，兩位老師肯定比我們豐富，但深入其內心，還是會體察到不曾消泯的單純。我猜想，除了始終生活在大學校園，以學術為業之外，孫老師畢生從事的中國新詩研究，應該也有益于他葆有乃至享受這種純粹的心態。清代詩人袁枚將《孟子》中“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改易為“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確有道理。在我心目中，孫老師正是這樣的“詩人”學者。

2025年2月15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

（注：本文照片均由夏曉虹女士與陳平原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