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上佩索阿你這輩子就定型了。”“佩索阿，我的靈魂發言人。”“人這輩子總要讀一次佩索阿吧。”這些充滿了Z世代網絡口語表述習慣的文案都在熱烈安利同一個人——葡萄牙作家費爾南多·佩索阿。除了佩索阿，最近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史鐵生都成了社交媒體文化名人圈的“頂流”，這些作古多年的作家怎么就成為了當下年輕人最愛的文化偶像之一？

佩索阿持續走紅，《惶然錄》成暢銷書

“你是活了一萬多天，還是僅僅生活了一天，卻重復了一萬多次？”這個如今在社交平臺上很火的金句正來源于佩索阿的代表作《惶然錄》。

佩索阿被評價為是繼卡蒙斯之后最偉大的葡語作家，被譽為“歐洲現代主義的核心人物”，文評家卜倫在他的作品《西方正典》中形容他與諾貝爾獎得主巴勃魯·聶魯達是最能夠代表二十世紀的詩人，不過這些美譽都是在佩索阿去世很久后才出現的。佩索阿幼年跟隨母親移居南非，17歲回到故鄉葡萄牙里斯本，在道拉多雷斯大街租了房子，到一家公司做會計，他終身未婚，業余和友人辦過幾個短命的文學刊物，一輩子只出版了一部作品，也沒有獲得更多的關注。佩索阿47歲時因肝病去世，他的兩位朋友苦心搜集了他的只言片語整理成了《佩索阿選集》，引發了一些注意。佩索阿去世四十多年后，研究者將其長期散軼的“仿日記”片段整理成《惶然錄》，推向了世界文學的市場，世人才發現了這位終身沉默內向但有著博大心靈的天才作家。

1999年，韓少功譯本的佩索阿代表作《惶然錄》引入中國，首先在文藝愛好者群體中引發廣泛的關注，《惶然錄》保持了相當穩定的銷量，年輕的讀者們熱衷摘錄佩索阿作品中的金句分享到社交平臺：“也許，永遠當一個會計就是我的命運，詩歌和文學純粹是在我頭上停落一時的蝴蝶，僅僅是用它們的非凡美麗來襯托我的荒謬可笑。”這些能夠引發情感共鳴的片段在貼合年輕人碎片化閱讀習慣的同時進一步推高了佩索阿的知名度。上海文藝出版社數據顯示，該書在社交媒體時代進一步擴大影響力，成為“常銷書”中的現象級作品，最新版(第四版)在近五年累計銷量突破10萬冊，且每年持續加印。

有讀者將《惶然錄》評價為“社畜會計的碎碎念”，這本雜文集滿滿地記錄著作者在重復單調的工作、生活中感受到的彷徨、孤獨、無助，文中“奴役是生活的唯一法律”“寫下就是永恒”“他的現實限制了他的感覺”等句子，被讀者視為對現代職場困境的深刻揭露，這本書憑借對日常生活的詩意解構和哲學反思，成為都市青年的精神解藥。

能夠讓細膩敏感的Z世代年輕人從中獲得情感共鳴，譯者韓少功功不可沒，他的譯文風格優美精準，沒有翻譯腔，看起來像中文美文一樣流暢絲滑，在譯者韓少功看來，《惶然錄》的走紅可能與讀者的心態需求有關，面對世代之變很多人的內心不免“惶然”，想要從前人的經驗中獲取當下的解藥也就自然而然了。

《惶然錄》的流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既有文本本身的哲學深度與現代性，也得益于譯本的高質量和社交媒體上的碎片化的傳播，以及與年輕讀者生活狀態的深刻共鳴。其熱度不僅體現在銷量上，更在于成為當代人反思自我與時代關系的文化符號。

作古多年，他們如何走進當代人的靈魂深處

佩索阿不是Z世代年輕人“文學復古”浪潮中唯一一位被奉為文化精神偶像的作家。創作于近180年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說《白夜》最近也成為了當代人的愛情寶典，這位被公認為“最晦澀的俄羅斯文學大師”的作品在世界范圍內掀起熱潮，不僅在國內社交媒體上有著相當高的討論度，在海外文學市場也熱度飆升，根據企鵝出版社的數據，《白夜》在2024年一年內售出了超過五萬本，一度超越了艾米麗·勃朗特作品銷量。

陀翁的作品側重討論“我是誰？生活應該是什么樣的？為什么人類如此復雜？”這些哲思問題，跨越一個世紀后陀翁的思考給處于信息大爆炸時代無所適從的年輕人以解答，他筆下處于存在主義危機中的主人公為當下人尋找生活的意義提供了指南。

和卡夫卡有些類似，陀翁也成為了“發瘋文學”的代表，比如《地下室手記》中“我有時候很討厭到辦公室去上班，以至發展到我多次下班回家時都像大病一場”被網友們評價為“打工人的超絕精神狀態”。“這陰暗爬行、極易破防的地下室老鼠，不就是我嗎？！”

當代年輕人正在從文學經典中找到新的樂趣，英語學得稀巴爛的用史鐵生的《病隙碎筆》中一句“我的英語好到一看便知那是英語”自我嘲解，銳評樂壇新曲“難聽”則引用上了《我與地壇》里“東洋西洋的也都學過了，效果都不好，給人又做偷兒又裝闊佬的感覺”，波伏瓦在《形影不離》中寫下的“媽媽不要難過，每家每戶都有廢物，我們家的廢物就是我”也成了自嘲金句，卡夫卡、列夫托爾斯泰的“擺爛”名句還成為了熱門文創。

Z世代年輕人掀起“文學復古”浪潮的原因是多層的，一方面，年輕人通過閱讀經典文學逃離短視頻的碎片化，回歸紙質書的“儀式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筆下人物的道德掙扎和卡夫卡的“異化”主題回應了年輕人在社交媒體時代的焦慮、孤獨情緒，“社畜嘴替”“發瘋文學”等網紅化表述則降低了年輕人閱讀經典的心理門檻，去除了經典文學名著晦澀、高深的標簽。另一方面，閱讀經典文學的流行也與包括出版社、讀書博主在內的營銷手段是分不開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文學文創周邊的爆紅，卡夫卡簽名托特包、陀思妥耶夫斯基手稿帆布包等設計，將文學IP轉化為日常符號，充分滿足年輕人“用消費表達態度”的需求。

此外還有出版社推出了名家閱讀順序榜單，從易到難直接給讀者一個作家入門指南，如陀翁的作品第一部入門作通常是《白夜》，因為篇幅很短，情節也不復雜，而超級大部頭《卡拉馬佐夫兄弟》則被放到陀翁閱讀賽終極挑戰，這種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讀者閱讀競賽的心理，挑戰閱讀《罪與罰》《卡拉馬佐夫兄弟》《戰爭與和平》這類超級長篇也成為一個流行趨勢。

這場文學復古潮本質上是經典作品與當代青年精神需求的“雙向奔赴”。社交媒體的傳播裂變、出版業的精準營銷，以及作品本身對存在主義、孤獨感等永恒命題的探討，共同推動了這些作家的“破圈”。正如復旦大學李新梅教授所言：“年輕人從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獲得的，不僅是故事，更是直面人生謎題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