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著名的歷史學家顧頡剛，在新文化運動中作為“古史辨派”的創始人，推動了《古史辨》的出版，他所提出的“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不僅在學術界引起巨大反響，也引發了民眾對于中國歷史的重新認識。顧頡剛提出的這一思想，簡單地講就是越到后代，反倒對越久遠的歷史描摹得越細致。

在“疑古”問題上，顧頡剛其實深受清代學者崔述所著的《考信錄》的影響，他甚至說：“我們今日講疑古、辨偽，大部分只是承受和改進他的研究。”胡適也極力推崇崔述，稱其為“科學的古史家”，并言道：“我深信中國新史學應該從崔述做起，用他的《考信錄》做我們的出發點，然后逐漸謀更向上的進步。”然而今日說起崔述，除了專業領域還有人偶爾提及，對很多人來說都僅是一個陌生的名字了。

“另類”的乾嘉學者

崔述（1740年至1816年），號東壁，直隸大名府魏縣（今天河北魏縣）人。崔述出生于書香門第，父親崔元森，號暗齋。暗齋先生從崔述很小的時候就對其有著嚴格的要求,正如陳履和（崔述弟子）在《崔東壁先生行略》中所言：“市井之言,游蕩之行,常不使接于耳目。少長,告之曰:爾知爾所以名述之故乎！吾少有志于明道經世之學，欲爾成我志耳。”應該說，暗齋先生也如很多父親一樣希望孩子繼承自己的志向，繼續認真學習“明道經世之學”。但他在輔導崔述讀書的時候又不同于一般的教書先生，崔述在《考信錄·自序》中言：“先君教人治經，不使先觀傳注；必先取經文熟讀潛玩以求圣人之意，俟稍稍能解，然后讀傳注以證之。”意思就是看儒家經典文獻，不先看注釋，而是先看原文，直接領會圣人的意思，有了一點理解之后，然后再看相關注釋。這個讀書的習慣，實際上是在培養一個讀書人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具備帶著問題看書的意識。正如北宋理學家張載，也就是那位曾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橫渠先生，在其《經學理窟·義理篇》中也談到過“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于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也許正因如此，崔述才能最終寫出我國古代疑古史學的集大成之作《考信錄》，“于不疑處有疑”，恰是一個對《考信錄》準確的定位。

關于崔述的《考信錄》，有人說是“辨證古書真偽的專著”，這個說法并不全面，崔述也有他的歷史局限性，正如崔述在《補上古考信錄》中所言：“司馬氏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于六藝。’是余之志也夫！”崔述也如司馬遷一樣，“考信于六藝”，就是以《六經》為標準，其他古書所言內容與其不同則要懷疑，甚至有時也會對《六經》中暴露出的問題直接提出懷疑——這在當時乾嘉考據學者一片“信古”之聲中算是獨樹一幟的“疑古”了。

孔子是圣賢之人，也是崔述時時處處刻意維護的完美形象，但實事求是地面對古代文獻所暴露的問題，崔述也是不得不懷疑。比如：《辨魯君賜鯉之說》通過《史記·卷四十七》的《孔子世家》與《論語》中關于孔鯉、顏淵的年齡的矛盾而闡發對于《史記》等書的質疑，其中《孔子世家》中言“孔子年十九娶于宋亓官氏，一歲而生伯魚。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名曰鯉而字伯魚，”通過《孔子世家》，崔述知道孔鯉五十歲的時候去世，顏淵去世為三十二歲，顏淵又比孔子小三十歲，由此可以推斷出孔子如果二十歲生孔鯉的話，則孔鯉一定是于顏淵后去世；但通過《論語》卻發現孔鯉去世更早。通過這個矛盾，崔述引發出對《孔子世家》的質疑，從而也提出孔子夫人的姓氏、魯昭公賜鯉魚的行為是不是也是假的呢？僅這一小篇文章已經展現出崔述細致的洞察力，通過更多文獻、史料的整理和歸納，崔述的質疑可以說是直達上古中國史，對于許多如今還想當然以為是史實的內容發出了振聾發聵的質疑。

顧頡剛大概也有著與崔述相似的細致觀察力，否則他不會在《古史辨》第一冊序言中表示：“我讀了大痛快。尤其使我驚詫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破沙鍋紋到底’一句諺語。你又要‘打碎烏盆問到底’了，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來禁止我發言的一句話；想不到這種‘過細而問多’的毛病，我竟與崔先生同樣地犯著。我弄了幾時辨偽的工作，很有許多是自以為創獲的，但他的書里已經辨證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這樣一部規模弘大而議論精銳的辨偽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興極了，立志把它標點印行。”

學者與學者之間也需要“意氣相投”，如果沒有這么大的認同度，顧頡剛也不會花十五年的時間去整理、收集崔述的資料，從而在1936年出版了資料最為豐富的《崔東壁遺書》。

崔述寂寞坎坷的一生

雖然在百年之后，胡適與顧頡剛極為欣賞崔述辨偽的成績，然而他在世時卻是非常寂寞的：宦途上最多只做到縣令，在學術上亦默默無聞，與主流格格不入。

崔述少年時在父親的督促下學業進展得很快，11歲應童子試，就被縣令所贊賞，15歲去大名府應試，又得到了太守朱煐的欣賞。崔述的家庭本不富裕，此時還碰上家鄉的水患，魏縣當時的知縣王沛生受太守朱瑛的囑托，聘請崔述的父親去縣里的義學教書，才使得一家老小在大災之年得以溫飽。第二年，朱瑛把崔述還有其弟弟都接到自己府上和自己的兒子一起讀書，甚至還親自給他們上課，這樣的日子持續了八年之久。這期間，崔述在鄉試中副榜，隨后中舉人。直到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因為朱瑛移至永州任職，崔述才與民眾一起送別朱瑛離開大名府。史料記載，朱瑛離開大名府時，士民攀轅阻道者十余里，啼泣不絕，可見朱瑛也是造福一方百姓的好官。

老師朱瑛的離開，似乎也帶走了崔述在科場的好運氣，此后連續五次，崔述在會試中沒有考中。科場不順利僅僅是崔述坎坷命運的開始，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崔述的父親暗齋先生去世，此時崔述才31歲。隨后的十年間，其姐姐、兒子、母親及弟弟都分別過世，這對于人至中年的崔述而言可謂是一次又一次的重擊，其求取功名之心也隨之暗淡下來。這段時間，崔述曾寫信給汪師韓（1707年至1780年）傾訴自己所面臨的問題。汪師韓是曾經的翰林院編修，離任后應當時直隸總督的邀請擔任保定蓮花池書院的講席，也是崔述口中“先達中賞鑒余者，惟汪上湖先生”（上湖為汪師韓的號），算是崔述在世之時難得的一位欣賞者了。在給汪師韓的信中，崔述言道：“述幼癡鈍，長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獨好參伍古今事跡，辨其是非真偽。日積月聚，似少有所見。常欲著之于文。顧自以為年少識淺，又方勞心于科舉衣食，未暇為也。……自先君見背后,功名之念頓灰,家貧多病,益疏懶,自度難以進取,欲遂一抒所見。愧不能文,乃于去歲取昌黎、柳州、廬陵三家文熟玩其理。……惟先生鑒其誠而敢之，幸甚！”從文中可感覺出，至親的陸續離世，崔述仕途之心暗淡了下來，此外崔述身體并不好，還要為家人的生活去奔波。

文人至暗時刻的燈塔

但此時“常欲著之于文”反倒成了支撐低谷時期的崔述的一個巨大力量，也讓他跳脫八股文考試的窠臼，開始關注韓愈、柳宗元和歐陽修的作品，以此來提高自己寫文章的能力。他的弟子陳履和在其所寫《敕授文林郎福建羅源縣知縣崔東壁先生行略》中用自己的視角來看待此時的崔述：“先生少有志于功名,讀書時即悉心以究世務……且家貧無以養,故祿仕之念甚切。既數試禮部無所遇，二親又相繼以逝，《考信錄》亦未成,自分以著書老矣……自暗齋先生卒后,十年之間,疊遭變故,積哀勞,病作幾死者屢矣。母喪既除，痛弟邁篤學而年不永，所恃以成先志者孑然一身,益發憤自勵,始作《考信錄》。疾病憂患中,奔走衣食又十年,而考古著書弗輟也。”可以說，撰寫《考信錄》成為處在至暗時期的崔述的燈塔，引領著崔述走出谷底，這種力量中也包含著至親對于崔述的期望，讓他增添了去面對各種困境的力量。

此外，崔述在寫與汪師韓的信中也談及了為何要寫《考信錄》：“自戰國以來，邪說并作，皆托圣人之言以取信于世，亦有圣人之徒傳而失其真者。漢晉諸儒罔能辨識。至唐宋時，尊信日久，益莫敢以為非。六經之文有與傳記異者，必穿鑿遷就其說以附會之，又好征引他書以釋經義，支離紆曲，強使相通。雖有一二有識之士論其舛謬，顯其考證抉摘猶多未盡，而世亦不盡然其說。……述之所見雖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識者之去取，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崔述認為，中國歷史的記錄中有些是被造假的，尤其是戰國以來的一些內容，他希望通過自己的“考信”思辨，能夠把這些疑問提出來，至少也能引發更多人的思考和探究。想來這也是考古學尚未進入中國之時，中國文人能夠做到的最大限度去探究歷史真實性的方法吧。

嘉慶元年（1796年），56歲的崔述經過幾次去京師候選，終于謀得了去福建羅源縣任知縣的機會。正如老師、父親所期望的那樣，崔述努力成為一個好官，但在腐敗的官場中，做一名執法公正的好官也是需要很多智慧的。崔述并不是一個只會讀書的官員，遇到一些官場難題，他也會如同書寫《考信錄》一樣抽絲剝繭的確認真相，從而給對方一個公正的處罰。但對崔述而言，56歲才剛剛步入官場，天天處在復雜的利益斗爭中，這樣的生活他并不適應，身體的衰老也讓他想把時間更多地留給寫書。于是，僅僅當了六年知縣，崔述就告老還鄉了，此后人生的目標就是完成《考信錄》。

崔述一生坎坷，56歲前一直在科舉考試中掙扎，六年官場生涯也僅僅是在兩個縣任知縣，一生生活窘迫，甚至無錢把自己費盡心血寫成的《考信錄》刻制出來，但崔述卻又是幸運的，他的學生陳履和家境也不富裕，卻一生立志要把崔述的《考信錄》刻制完成，哪怕借錢也無所謂，并想方設法去推薦《考信錄》。顧頡剛寫文章談及自己第一次知道崔述還是看了李元度的《國朝先正事略》中的《崔東壁先生事略》——這篇深入介紹崔述的文章就是陳履和所寫。如果沒有陳履和的努力，崔述的文章恐怕早已消失在歷史中了。

有人曾說：“來這輩子不是要來換取名利、換取財富，這些都帶不走的。成功就是我們做出了什么事情，讓多少人獲益，而這件事情使我們的名字附著在上面。”崔述把自己的名字附著在《考信錄》上，不管是在五四時期，還是今日來讀，都時時提醒著我們“盡信書不如無書”。對于普通讀者，只要有興趣都可以去閱讀《考信錄》；作者崔述也如許多人一樣，在困頓的人生中不斷掙扎，其極力探索的過程不也值得我們去了解、去體味嗎？正如作家李娟所言：“我相信這個世界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司馬遷有，崔述也有。時代雖然不同，但面對艱難人生，他們都各自選擇了屬于他們獨有的那條路，也成就了我們今日所見到的《史記》與《考信錄》，這或許也是今日與諸君一同回顧崔述的一點點理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