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卓仕途的起點，見于《吳書》記載，隴西太守召董卓為吏，職責是“監領盜賊”，具體的職務沒有寫。兩漢有此職能的郡吏有門下督盜賊、門下賊曹、賊捕掾等。其中，門下督盜賊與門下賊曹分掌內外。門下督盜賊簡稱門下督或督盜賊，主要任務是侍從護衛太守；對地方盜賊的抓捕、審判，歸屬于門下賊曹。

賊捕掾在西漢宣帝時仍見京兆尹設置，至西漢末年，賊捕掾已淪落為與亭長并稱的小吏。在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東漢簡牘中，可見（勸農）賊捕掾的分部設置，即在長沙郡臨湘縣中，設東、南、西、北、左、右廷掾部，與游徼、亭長固定組合，即分區管理治安和勸農工作。

此職，至西晉時在縣中仍有設置。

由此可知，董卓的第一份工作是隴西郡門下賊曹。之后，因為胡人出擊抄掠，擄走人口，涼州刺史成就聽說董卓能騎善射，就征辟董卓為州從事，正式職務為州兵馬掾，或稱州兵馬從事。董卓上任后即率騎兵大破胡人，斬首俘虜數以千計。

注意，這里說的“胡”，不是入塞的羌人，用字也是“出鈔”，可見是降服的屬國胡人或是南匈奴胡人，能夠驚動涼州刺史的劫掠，當然不會是百八十人的盜賊，而是大規模的入侵。從《后漢書·南匈奴列傳》的記載來看，董卓可能遭遇的匈奴、諸胡成規模寇掠涼州有三次：

其一是永和五年（140年）秋，南匈奴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人、諸胡數萬人，寇掠并、涼、幽、冀四州；其二是永壽元年（155年），匈奴左薁鞮臺耆、且渠伯德等復叛，寇鈔美稷、安定，被安定屬國都尉張奐擊敗；其三是延熹元年（158年），南單于諸部一齊反叛，與烏桓、鮮卑聯合寇掠邊境九郡，北中郎將張奐擊破之，南匈奴降服。

已知董卓于延熹九年（166年）至永康元年（167年）間為護匈奴中郎將張奐之軍司馬，參與了平定涼州叛羌之戰。則永和五年之戰太過久遠，而永壽元年（155年）之戰范圍不大，可知，董卓被涼州刺史成就任命為州兵馬從事應在延熹元年（158年）。

按照《吳書》的說法，在董卓大勝胡人之后，就被并州刺史段颎推薦到公府，司徒袁隗辟其為掾。在時間上有很大的破綻。

段颎任并州刺史在漢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到延熹六年（163年）之間。而袁隗一生中兩任司徒，第一次在漢靈帝熹平元年（172年），次年被罷；第二次在漢靈帝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年）免官。很明顯，這兩件事不可能有關聯。

所以，段颎推薦在先，董卓入袁隗司徒府在后，是兩件事。而段颎任并州刺史期間，朝廷的三公有種暠、許栩、劉寵、劉矩、楊秉等五人，其中，種暠自延熹四年二月至延熹六年二月任司徒，死在任上；許栩于延熹六年三月繼任司徒；劉寵于延熹四年九月為司空，延熹六年十一月免；劉矩于延熹四年四月任太尉，延熹五年（162年）十一月免，楊秉繼任。

在五人之中，與涼州關系最緊密的就是種暠，他任涼州刺史當升遷時，當地百姓不放他離開，紛紛入朝叩闕請求種暠留任。梁太后為之嘖嘖稱奇，沒聽說過刺史得民心到此等地步，于是破例允許他留任一年，再升他為涼州漢陽太守。羌胡百姓將他送到漢陽郡界，一路上反復道謝，以至于行程千里不得乘馬車。在種暠死訊傳出后，并州、涼州的百姓都自發為他舉行哀悼儀式，南匈奴更是舉國傷痛惋惜，單于每次入朝洛陽時，望見種暠的墳墓，都哭泣祭祀。

很明顯，種暠是朝廷重臣之中，少有的對涼州、并州邊地沒有成見的人物。而且，在董卓進京的途中，何進派出阻止董卓的使者，正是種暠的孫子，種劭。當時，種劭以勞軍的名義，要求董卓退兵，董卓懷疑有變，讓士兵持兵器威脅種劭。種劭大怒，口稱詔書大聲呵斥，兵士盡皆披靡，上前質問責難董卓，董卓說不出話來，只好退兵夕陽亭。可見，董卓對種劭的處置，絕對是心有忌憚，一方面是顧忌種氏在涼州人心中的余澤；另一方面，應該也與他曾為種暠故吏有關系。

注意，故吏并不是從任職算起，受到舉薦就可以視為故吏。比如，司空袁逢在黨禁解除后，舉荀爽為“有道”，荀爽沒有應舉，可待到袁逢死后，荀爽為其服喪三年，就是以故吏的身份為主服喪，“當世往往化以為俗”。

而從董卓的宦歷來看，他受段颎舉薦入公府，極有可能趕上了種暠病危，故而，沒能受辟為掾吏。在種暠死后，董卓失去了依靠，只能以六郡良家子任羽林郎，當時，雖然還是漢桓帝執政，沒有西園賣官，可漢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已經開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可知董卓的羽林郎大概率是出錢買的。

這個情況，也恰好可以和張奐與董卓交往中的一件事對上。據《后漢書·張奐傳》記載，在張奐成為將帥之后，董卓仰慕他，讓大哥董擢帶著一百匹縑給張奐送禮，結果，張奐厭惡董卓為人，拒絕不受。此事未記錄時間，既然張奐成為“將帥”，則應該在他出任護匈奴中郎將之時，即延熹九年（166年）秋之后。

盡管張奐在此之前，曾于永壽元年（155年）至延熹二年（159年）之間任使匈奴中郎將，于延熹六年（163年）后任度遼將軍，可以稱“將”，卻絕對算不上“帥”，因為這兩個職位都是監護南匈奴的，并非出征統帥。

直至延熹九年秋，張奐拜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這才是真正的元帥之任。而前文已述及董卓任涼州兵馬從事在延熹元年（158年）；受段颎推薦入公府，應該在延熹四年到延熹六年之間，時間上都不匹配。

而且，董卓“慕”張奐，說明兩人沒見過面，距離也遠，才請兄長代為致禮，再考慮到張奐“惡”董卓為人，說明他對董卓名聲也有耳聞。而董卓早年并無劣跡，唯一可能的壞名聲就是花錢買羽林郎，讓潔身自好的張奐感到厭惡。可是，退還財物不接受，并不代表不用董卓，恰恰相反，由于朝廷話語權的問題，涼州人才堪將校的人物并不多見，董卓的主動結交，反倒讓張奐認識了董卓，于是命他擔任軍司馬，在永康元年（167年）與司馬尹端一起攻打漢陽郡的叛羌，“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余人”。

可為什么涼州人的話語權小呢？

要知道，東漢末年有“涼州三明”，即皇甫規（字威明），張奐（字然明），段颎（字紀明），在并州和涼州，對羌人、氐人、南匈奴、屠各胡等各部或征戰，或安撫，維持了北部邊疆的穩定。后來還有皇甫規的侄子皇甫嵩，也是一代名將。

根本原因在于，涼州地當邊境，羌漢雜處，事煩責任重，在東漢的政治版圖上可有可無，前途廣大的清貴士人都不愛去此地做官。盡管同為邊州的并州、幽州、交州也差不多，可是，涼州尤其不受重視，甚至在朝廷上曾有過兩次“棄涼州”之議。

早在漢安帝永初四年（110年），羌人叛亂蔓延并、涼二州，大將軍鄧騭提議放棄涼州，內遷郡縣，集中力量解決北方問題。陳國人虞詡苦勸太尉李修才得以阻止。待到漢靈帝中平四年（187年），由于邊章、韓遂反叛，戰事不休，后勤負擔太重，司徒崔烈再次提出棄涼州的意見。漢靈帝有意接受，下詔公卿百官會議，遭到北地人傅燮的厲聲斥責，要求斬殺崔烈。最終，靈帝駁回了崔烈的提議。

可見，相對于并州這個洛陽的北邊屏障，涼州在東漢中樞的眼中就是雞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兩次“棄涼州”的主要考慮都是戰亂不斷，后勤壓力太大，不如扔掉，讓朝廷財政喘口氣；兩次阻止“棄涼州”的說辭也都一模一樣，因為當地民風悍勇，如果被胡虜或是豪杰占據，成為東進的基地，東漢王朝很有可能被滅。

無論是棄還是留，都沒有考慮涼州這塊土地的價值，以及當地百姓的福祉，相當悲哀。不過，虞詡的建議終究有利于涼州人，太尉李修被他說服后，集合四府商議，確定了一項制度，太傅、太尉、司徒、司空等四府，要征辟涼州豪杰為掾屬，并任命當地出身的刺史、太守、縣令、縣丞、縣尉等官員子弟為郎，“以安慰之”。

董卓受段颎推薦入公府，應該就是受益于這一政策，而他的經歷也表明了，這一政策的截止時間，應該就是延熹六年（163年）種暠去世。之后朝中再也沒有對涼州有感情、有了解的三公強力推動該制度執行，這就導致了涼州士大夫在朝堂上的聲音越來越弱。直到漢靈帝即位，董卓、皇甫嵩、蓋勛、傅燮等人才得到了重視。

而涼州的大人物們，又要分一分類。

皇甫規，父親皇甫旗為扶風都尉，祖父皇甫棱為度遼將軍；皇甫嵩，父親皇甫節為雁門太守；張奐，父親張惇為漢陽太守；蓋勛，家世二千石，祖父蓋彪位列九卿，為大司農，父親蓋思齊為安定屬國都尉。這是一類，顯宦之后。

另一類，是讀書有道。比如傅燮，史書無父祖閥閱，卻說他“少師事太尉劉寬，再舉孝廉”；段颎，父祖也無可稱道者，但是“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其實，前一類的顯宦之后，也一樣走過察舉的程序，皇甫規“舉賢良方正”、皇甫嵩“舉孝廉、茂才”、張奐“舉賢良”、蓋勛“舉孝廉”。

董卓呢？父親是個縣尉。也就是說，他的家世勉強可以享受永初四年（110年）確定的對涼州官員子弟的優待，畢竟縣尉也是長吏，只是是最低檔。但是別忘了，董卓是次子，所以，如果他不鉆營，求段颎推薦，入公府這種好事肯定沒他的份兒。

至于舉孝廉，在東漢末年一樣要看家世、名聲、師承，學問倒在其次。董卓在游俠歸來后，還要下田種地，說明他的家族并不富裕，經濟條件的改善還是靠他收來的一千多頭雜畜，用今天的話講，就是“暴發戶”。這種家世，根本摸不到郡內著姓的邊，故此，董卓在社會階層上，不但比皇甫規等人低，比段颎、傅燮還要低。

永初四年的安慰政策，主要優待的是現任官員子弟，尊長為官，則子弟可以入朝，再外派為官，就在涼州形成了一個固化的世家群體，他們在經學傳統和師承圈子上，無法和內郡比擬，卻擁有一條漢王朝預留的入仕捷徑，那就是“關西出將，關東出相”。這也是虞詡諫阻“棄涼州”的理由之一，“觀其習兵壯勇，實過余州”，涼州民風彪悍，“數與羌戰，婦女猶戴戟操矛，挾弓負矢”，因為能打，所以可以參軍打仗。

問題是，東漢中央常備武力多出自漢光武帝的元從后人。所謂將帥，只是戰爭爆發時臨時任命的統兵官；所謂將士，要么是主將的家兵轉為部曲，要么是臨時招募的烏合義從，戰事結束就要交還兵權，解散大軍。所以，當大規模戰爭結束后，涼州出身的將校，往往會被派往護羌、度遼等邊疆營部，或在內郡輾轉任太守。整個東漢傳八世共十四帝，享國一百九十五年，第一位涼州籍三公是靠著黨附宦官上臺的段颎，第二位就是董卓了，他也是東漢歷史上唯一一位相國、唯一一位太師。

可段、董二人實為異數，并不具有代表性，涼州人絕大多數時候根本沒有話語權。這就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缺少三公五府的提拔，涼州察舉的人才只能沉淪下僚，奮斗一生也主持不了官吏選舉，久而久之，只有在打仗時會想起涼州將校，太平盛世則棄若敝屣。

了解了這些，應該就能理解，董卓在東漢王朝的制度背景下，一步步爬上權力巔峰的艱難。家鄉是負擔，家世是負擔，讀書是負擔，哪怕是武勛，加上他的籍貫，也是負擔，可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地負重前行，最終登頂的呢？他有什么不為人知的秘訣嗎？

董卓憑什么不像一個涼州人？

涼州其實是個好地方，它地處絲綢之路要沖，西連西域，東接關中，商貿極其發達。據《后漢書·孔奮傳》記載：“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致豐積。”說的就是漢光武帝建武初年的情景，姑臧縣是武威郡的治所，市場達到了一日四合，什么意思呢？

古代市場一日三合，早上叫朝市，中午叫大市，傍晚叫夕市，增加一合，就是夜市了，這在中原地區基本不被允許。偶爾出現的，比如桓譚《新論》中提到過，右扶風的漆縣邠亭，當地人習俗是約定好時間，夜間趕集貿易，如果不遵守約定時間，會遭遇嚴重的災禍。這個夜市，在當時屬于國家級的稀罕事，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解釋“邠”時，也提到了這個特殊的鄉俗。由此可見，武威郡姑臧縣商業活動的繁盛，其實已經遠遠超過了中原人的想象。因此，在姑臧做縣令，只要幾個月就能貪得盆滿缽滿。

這些財富，一部分得益于絲綢之路上往來貿易的粟特商人。早在東漢初年，耿舒譏諷馬援平五溪蠻的大軍遲緩時，就打過比方，“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可見，時人已經對貿易途中隔一段就建立聚落的中亞粟特人做派非常熟悉。這些聚落在東漢王朝設于西域的屯田、駐軍庇護下，連點成線，構成了一條穩固的貿易路線，其盛況在《后漢書·西域傳》中就有描述：“商胡販客，日款于塞下。”

此外，混居于涼州的羌人，也多有良馬和金銀。比如張奐在擔任安定屬國都尉期間，有效地隔絕了匈奴與東羌勢力，東羌豪帥紛紛向他送禮示好，一次性贈馬二十匹，先零酋長更是給了金鐻八枚。鐻也稱鐻鍝，在甘肅省博物館中有實物，高四厘米以上，是漢代少數民族佩戴的耳墜，可見羌人手中黃金之多。張奐先收下禮物，后召集羌人，以酒酹地，說：“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意思是，就算馬像羊一樣多，黃金像粟米一樣多，我也不要一分一毫。

之后，張奐又把禮物送還原主。按照《后漢書》的說法是，羌人生性貪財，卻又崇敬清廉的官吏，之前有八任屬國都尉都是貪財好貨之徒，羌人被盤剝得很痛苦，張奐能夠廉潔自守，立刻受到羌人的推崇。

這個例子，充分說明了涼州當地羌人的富裕。連續八位屬國都尉都是貪婪之徒，可見當地的黃金、良馬何其之多，引人貪欲，也充分說明了東漢中后期羌亂不息的根本原因。

東漢朝廷對歸附的少數民族部落不要錢、不要糧，只要他們當兵從征，看起來負擔很輕。可地方官往往貪暴，他們的私下盤剝往往施加在羌人豪帥的頭上，這些人不但有黃金，還有強兵、良馬，地方官要價超過他們的心理價位時，必然會舉兵造反。所以，貪婪的地方官壓榨羌人財物的結果只有一個，那就是叛亂。

那么，貪官們能做到什么地步呢？

皇甫規的經歷可以給我們答案。漢桓帝延熹四年（161年），五十九歲的皇甫規主動請求領兵討平叛羌，三公共舉他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皇甫規到涼州后，只打了一仗，東羌各部就自動請降。待中原與涼州的聯系恢復后，皇甫規就上書彈劾了貪暴的安定太守孫俊，肆意殺害已降羌人的安定屬國都尉李翕、督軍御史張稟，以及倚仗朝中權貴，橫行不法的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趙熹。待皇甫規處理完這些貪官酷吏，羌人叛軍竟然立刻有十幾萬口投降。

羌亂看似平定了，可是，“凡此五臣，支黨半國，其余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余”。這里面，支黨半國不是說東漢王朝的國，而是涼州轄區內的州府屬吏和郡國太守，有一半是上述五人黨羽，而墨綬一般指縣令，自此以下，還能牽連百余人。可見，到了漢桓帝時代，涼州官場已是塌方式腐敗，無怪乎羌人、氐人、湟中義從胡此起彼伏地造反。

在朝野上下利益關聯方的共同發力之下，皇甫規被彈劾用財物賄賂叛羌投降，是欺騙朝廷。結果，皇甫規雖未因此入罪，卻因為拒絕宦官的索賄，有功不賞，被以“余寇不絕”的罪名處理，直到朝廷大赦，才得以歸家。這個遭遇，與同樣主張招撫羌人的張奐差不多。按照皇甫規上書中的解釋，他自己平定羌人叛亂，只花費了一千萬錢安置叛羌就恢復了安定，大約為朝廷節省了一億錢的軍費。不過，他們兩個人的招撫策略，在朝廷眼里屬于勞而無功，因為羌胡往往降而復叛。

段颎對此的態度是堅決鎮壓加屠殺。“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余級，獲牛馬羊騾驢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余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余人。”看似一勞永逸，四十四億的花費也遠少于永初年間十四年里二百四十億、永和年間七年里八十余億的軍費支出，可是，朝廷派來的刺史、太守貪暴的問題無法根除，涼州的叛亂也將永無止息。

董卓的人生奇跡，就發生在這持續叛亂的背景之下。

漢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冬，董卓跟隨張奐討伐叛羌，與尹端同為軍司馬，大破漢陽郡叛羌，斬首、俘虜萬余人，涼、并、幽三州平定。論功行賞的時候，張奐的功勞本該封侯，可因為“不事宦官”，只賜錢二十萬，任命一名家人為郎，張奐推辭不受，請求朝廷允許他遷徙戶籍到弘農。而董卓卻得拜郎中，賜縑九千匹。縑是一種平紋絲織品，長四丈、寬二尺二寸為一匹，按照敦煌漢簡中的記錄，東漢章帝時涼州敦煌郡一匹縑的價格是六百一十八錢。另據長沙五一廣場出土的漢簡記錄，東漢和帝、安帝早期的荊州長沙郡臨湘縣，一匹縑價格八百二十錢；另有單買五尺縑值錢一百七十五，則一匹價格為一千四百錢，不知什么緣故差價如此之大。就按最少的算，六百一十八錢一匹，九千匹縑總值五百五十六萬兩千錢，是領軍主將張奐所獲賞賜的近二十八倍。

董卓在受賞之后，把所有賜縑都分給了部下，一點兒沒留，還說了一句經典的話：“為者則己，有者則士。”意思是立功受賞的是自己，創造功勛的卻是兵士，可見他也有仗義疏財的性格特質和相當強的底層共情意識，理解募兵義從的訴求主要是財物的賞賜。

只看這個結果，張奐賞薄，董卓得到厚賞，二人似乎是走了兩條路，一個“不事宦官”，另一個必然諂諛宦官了。其實不然。就像董卓雖然受過段颎的舉薦，卻和段颎不是一路人一樣。董卓的仕途獨辟蹊徑，拿到軍功后，非但沒有跟隨段颎平定東、西羌，參加波瀾壯闊的平羌戰爭，反而轉去做了文官。

建寧元年（168年），張奐振旅還朝，董卓受任郎中。前文中講過規矩，不滿一年稱郎中，滿一年稱侍郎，所以，董卓任郎中不到一年，就升遷為并州雁門郡廣武縣令。這個職務，前文也講過，屬于大縣縣令，是郎官中的高選，意味著董卓經歷過戰爭的洗禮之后，終于進入了東漢官場的正常升遷路線。中間的財物賄賂代價我們不得而知，只看斬首數量，在涼州從事任上有千余級，平叛羌又有萬余級，加起來一萬一千多頭顱，才換來了這么一個正常升遷的入場券。

此后，他又由廣武縣令升任益州蜀郡北部都尉，轄區在今天四川省的松潘、汶川、理縣一帶，主要管理的是大批內遷的蜀地羌人和氐人等少數民族。之后，轉任西域戊己校尉，治所在高昌，地點在今天新疆吐魯番市境內，職責是負責鎮守西域。之后，因犯罪被免職。

董卓上述的宦歷，沒有時間的記錄，卻可以參考他入司徒袁隗府中為掾的時間。前文中提及，袁隗兩任司徒，第一次在漢靈帝熹平元年（172年），次年被罷；第二次在漢靈帝光和五年（182年），中平二年（185年）免官。可以確定的是，董卓中平元年（184年）任東中郎將，受命對陣黃巾，之前曾任并州刺史、河東太守。這里面河東是司隸校尉部所轄，是東漢王畿的“三河”（河東、河內、河南）重鎮，人口極多，一直是太守中的重職，士大夫不可能在此職未免官的情況下，入三公府為掾屬。

所以，董卓入袁隗府中時間應該在袁隗第一次任司徒時，即熹平元年、熹平二年（173年），也是他坐事免西域戊己校尉之職后。這里要講述一個重要的制度背景，就是“故吏”概念。在東漢，“故吏”往往指曾經的屬官，但在行政制度層面，“故吏”這個詞還有一重含義，指代曾經的官吏，比如因疾病、服喪，或是罪責免職的官吏，只要沒有被“廢”或“禁錮”，都可以重新入仕，而且還是一種特殊的任官資格，不需要從頭再來，反倒會有快捷通道。

董卓之前任職的蜀郡北部都尉和西域戊己校尉都是秩比二千石官，他被袁隗征辟為司徒掾后，不需要再任郎官，而是直接由尚書臺選舉，授拜秩六百石的并州刺史，政績卓著才能升遷為大郡太守。所以，董卓在并州刺史任上應該表現不錯，這才升秩為二千石的河東太守。

也就是說，董卓可能在并州刺史、河東太守任上干了十一年（173年至184年），之前的幾個地方職務，包括免職在家的時間，約有三四年（169年至172年或173年）。從建寧二年（169年）開始，到中平元年（184年），董卓就沒擔任過出征軍職，這個時間長達十五年。當然，從他的自述來看，這期間他也有領兵，所謂“掌戎十年”，即從光和二年（179年）到中平六年（189年），按光和二年有鮮卑入寇并州，應該是并州刺史董卓領州兵、部曲抵御。

不過，無論如何，董卓十五年間所任職銜，除了西域戊己校尉，其余與涼州一點關系都沒有。涼州高官慣例擔任的本州屬郡太守，以及鎮壓羌人的屬國都尉、護羌校尉，鎮壓南匈奴的度遼將軍、使匈奴中郎將等職位，他一個都沒沾，而比他早出名的“涼州三明”幾乎一輩子在這些職務上輾轉。

董卓經歷的反面，就是段颎統帥護羌營時擔任軍司馬的田晏和夏育。田、夏二人一直跟隨段颎平羌作戰，手上沾滿了涼州羌人的鮮血，可輝煌的戰功給他們換來的還是戍邊的武職。比如，熹平三年（174年）夏育任北地太守，北地郡屬涼州，是典型的邊州邊郡，太守必須習武事，能領兵，只不過任務變成了與更強悍的鮮卑人作戰，之后他上書請求攻打匈奴，又從太守調任了護烏桓校尉；田晏任護羌校尉，熹平六年（177年）時，田晏因為犯法當受刑被赦免，就想立功報效，于是賄賂中常侍王甫，請求北擊鮮卑，改任破鮮卑中郎將，從沒仗打的涼州邊境轉到了有仗打的并州、幽州邊境。

待到熹平六年，破鮮卑中郎將田晏與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護烏桓校尉夏育，分別自云中、雁門、高柳三路出擊鮮卑檀石槐，遭遇大敗，每路出動的一萬騎兵，各自只帶回了幾十人，死者達七八成，一次性葬送了并州、幽州北部邊疆的三萬精兵。

這次慘敗對董卓的影響也很大，據他中平六年（189年）的自述，“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則他自光和二年（179年）開始領兵，原因應該就是并州方向的營兵葬送殆盡，只能由并州刺史招募義從，阻擊鮮卑的入侵。當年十二月，鮮卑即寇掠幽州、并州，此后連年入侵，直至光和五年（182年）冬才沒有記錄。董卓或于次年，即光和六年（183年），因邊功升任河東太守。

至于出擊慘敗的三位涼州主將，可沒有好下場，全數下獄，出錢才贖為庶人。直到中平元年（184年），被重新啟用為護羌校尉的夏育，被叛羌圍困在右扶風畜官，漢陽長史蓋勛率軍救援兵敗，此后，夏育的生死不知。

這就是涼州將領的宿命，更高級的帥才，也不見得命運更好。漢桓帝延熹四年（161年）冬，平定羌亂，功當封侯的皇甫規，遭到了中常侍徐璜、左悺的敲詐，他們多次派出賓客詢問皇甫規平亂的細節，皇甫規一直沒有搭理。徐璜等人憤怒，以之前的案子陷害他入獄。皇甫規的屬吏想要挪用公款為他求情，遭到他的堅決拒絕。之后，朝廷論罪皇甫規為“余寇不絕”，判處“輸左校”，后來趕上大赦才得以歸家。

張奐的遭遇，前文已經說了，不再贅述。段颎則是一直黨附宦官，甘為其爪牙，待到陽球誅殺宦官時，也與王甫父子一同入獄，以自殺告終。哪怕是后來的皇甫嵩，在平定黃巾之后，功震天下，中常侍張讓也敢于私下向他要五千萬錢的賄賂，皇甫嵩不給，被彈劾連戰無功，花費太多，收了其左車騎將軍的印綬，削戶六千，改封二千戶的都鄉侯。另一位跟隨皇甫嵩的涼州人傅燮，任護軍司馬，斬殺了黃巾三帥（卜巳、張伯、梁仲寧），功勛實為諸將第一，理當封侯，結果因為中常侍趙忠厭惡他對宦官的態度，進了讒言，還是漢靈帝本人賞識傅燮，才得以不加罪，但也沒得到封賞。

涼州將帥非但不再是朝廷安慰的對象，反而成了宦官們敲詐的目標。

在此背景下，董卓遠離戰場十五年，反而快速升遷，無疑讓他成了涼州豪杰中的異數，可是他憑什么能做到這一點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就得回顧董卓仕途的關鍵轉折點，到底在何時、何地，與何人有關。其實，時間點很清晰，就是建寧元年（168年），董卓因功授郎中；熹平元年（172年）或熹平二年（173年），董卓受辟為司徒掾。

值得注意的是，建寧元年正是漢靈帝登基之年；而熹平元年則是竇太后去世之年，自此年之后，一個重要人物登上了東漢的政治舞臺——孝仁皇后董氏，用《后漢書·皇后紀》中的話說，是“及竇太后崩，始與朝政”，也就意味著，董后開始干預朝政了。

值得注意的是，建寧二年（169年），漢靈帝即迎董后進京，并征召董后之兄董寵。為母上尊號的同時，漢靈帝拜舅舅董寵為執金吾，“后坐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死”。也就是說，漢靈帝提拔董氏外戚，遭到了未知力量的狙擊，甚至到了殺人的地步。

而在《后漢書·董卓列傳》里明確提到，董卓進京后，之所以要廢少帝立獻帝，原因是：“卓以王為賢，且為董太后所養，卓自以與太后同族，有廢立意。”董卓與董太后的關系，未見《三國志·董卓傳》載，卻是一個至關重要的信息。前文中介紹過，同族為五服之內，同宗為五服之外。董卓是董后五服的親族，而董后是“蕃后”出身，原本只是解瀆亭侯劉萇的夫人，從《后漢書·宦者列傳》中說漢靈帝“本侯家，宿貧”的情況來看，董后的母家應該也不是巨富世家，故而人才有限，想提拔外戚也沒人可用。

故此，哪怕隴西郡與河間國老家相隔萬里，可能早就斷了來往，同族的董卓說起來還是比旁人更親，所以會重點培養。這也恰恰可以解釋，董卓在進京之后對“故主”袁隗不尊重的原因，倆人本來就沒有君臣知遇，只是袁隗投董后所好，借花獻佛的手段。董卓自然不會感激袁隗的政治投機。

考慮到漢靈帝登基時只有十二歲，時人早婚育，董后的年齡也不會很大，董氏下一代的人才只有董重受任為五官中郎將。董寵被殺之后，董氏一族缺少實力支撐，董卓又以武勛知名，正是支持董氏地位的首選。

正是出于這個原因，董后之侄董承才在董卓軍中，為中郎將牛輔部曲。而董卓的親弟弟董旻，也得以在洛陽擔任奉車都尉。奉車都尉原本是為皇帝駕車的角色，但多由貴戚出任，如霍去病之子霍山、霍去病之弟霍光、漢光武帝之女婿竇固都曾任此職，與駙馬都尉、騎都尉合稱為“三都尉”。至西晉時，“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為三都尉而奉朝請焉”。

可見，董卓家族實為董后外戚。了解了這一背景，再看他對漢靈帝的痛罵，以及對何氏一族的殘酷，就可以理解了。他很可能與董后同輩，漢靈帝于他實為親族晚輩，眼看著天下紛亂，實在是恨鐵不成鋼。至于何太后，罪名是“踧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禮”。東漢時稱兒媳為子婦，稱婆母為姑，可見，董卓是用欺壓婆婆的不孝大罪來處置何太后，又對何苗開棺戮尸，斬殺何后、何苗之母舞陽君，尸體扔在鄉間不得收斂，無疑是在用最酷烈的手段為董后復仇。

所以，董卓的仕宦經歷之所以與其他涼州豪杰不同，根子就在于，他朝中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