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體”指文學作品的體裁與體貌，包括形下的體制形態、語言特征、表現方式，形上的風格面貌、精神內涵等方面。中國文學由詩、賦、文、詞、戲曲、小說等諸多文體組成，每種大類文體下還可按不同標準細分出各式小文體，如詩歌按格律可分為古、近體詩，按字數可分為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雜言詩等。各類文體的歷史發展、形態演變、地位升降以及相互融合，構成了中國文學的演進線索之一。王國維“楚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學”說，即是從文體角度對中國文學史的概括。文體是文學創作與文學批評的基礎，任何文學寫作都離不開對體制的把握，文學批評也通常以文體為綱目、基準或前提而展開。文章學同樣與文體學密不可分。

中國古代的“文章”含義有廣義與狹義之分，在不同時代或同時代的不同應用語境中，其內涵都有所變化，不盡相同。大體言之，早期的“文章”可泛指載于典冊的一切文字、著作，漢代逐漸產生狹義內涵，指獨立成篇的文辭、辭章。南朝興起“文筆之分”，“文”進一步縮小為專指“有韻者”，主要即詩賦駢文。唐代以后，在“詩文之分”的觀念下，“文”轉為指與有韻之詩相對的散文，隨著古文革新的深入進行，宋代的“文章”含義愈發傾向以古文為主，但同時也包含駢文，且不排斥詩賦韻文。明清近代的“文章”概念幾乎兼綜前代，甚至包括詞、曲。無論任何含義下的文章學，始終建立在文體學的基礎上。

文章學專論、著作多分體論說，文章總集、別集也多以文體為綱進行匯選、編次。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等早期文學批評專論辨析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等文學體裁的風格特征，并討論文體創作與作家秉性的關系等話題。晉代摯虞《文章流別》按體選錄，蕭統《文選》更是文體分類的典范。劉勰《文心雕龍》以文體論作為主要組成部分，所論涉及文章學各層面問題，標志著文章學與文體學的成立。唐宋以來，總集與別集出現編年、分門、分類、分人等多樣編纂方式，但以體序次依然是主流。一些總集在以體序次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出多種層級的分類方式，如南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將各式文體歸總為“辭命”“議論”“敘事”“詩賦”四類，清代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序例》采用門、類、體三級分類法，將歷代文體劃分為十一類，再統攝為“著述門”“告語門”“記載門”三門。同時出現各種專體選集、論著，如論述、選錄駢體文的《四六談麈》《駢體文鈔》，編選古文的《古文關鍵》《古文辭類纂》，專選奏議文體的《宋名臣奏議》《歷代名臣奏議》，針對碑志文體的《金石錄》《金石例》等。

文章學中的很多思想、命題都根植于文體觀念。在體用論上，中國古代基本文學觀念“文以載道”即是針對文體的功用而言，唐宋古文家從文體入手革新文風、倡導“明道說”，以古文取代或改造駢文。在源流論上，“文本于經”的宗經思想是貫穿歷代文章學的基本理念之一，其內涵很大程度上是指“文體本于經”，以六經作為后世抒情、議論、敘事等文體的體制與思想源頭。創作論方面，“文章以體制為先”的尊體觀念是文學寫作的重要主張，而“破體”則是文學創新的重要手段。韓愈“以文為詩”、蘇軾“以詩為詞”、歐陽修“以文為賦”，唐詩中的“以古入律”，宋文中的“以古文為時文”“以文體為對屬”“以論為記”等現象或主張，均是通過不同文體之間的互鑒而別開新路。尊體與破體的理論依據，往往來自批評論中的“辨體”思想。李清照《詞論》、元代祝堯《古賦辯體》通過辨析詞、賦區別于詩、文的“本色”特征確立其文體獨立性。“正變說”“通變觀”亦與辨析文體風格的“正宗”“本色”相關。“唐文三變說”、陳衍“三元說”是基于不同時段內文體的風格變化所提出的論題，“南北文學不同論”則揭示了不同地理環境、風俗文化下文學創作的體貌差異。文學史上著名的李杜之爭、唐宋詩之爭、秦漢文與唐宋文之爭、駢散之爭、文言白話之爭，均是圍繞文體的價值序次或風格優劣所展開的論爭及理論探索。

文體學與文章學具有諸多相通之處，但也存在差別。從學科的邏輯起點出發，文體學的發生源自辨體意識，而文章學則產生于篇翰意識。盡管理論自覺意義上的辨體與篇翰觀念要到魏晉南北朝才形成，但相關意識早在商周時期已萌芽。據有關學者研究，早期禮制儀式與職官制度等人類活動、行為當中蘊含了祭祀、盟誓、政令、規諫等文體運用，這些文體很多是口頭、辭命性質的，并未形成篇章，但從甲骨刻辭、《左傳》等文獻記載的文辭稱引中，如“祝曰”“諫曰”“戒之曰”“對曰”“禱曰”等，已顯示出文體分類、辨別文體性質的辨體意識。篇翰意識的發生同樣很早，甲骨卜辭中的界線區分等刻寫方式即是最原始的對文意單位的辨識，青銅器銘文、戰國簡牘的結構格式已具備一定的篇章性質，春秋時期《詩》《書》等文獻編集整理工作體現出更為明晰的篇翰意識。

辨體與篇翰的不同邏輯起點，令文體學與文章學雖有相同的研究對象和許多重合的關注領域，但各自的側重點和學科特性仍有區別。相對而言，文體學更加注重對文章體裁體貌的辨析、文體歸類與分類、文體源流的梳理等體制方面，而文章學更多分析作品的謀篇立意、章法結構、遣詞造句、修辭技法、典故運用等文本層面。中國古代的很多理論作品都同時兼具文體學與文章學的性質，但其中仍有一些在文體學視域下更為重要、另一些則在文章學領域更具標志意義。前者如梁代任昉《文章緣起》，元代郝經《續后漢書·文章總敘》，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徐師曾《文體明辨》、賀復征《文章辨體匯選》、黃佐《六藝流別》等，無論在體例還是內容方面，均體現出一定的概括化、簡明化、體系化或譜系化傾向。《文章緣起》采用簡明的簿錄體例著錄文體及文章名；《文章辨體》《文體明辨》《六藝流別》采用“序題”模式，在目錄或每類文體選文之前簡明扼要地概括、梳理該體的體制特點、淵源流變；郝經將各式文體歸入《易》《書》《詩》《春秋》四部，構建起一個“文本于經”的文體譜系；《六藝流別》進一步采用“文體樹狀圖”的闡釋模式，將歷代文體系于《詩》《書》《禮》《樂》《春秋》《易》六經之下。后者如南宋陳骙《文則》、樓昉《崇古文訣》、謝枋得《文章軌范》、魏天應《論學繩尺》、孫奕《履齋示兒編·文說》，元代陳繹曾《文說》《文筌》、倪士毅《作義要訣》等，大多產生于科舉取士背景下，以指導舉子應試寫作為目的，主要著眼于作文技法的總結、揭示，具有強烈的實用性指向與精細化特征。《文則》是中國古代第一部系統討論修辭學的著作，總結出“取喻”“助辭”“倒言”“長短句法”等多種寫作手法；《崇古文訣》《文說》《文筌》以“格法”評文，提煉文格、文法近百種；《論學繩尺》《作義要訣》闡說制義程式中“破題”“接題”“講題”“原題”等寫法，成為明清八股學之濫觴。

近代以來，在西方文體分類與文學觀念的影響下，中國文體學與文章學研究均與古代實際狀況發生一定錯位。在外國文學分類的影響以及白話文運動的背景下，古代文體被簡化為詩歌、散文、戲曲、小說四種，其中“散文”概指文章，而大量豐富的文章體裁被忽視。古代的“文章”概念本就含義寬泛、變動不居，現代文章學研究出于學科本體性的考慮，約定俗成地將“文章”界定為排除詩詞曲及專書的狹義概念，又在“純文學”觀念的影響下，傾向于將文章學內涵窄化為修辭學。近年來，文體學與文章學研究取得長足發展，很多曾經被忽視的駢文、韻文、著述文體以及在古代很重要的實用文體、文章都得到關注。文體學與文章學都是中國本土自有的方法論，如何從“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立場出發，在回歸古代文學原始語境的同時兼具中西視野，將文體學與文章學研究有機結合，或為當今需要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作者：王芊，系中山大學中文系特聘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