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 謂

軍城頭，是一個頗有些歷史淵源的地名。從地理位置上看，它屬于現在的四川省天全縣解放街的一部分。南宋中期以前，這里曾經是一座石頭城，常年有士兵戍守，故名軍城。天全人在“軍城”后加上個“頭”字，有表示此地的意思，也隱約包含著源頭之意。

“大先生”家的私人中醫骨傷科診所，就在解放街中段，兩間臨街的老式木頭瓦房。天全人但凡有跌打損傷，那兩間老式木頭瓦房一直以來都是必定要去的地方，卻都不說去診所，而是說“快，去陳懷炯家”。說的既是陳懷炯這個人，更主要的是陳懷炯家世代相傳的中醫藥骨傷科技術。

我在縣城一山之隔的溪頭溝里出生。長到可以翻山越嶺后，每次和大人一起進城趕集，大人們總會指著那兩間老式木頭瓦房告訴我：“那就是陳懷炯家。”每次大人們都這樣說，很明顯是在擔心我的記性還不健全，有朝一日如果有需要時不知道該去向哪里。

陳懷炯就是“大先生”的本名。那時，我不過是個懵懵懂懂的孩童，只覺得大人們一次次提到的這個人一定是個了不起的人物，對于大人們的指認，還沒來得及養成進一步思考的習慣和能力。

事實上，陳懷炯家的中醫骨傷科診所那時已經變成了城廂鎮中醫外科醫院，沿著解放街往前，拐過一個彎，就能看到一棵高聳入云的桉樹，登上桉樹下的幾級石梯，跨過一個小院，就能進到醫院里。可是，盡管醫院已經搬到了新址，大人們卻一如既往，每次打桉樹下的街面路過，依然會指著掛了城廂鎮中醫外科醫院門牌的那個人頭攢動的院子告訴我，那是陳懷炯家。說的明明是醫院，卻只字不提醫院二字。

后來有一天，我果真成了一個病人，進到中醫外科醫院的大門里去。我是被父親背著進去的。起因是雙膝突然而起的劇烈疼痛，讓我無法再像往日一樣蹦蹦跳跳，甚至無法下地行走。一路上，父親不停地安慰我，其實也是自我安慰道：“沒事沒事，去陳懷炯家看看就好了。”

那天，中醫外科醫院的診斷室里擠滿了人。我被父親摁在膝上脫掉褲子，一個滿臉絡腮胡子的醫生不由分說抓住我，在膝關節上前后左右摸了幾下，然后拿起一根褐色的細棍在酒精燈上點燃，對準了我的膝關節。看著細棍上飛濺的火花，我“哇——”一下就哭了起來。我想我那天的哭聲一定很嚇人，我的掙扎也一定很強烈，以至于從醫院出來后，老長時間都上氣不接下氣。多年以后，我當著父親的面回憶起這個場景，父親竟用了這樣一句話來形容：“你叫得像殺豬一樣的！”父親說完便哈哈大笑。

在溪頭溝，每年冬天我都會若干次見到殺年豬的場景，當肥美的年豬被趕出豬圈，摁上殺豬凳，那絕望的嚎叫聲，直到屠夫明晃晃的大刀下涌出一大盆鮮血后才漸漸止息。可在我被父親背著進到中醫外科醫院的診斷室，又被父親抱著離開的時候，我的膝蓋上也沒見一滴血，我想我應該是被醫生滿臉的絡腮胡子和他手里火花飛濺的細棍嚇著了。

后來學了醫，畢業分配工作以后，我幸運地與“大先生”成了同事。這時我才知道，當年為我醫治膝關節疼痛的人竟然就是“大先生”，他手里舉著的那根火星四濺的細棍，叫“觀音針”，由麝香、冰片、硫黃等中藥制作而成。

我同時知道，當年，“陳懷炯家”的骨科診所之所以搖身一變，成為城廂鎮中醫外科醫院，后來又進一步擴大并再次遷址，變成縣中醫醫院，其實是有原因的。

陳懷炯在陳家同輩的三兄弟中排行老大——這也是他被稱為“大先生”的一個原因——他另外兩位兄弟也都是當地人人皆知的骨科醫生，分別被人尊稱為“二先生”和“三先生”。隨著“陳懷炯家”的名聲越來越大，軍城頭那兩間老木屋已經無法滿足日常工作所需，三位先生早就無法應付日漸增多的病人。恰巧這時候，國家開始倡導大力發展中醫藥事業，“大先生”于是和縣里相關部門的領導一拍即合，成立了城廂鎮中醫外科醫院，這樣一來，既解決了工作場所問題，又讓像我一樣從學校畢業的醫學生有機會進到醫院工作，從而解決了人力資源不足的問題。而“大先生”唯一的要求，就是讓他繼續從事臨床一線工作，繼續做一名醫生。

這些事，現在不過三言兩語就能說清楚。但即便今天，依然有人對“大先生”當年的決定感到不理解。有人甚至假設，如果“大先生”不把自家的中醫藥骨傷科技術“捐獻”出來，他們家現在的年收入該有多少？這樣的疑問和假設，也許就連提問者自己也無法給出精確的答案，人們于是感嘆：哎，這就是境界啊。

事實是，當年軍城頭的小診所如今已變成了一家年門診量六十多萬人次的國家三級中醫醫院，越來越多的人享受到了“大先生”家的中醫藥骨傷技術。而“大先生”呢，至今依然拖著八十高齡的身體，無論刮風下雨，嚴寒酷暑，每天早上5點多便趕到醫院上班。

這是他此生最樂意為之的事。

這也是他被稱為“大先生”的根本原因。

理 由

我是1994年從學校畢業后，分配到醫院工作的。

那時候，城廂鎮中醫外科醫院已經更名為縣中醫醫院，并從解放街搬遷到了北城街。

我們的工作是“兩班倒”。就是將醫生分成兩撥，一撥從早上7點開始上到中午12點，晚上6點上到晚上9點；另一撥從中午12點開始，上到晚上6點。前者叫早晚班，后者叫中班。兩個班次無縫銜接，中午不停診。

自打參加工作的第一天起，我就每天都跟著“大先生”，先到住院部查房，然后門診。我們上的是早晚班。

排班表上安排的早晚班上班時間是早上7點，下班時間是晚上9點。但“大先生”每天6點不到就到了醫院，先到住院部查房，為住院患者換藥，接著是門診。而晚上則是5點一過就到醫院，同樣是先到住院部，查看當天新入住的病人，接著繼續門診。晚上的下班時間是9點，事實上是必須干完當天所有的活兒，這些活兒包括：看完當天所有的門診病人、準備好第二天早上要用的藥品和材料、打掃門診診斷室的衛生。

值得一說的是打掃診斷室的衛生。同樣的工作，我每天下午6點上班的時候就已經做過一遍，只不過那時主要針對的是診斷室外部。這是從我到醫院報到上班的第一天起，“大先生”安排給我的第一項工作，此外才是業務學習。對此，我內心其實很是不解，卻一直沒勇氣表達出來，只想著既然“大先生”安排了，那就干吧。

門診室外是一排長條凳，上面沾滿了血跡和泥污。對面診斷室的外墻上貼了通壁的白色瓷磚，齊頭高的墻面也沾滿了黑褐色的血跡和黃色的泥污，星星點點，醒目得刺眼。我要做的，是在更衣室換上工作服以后，打來滿盆清水，拿著毛巾，先是墻面，接著是長條凳，將那些血跡和泥污，一點點擦拭干凈。纖塵不染是做不到的，但至少可以保證有需要的人能隨時放心地坐在長凳上。

必須承認，剛開始很長一段時間，當我端著裝滿清水的盆子走出診斷室的時候，我的內心是相當抵觸的。那時候診斷室里還有不少病人正在排隊等待就診，其中有熟人認出我是剛畢業分配到醫院工作的年輕醫生，便很熱情地和我打招呼，我卻不好意思做出同等熱情的回應，要么紅著臉發出連我自己都不太能夠聽明白的應和，好些時候是直接扭過頭去，假裝沒聽到他們的呼喚。因為在我的感覺里，他們呼喚我的神情和語氣，乃至看我的眼神里，似乎蘊藏著一股意味深長的異樣，不像是一個病人面對醫生時的語氣和神情。我好不容易考上中專“脫了農皮”，又在學校學了四年醫，現在參加工作了，卻還要每天在眾目睽睽之下，干著打掃衛生的活計。

這便是我那時最真實、最深刻的想法。它像一蓬野草，在我心底里日漸瘋長、蓬勃著。

顯而易見，在我以為的和我置身的現實世界之間，存在著一種巨大的落差。這樣的心理落差，也便是我不解和羞赧的根源。

轉變是在不知不覺間發生的。但不是因為習慣了，便成了自然，而是因為一個無意間的發現。這個發現來自若干時日以后。有一天，在又一次不情不愿地擦拭著長凳和墻面的時候，我猛然注意到，有些人在走進診斷室成為我的病人之前，就坐在診斷室外的長凳上，或者靠著白色的瓷磚墻面，焦急地等待了不少時間，而當我拿著毛巾擦拭他們遺留在長凳和墻面上的血跡和泥污時，一抬頭，就能看到同事們站在我已經站立過若干時日、稍后還將繼續去站立的地方。在這樣一個特別的視角里，我眼前不由得浮現出病人們痛苦不堪的臉，那一刻，我仿佛也成了一個病人，正等待著診斷室里的醫生叫到自己的名字。

我驚呆了。再拿起毛巾時，手里的擦拭便變得更加有力更加快速，似乎根本不是在擦拭，而是在為自己，也在為我的病人們加油鼓勁。似乎這樣一來，我的病人們傷口上的出血就會很快停止，身上的傷病就會很快痊愈。

相比而言，診斷室內部的衛生就簡單得多，也自然得多了。自然是因為那時候已經基本上沒有病人，再沒有人看到我除了做醫生還兼顧著清潔工的活計。簡單則是因為它是每天下班離開醫院前的掃尾工程，在班的三個人，包括“大先生”都會參與其中，分工明確，協同進行。分工通常是：“大先生”專門負責清理治療桌下那只鋁制垃圾桶，每每診治完最后一個病人，“大先生”便拿起垃圾桶，將鋁桶里裝得滿滿當當的醫療垃圾處理掉，然后打來清水，一遍遍、仔仔細細地刷洗，直到鋁桶上的銹跡完全清晰地裸露出來。我或者另一個同事負責整理并清潔治療桌和桌上裝滿中藥和醫療用品的瓶瓶罐罐，并將瓶瓶罐罐里的藥物補充齊全，以滿足第二天一早的工作所需。余下的一個也就拿起毛巾，像晚上正式上班之前我做過的那樣，擦拭診斷室里的桌椅板凳、墻面、門窗上的血跡和泥污。

在醫院工作的日子里，可能是我們最放松最愜意的時刻。很多時候，“大先生”把垃圾桶清洗完了，我和另外一位同事負責的部分還在進行，“大先生”便不由分說加入我們。這時候，“大先生”就會天南海北地給我們講一些逸聞趣事，或者說一些醫院發展到今天所經歷的大事小情，或者就某個病人的病情與我們展開討論，好些困擾我多日的問題，往往因為“大先生”的某一句話獲得了圓滿的解答，讓我一瞬間豁然開朗。

我能夠進到醫院工作的原因和經過，就是在某個晚上正打掃衛生的時候聽“大先生”說起的。1994年，我們一同畢業回到縣里分配工作的醫學生有八個，有男有女，有城里娃也有鄉村娃。醫院分管人事的領導將八個人的材料拿給“大先生”，“大先生”看過之后，便從一大堆材料中把我抽了出來，我從而得以留在縣城。

“大先生”說他給出的理由就三條：第一，這娃是溪頭溝的，農村娃，干活肯定踏實；第二，從手寫的自我鑒定看，這娃的鋼筆字寫得不錯，文筆也還過得去，正好適合將來到住院部寫病歷；第三，從照片上看，這娃長得還算壯實，干骨科就需要有勁，合適。

這是我沒想到的。我甚至沒想到，事情的經過原來如此簡單，我更沒想到“大先生”會在這樣的場合、這么一個時刻，一五一十地告訴我事情的原委。我望著“大先生”，他看起來是若無其事、自然而然的，但是我想，他之所以這么做，應該不單單是為了讓我知道事情的來龍去脈，肯定有其深刻的用意。就像陽光雨露之于一棵小草，潤物無聲一直是“大先生”喜歡且擅長的方式。

恍惚間，我覺得我已經多多少少懂得了“大先生”的良苦用心。

家 人

1995年除夕那天早上，我正跟著“大先生”進行每天例行的查房，忽然聽他“哦”了一聲，好像突然想起來什么被遺忘的緊要事情。具體是什么事，“大先生”沒有明說，但我很快就知道了——隨后，“大先生”便過問起我春節期間的安排，對我說：“查完房你就回溪頭溝去哇，好生和家人團個年。但有一個要求，明天中午必須來我家，一起吃個飯！”

“明天不是大年初一嗎？”我有些不明就里，只好明知故問。在我的印象里，這是“大先生”第一次對我說出如此不容置疑的話，而且說的還是大年初一、在他家里吃飯的事。

“對啊。都來的！”“大先生”說，語氣重又恢復了慣常的輕描淡寫樣，仿佛就是為了告訴我這么一件事情，而不是有意在制造懸念。可事實卻正好相反。“大先生”先說到和家人團年，還告訴我大年初一去他家里吃飯是“都來的”，對于我這樣一個剛剛參加工作半年不到的愣頭小青年而言，已經在事實層面制造出了絕對的懸念效果。

那時候，我已經知道“大先生”膝下有三個兒女，大女兒在稅務部門工作，二女兒學的是中醫針灸專業，在醫院從事康復理療工作，小兒子正在學校學習臨床醫學，不久后也將回到醫院成為我們的同事。“大先生”說“都來的”，我猜，首先應該是有另兩位先生，還有就是醫院里的其他同事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當我跨進那兩間臨街的老式木頭瓦房時，大部分同事已經趕到“大先生”家里。幾大桌豐盛的菜肴已經上桌擺好，我一到，就只等值班的同事干完活兒趕來了。

畢竟是第一次跨進小時候無數次聽大人們說起過的“陳懷炯家”的大門，我心里既期待又忐忑。動身前往之前，我曾想到是否帶上一點禮物。作為一個后生，跟著“大先生”學習中醫接骨技術，事實上便是他的學生，盡管一直以來我叫他“老師”時從沒見他應承過，但在新年的第一天登門，不帶點禮物似乎有悖常理。可在臨行前最后一刻，我還是放棄了。

因為，我想起不久前聽到的一則舊事。

事情的主角是醫院里的一位同事。有一年春節，這位同事從老家逮了土雞、拿了臘肉去給“大先生”拜年，對“大先生”一直以來的關心表示感謝。這位同事把“大先生”家的門敲開以后，就提著東西準備進屋。“大先生”堵在門口，黑著臉，叫他把東西放下才讓他進門。這位同事只好照辦，進了“大先生”家，在“大先生”熱情的招呼下，喝了茶，擺了一會兒“龍門陣”，離開的時候，又被“大先生”親自送到門口。“大先生”似乎早就預料到這位同事的想法，沖這位同事吼道：“從哪里拿來的拿回哪里去！”這位同事假裝沒聽見，想乘著夜色開溜，壓根兒沒想到“大先生”會追出家門，把一直放在門口的土雞和臘肉提起來，丟到同事面前，大紅公雞被摔打在地，發出一陣高亢的嘶鳴。“大先生”的怒吼和大紅公雞的嘶鳴，先后在夜晚的軍城頭突兀地響起，又傳出了老遠，一下將這位同事逃之夭夭的腳步止住。

這則舊事，最初是由一位老同事講述給我聽的，后來還從別的同事那里聽到過若干次，就是“大先生”本人，也把“這位同事”直接替換成了人名，親口講給我們聽。除了個別細節上的出入，事情的基本經過是完全一致的。

因此在1995年大年初一這天，我就把自己當成了一個純粹的“食客”，跨進了那兩間想象過無數次的老式木屋里。然后與同事們和“大先生”的家人坐在一起，吃豬頭、豬尾肉，吃用煮豬頭豬尾的湯汁煮成的干竹筍、干四季豆、白蘿卜，吃蒸燒白，以及其他一些川地人家團年飯常見的菜肴。

從小我就聽大人們講，豬頭、豬尾肉預示著有頭有尾，混煮的干竹筍、干四季豆、白蘿卜寓意大團圓……特別的是有酒，更特別的是平時滴酒不沾的“大先生”挨個給同事們敬酒，隨后同事們紛紛起身回敬，接著是互敬。那架勢和氣氛，儼然就是一大家子人在吃團年飯。

事實上，“大先生”是真把同事們當作家人看待的。在我進到醫院工作之前的若干年里，每年大年初一他在家里設宴請同事們一聚，就已經是形成了多年的慣例。我到醫院工作以后，這個起始于醫院成立那一年的慣例還持續了好些年。我和同事們都把它當成了一個儀式，每到大年初一這天，便自動會聚到“大先生”家里……

（作者：李存剛，系四川省雅安市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