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遙遠的愛”出發 茅盾為錢玉如取筆名
遙遠的愛
西湖,你可記得我?
郁茹作品選
郁茹(1921—2025)原名錢玉如,生于浙江杭州,祖籍浙江諸暨三江藻村。上世紀四十年代,因中篇小說《遙遠的愛》,她得到了茅盾的幫助,茅盾不僅為她作序,還給她取了“郁茹”這個筆名,很快,她就在文學界嶄露頭角。
1921年10月15日,郁茹出生在杭州一個普通家庭,她的父親是知識分子,母親是家庭婦女。至于錢家,則是有文化底蘊、社會地位的大家族,郁茹父親的兄弟姐妹中,一個是浙江的名律師,不僅從政法大學畢業,還留過洋,當過法院的院長;一個是諸暨的名畫家,思想進步,在當地是頗有聲望的縉紳。郁茹還有一個姑媽,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就在杭州的西湖邊開照相館,收入豐厚,生活優渥。
盡管錢家勢大,郁茹的童年和少年時光卻頗多不幸。在郁茹上小學后的一年除夕,父親肺病復發,撒手人寰,自此,母親帶著四個未成年的孩子,過著窮困潦倒、漂泊無定的生活。十歲那年,郁茹投靠姑媽,在姑媽的照相館打工。她就像一個小工,每天燒水、掃地、擦洗,什么苦活兒累活兒都要干。最讓郁茹心有不甘的是,她無法繼續上學了。郁茹天生就是讀書的種子,在父親的教育和影響下,上一年級的時候就比三、四年級的同學認字多,她曾回憶:“我雖然上的是小學一年級,但是因為在家里認過字、讀過書,我所能掌握的文字,是三、四年級的學生都比不上的。”當時,姑媽為自己的女兒請了家庭教師,但她的女兒沒心思讀書,“旁聽”的郁茹卻學到不少知識;郁茹的好學和悟性,得到家庭教師的首肯。
后來,姑媽的照相館因突發火災停業,郁茹只好隨母親投靠在杭州法院做事的四伯父,由此深刻體會到世態炎涼、人情淡薄。四伯父出國留學的時候,經濟拮據,郁茹的母親將自己的首飾變賣,作為他出國留學的費用。四伯父學成歸國后,當上了大律師,待郁茹一家投靠的時候,已然發跡。四伯父的兩個女兒對家里突然多出幾口人,很不習慣,再加上郁茹如饑似渴地讀書,成績比自家女兒還好,這讓四伯父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便處處設障,虛情假意地說:“你年紀小,用腦筋不能太多……還是運動運動,把院子掃一掃,把花澆一澆吧!”眼見寄人籬下處境艱難,母親便讓郁茹回到諸暨老家,投靠在三江藻村生活的畫家伯父。在老家的日子里,郁茹漸漸懂事,她跟隨伯父學畫,伯父為人正直、為藝嚴謹,他畫的蘭花,必須是自己種的蘭花,而且他的畫不送給、不賣給自己不喜歡的人。據說有個富人想買伯父的畫,拖了五年都沒買到,那個人便趁伯父外出,悄悄將家里的蘭花“玉圭金鉤”盜走。伯父知道這個人是因為想要畫才出此下策,便請人轉告,什么時候將蘭花送回來,什么時候給他畫。果然,那個人用彩轎抬著蘭花來換畫,還把蘭花移種在自己收藏的廣彩花盆里。伯父看后,將花盆退回,只留下自己的“玉圭金鉤”。這些有趣的故事,給好學的郁茹許多啟發。
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正在諸暨老家學畫的郁茹踏上了流亡之路,她跟隨逃難的人群往重慶走,一路風餐露宿。1938年,沒有學歷的她被一所藝術學校破格錄取為“試讀生”,在校期間,她參加了全國女青年抗日文學作品比賽,憑借短篇小說《姮河》獲得三等獎,藝術學校的校長見狀,專門安排郁茹修讀文學課程。不久,學校鬧學潮,郁茹失學,隨即進入重慶中國制片廠擔任圖書管理員。在這里,郁茹接觸到重慶的進步文藝界。后來,生活書店的《文藝陣地》在重慶出版,郁茹便被介紹到文藝陣地社工作,在為重慶的進步作家傳遞信件的同時,也幫助審閱來稿、回復作者來信等,她還結識了茅盾、葉以群等大作家。
進步作家的熏陶,使得本就愛好文學的郁茹生發出強烈的創作沖動,不過命運又跟她開了一個玩笑:因為幫朋友保存的革命書籍被國民黨查獲,她遭到監禁,重獲自由后國民黨仍嚴密監視,她不能再去文藝陣地社上班了。但郁茹的創作沖動并未就此泯滅,她拿起筆,開始寫中篇小說。郁茹沒有寫過中篇小說,也不知道中篇小說怎么寫,她只是把生活中經歷的人和事,用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所以她是從小說的“半中央”入手,先寫后半部。后半部小說寫完,她打算送給葉以群先生,請他幫忙審看。因為是第一次寫中篇小說,再加上對自己崇敬的名作家懷有一絲膽怯,連送稿的環節都精心“設計”了一番:“我實在不懂得寫小說,我的小說是從半中央寫起的,寫好了后半部,我就悄悄地來到棗子嵐埡這山道上,眼望著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那個門,等著以群同志走出來,上了街,我就悄悄地走進他的房里,把稿子放在書桌上就溜走了。”郁茹就這么悄無聲息地將沒有標題、沒有署名的半部小說稿子,放在了葉以群的書桌上。
葉以群看到郁茹的小說稿子,特別重視,將其轉給茅盾。茅盾問這是誰的稿子,葉以群告訴他,就是曾經在文藝陣地社幫忙的小錢。茅盾聽后,既欣喜又驚訝:“她愛寫小說?”郁茹和茅盾的女兒沈霞是同齡人,在茅盾的印象里,這是一個很靦腆的姑娘。在重慶回唐家沱的輪船上,茅盾瀏覽了郁茹的小說稿子,晚年他回憶道:
《新綠叢輯》第二輯發表的是一位名叫錢玉如的年輕姑娘的處女作《遙遠的愛》。錢玉如是“文陣社”的唯一的工作人員,平時協助以群收發登記稿件信函,保管材料。我見過她幾次,那時她正幫著以群籌備出版《文陣新輯》,有時給我送稿件來,聽口音知道她是浙江人。
有一天——大約在一九四三年尾,以群交給我一卷稿件,說這是小錢寫的小說,請您抽空看一看,最好給她提點意見,鼓勵鼓勵。他見我有點茫然,又補充道:就是常給您送稿件的那個姓錢的姑娘。我詫異道:她愛寫小說?以群笑道:我也沒有想到,而且寫得還不錯。當天晚上回唐家沱,我就在船上把小說瀏覽了一遍,原來這是小說的后半部,寫一位青年女子終于掙脫了小家庭的愛情的圈子而投入了大時代的洪流。作品具有女性作家所擅長的那種抒情氣氛,且有著細膩的心理描寫和俊逸的格調。我抑制不住心頭的喜悅,因為抗戰以來涌現的青年作家中,有才華的女作家卻不多見,想不到其中的一位就在我的身邊!過了幾天我又見到以群,就建議他把這后半部先在《文陣新輯》上發表,并且要他轉告錢玉如,快把前半部也寫出來,我們可以把這部小說編為《新綠叢輯》第二輯。
當郁茹得知茅盾對自己小說的評價后,非常激動:“那幾天我根本沒有睡過覺,簡直像個上足了汽的火車頭那樣去趕寫小說的前半部,我交出這部分稿子后,很快就拿到《文藝陣地》預支的稿費……我雖然收下了錢,開始一點也不相信我的小說真會發表,誰知不久就看到校樣,更使我萬分欣喜的是,沈先生親自為我取了郁茹這個筆名,又替我給小說定名為《遙遠的愛》,以群同志還告訴我小說的全部準備出單行本,沈先生正在親自為這本書寫序言。”
對這件事,茅盾也有過相應的回憶:
不久,小錢就把小說的前半部交來了,這一部分是寫女主人公的童年、初戀直到結婚。整部小說圍繞著女主人公羅維娜的生活而展開,使我們見到一個有血有肉、光艷逼人的新女性,她經歷了痛苦的內心斗爭,終于掉臂而去,堅定地、昂首闊步地趕上了時代的主潮。小說也有明顯的缺點,即其他的人物——圍繞著女主人公活動的三個男性,都寫得不夠豐滿,甚至有點概念化。然而這些缺點“都不能掩蓋本書在思想認識方面的懾人的光芒,也無傷于作者的煥發的才華”。小說原稿沒有標題,也沒有署名,我給小說題名《遙遠的愛》,又為小錢署上了“郁茹”這個筆名——“郁茹”即玉如的諧音。
茅盾為錢玉如所取筆名“郁茹”,成為她使用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個筆名,如同當年葉圣陶為沈雁冰取筆名“茅盾”,都是名作家成長過程中的一段佳話。
1944年2月1日,茅盾為郁茹的《遙遠的愛》作序。他以一個老作家的獨到眼光,在對郁茹給予充分肯定的同時,恰如其分地點評了這部中篇小說的人物形象,言語間充滿無限鼓勵和期待。他在序中說:
如果說《遙遠的愛》有著細膩的心理描寫和俊逸的格調,這是對的,然而還嫌不足。
如果說它更具有女性作家所擅長的抒情的氣氛,而構成這氛圍的,又是那雖非縱橫磅礴但卻醇厚深遠的對于人生的熱愛,對于崇高的理想的執著,這也是對的,然而仍覺不足。
……
熱愛人生,認清現實,這在一個作家,比技巧熟練,其可寶貴,何止百倍;這在一篇作品中,其可寶貴,亦何止百倍。忠實于人生的作家又何必自餒。
郁茹看到茅盾寫的序,大為振奮,她說:“沈先生對我所描寫的人物理解得多么透徹,對她的思想和行動解釋得多么真切、深刻!竟比我自己原來的設計更加清晰、更加積極、更加具體,把我領進一個更加深遠的思想境界中去了。”
1944年3月,《遙遠的愛》在《文陣新輯·縱橫前后方》以“歧路”為題發表。同年4月,《遙遠的愛》由重慶自強出版社出版。這部小說改變了郁茹的人生——小說出版后,她去往蘭州;1946年,她輾轉抵達上海,擔任《新民報》記者;1947年,她奔赴香港,擔任《華商報》記者,撰寫了許多專欄文章。新中國成立后,郁茹由香港至廣州,歷任《南方日報》記者、編輯、文藝部副主任。1957年,她調入中國作家協會廣東分會,致力于兒童文學的創作,代表作有兒童小說《一只眼睛的風波》《曾大惠和周小荔》。粉碎“四人幫”后,她創作了自傳體兒童小說《西湖,你可記得我?》,以孩子的視角描繪人間的悲歡離合,憑借此作獲得全國兒童文學優秀作品獎。現實主義兒童小說《小猴王大擺泥巴陣》,則充分體現出兒童文學“以兒童為本位”“以兒童為主體”的創作理念,以情感人、以美育人。為了鞏固兒童文學的陣地,1983年,郁茹參與創辦《少年文藝報》,四年后又創辦了《少男少女》雜志,她說:“我之所以要給孩子寫東西,是因為我愛孩子。我的童年、少年是非常不幸的,完全沒有孩童生活的樂趣。解放后,我想,我們的黨,我們的革命先烈已經為孩子敞開了進入幸福生活的大門,那么,我們應該為孩子們認真描繪一下他們光輝、燦爛的未來,讓他們成為有理想的人。”
2025年1月15日,郁茹在廣州病逝,享年104歲,她可稱得上是最長壽的當代女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