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在群星炳煥的唐代詩壇，李白無疑是光芒最為耀眼的“巨星”之一。他氣挾風雷的天才詩筆與卓爾不凡的瀟灑風姿，不僅在當時備受稱頌，且遺響綿延至今。介紹李白、普及李白，是當代唐代文史研究學者未嘗懈怠的工作。

詹福瑞、劉崇德、葛景春等合作注譯的《李白詩集全注全譯》，正是近來一部頗具代表性的李白詩歌普及著作。該書在原注者《李白詩全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的基礎上修訂而成，以海外影印靜嘉堂文庫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為底本，全收全注李白詩歌，并譯為流暢的現代散文語體。翻閱此書，讀者不僅可以毫無障礙地將李白的傳世名作盡收眼底，于字里行間探尋他的人生軌跡與思想世界，還可透過“詩仙”的雋逸豐姿，感受盛唐的氣象。

蓬萊文章建安骨

李白的詩歌今存世近千首，其詩風氣骨高舉、情感恢張、想落天外，又不失明麗自然，當唐之世，即有“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白居易《與元九書》）的評價。《李白詩集全注全譯》全收李詩，編排體例一依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共分二十一類，即古風、樂府、歌吟、贈詩、寄詩、別詩、送詩、酬答、游宴、登覽、行役、懷古、閑適、懷思、感遇、寫懷、詠物、題詠、雜詠、閨情、哀傷。這一分類標準在今人看來或許不盡完美，各類之間難免存在交集，但將李白不同體裁、題材類型各置一卷，有助于讀者更加直觀地感受李詩豐富多樣的風格類型，集中領略各類作品不同的藝術魅力。

全書首一類為“古風”，收錄了李白的組詩《古風五十九首》。這組詩并非一時一地所作，詩歌主旨也各不相同：或言“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其一），闡述其詩歌理論，表明自己志在刪述、復興《詩》之正聲的意愿；或稱“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其九），借詠史以寄托自己激流身退的理想；“流血涂野草，豺狼盡冠纓”（其十七），則是記述安史叛軍屠戮洛陽軍民、大肆封賞逆臣的行徑，憤怒沉痛之情溢于言表。《李白詩集全注全譯》依照詩序，以“題解”“原詩”“注釋”“譯文”四部分，分別詮解此五十九篇，可謂綱舉目張。其中“題解”主要敘述創作背景，對有據可考者盡量予以編年，并對詩歌主旨進行精要提示，“注釋”兼及字詞釋義、異文校對、典故出處和詩意講解等各個方面，頗見功底。

二十一種門類中，收詩最多的為“樂府”，這也正是李白歷來最為人稱道且最能代表他個性風格的詩歌類型。那些傳頌千古、膾炙人口的名篇，如《蜀道難》《將進酒》《行路難》《靜夜思》等，均被前人歸于此類。其中，尤以《將進酒》最可見謫仙風采。書中“題解”指出，“將進酒”一名本為樂府舊題，大略以飲酒放歌為意。李白承古題興發，引入個人遭際懷抱，開篇連用“君不見”領起兩組長句，如黃河奔流直下，落天走海，氣勢恢宏。注引《唐詩合解》曰：“連用二個‘君不見’，是提醒人語。以黃河水為興，高堂白發為承。”提示此二句的高妙之處。詩歌正文中，既有“但愿長醉不復醒”“與爾同銷萬古愁”等慨嘆，又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等豪言，在憤世同時未失自信昂揚之氣。注釋指出，詩中所用典故，多出自曹植詩、《世說新語》與《晉書》等文獻，將詩仙的豪曠之氣上接至建安氣骨、魏晉風神，不可謂不精當。

天生我材必有用

作為唐代最具浪漫色彩的詩人之一，李白的形象在歷代“小說家言”的敘述中漸成神話。然而要真正還原這位“謫仙人”的歷史形象，他感慨系之、心血鑄之的千首詩篇，實為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李白雖不像杜甫那樣，生平行跡于詩文之中歷歷可考，但他人生的主要經歷、重大轉折，以及漫游行蹤、日常交游等，亦皆可于詩中點滴見之。

李白幼年隨家人遷居蜀地，少年時期于故鄉讀書習劍，后出蜀漫游，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西入長安，北上太原。其間游歷所經，可于《李白詩集全注全譯》中所載“登覽”“行役”及部分“懷古”類詩中略見。之后，他“酒隱安陸，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從侄耑游廬山序》），又先后于嵩山、終南山、徂徠山等地隱居。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李白終于迎來人生中第一次重要轉機，奉詔入京，供奉翰林。臨行之前，他寫下了著名的《南陵別兒童入京》：“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欣喜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仿佛“愿一佐明主，功成還舊林”（《留別王司馬嵩》）的人生理想，也指日可待了。

令人遺憾的是，李白以翰林待詔身份入宮之后，始終處在文學侍臣的位置上，并未進入正規官僚序列。從他這一時期所作的《宮中行樂詞八首》《清平調詞三首》等作品來看，玄宗對他的身份定位是很明確的。這與李白“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代壽山答孟少府移文書》）的政治抱負顯然不相符。理想屢遭挫敗，又兼受朝中權貴讒毀，李白終于被賜金放還。這一時期，他創作了大量詩歌以排遣仕途失意的苦悶，如《行路難》《梁甫吟》《登金陵鳳凰臺》等。其中，《行路難三首》的創作年代，學界歷來多有爭議，或認為前二首為開元年間李白初入長安時所作。《李白詩集全注全譯》則于解題中提出此三詩皆創作于“天寶初李白辭京之后”，并通過注釋與譯文提示讀者，詩中所用之典故，如歸隱以待時的伊尹、曾得燕昭王厚遇的郭隗、受讒被疏的賈誼等，正與李白天寶初在朝中的遭遇頗為相似。“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正是他此時苦悶心境的寫照。

雖在仕途上遭遇了重大挫折，但李白的入仕之心并未就此消歇。當安史之亂發生后，他未加詳慮便加入了永王李璘東巡的隊伍，并寫下一組《永王東巡歌》，歌頌永王軍容的同時，抒發自己“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的豪情壯志，以致后來因此獲罪流放。對于自己的能力才華，他始終抱有高度自信，直到晚年，還想參加李光弼出征東南的軍隊，“冀申一割之用”，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做最后一次努力。透過李白的詩歌，我們可以看到這位謫仙人復雜的性情面貌，他既渴望功名又蔑視權貴，既向往自然又無法忘懷塵世，而終生如一的，是他始終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樂觀心態，以及對于理想不言棄的執著精神。

今月曾經照古人

作為最能代表“盛唐氣象”的詩人，李白其人在現代語境之下似乎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符號。他那“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夢游天姥吟留別》）的風骨，“興酣落筆搖五岳，詩成笑傲凌滄洲”（《江上吟》）的風神，以極強的個性魅力，令無數后世之人神往。從思想層面而言，他既有儒家“修齊治平”的入世理想，又有道家“逍遙齊物”的出世追求，同時還一定程度上受到佛教“空觀”論的影響。與此同時，因早年師從趙蕤研習《長短經》，李白的思想中還包涵十分獨特的戰國縱橫家特色。魯仲連、范蠡等戰國策士是他奉為偶像的前賢，像他們一樣奮其智能以為帝王師，然后功成身退，“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俠客行》）是李白人生的最高理想。出身蜀地，又為他的文化性格增添了羌胡特色和游俠之風。可以說，李白多樣合一的思想特點，正是盛唐文化自由包容、海納百川的縮影。

至于李白的詩歌，更是完美承載了盛唐的江山風貌與時代氣質。從“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望廬山瀑布》）的廬山飛瀑，到“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早發白帝城》）的三峽急湍；從“三山半落青天外”（《登金陵鳳凰臺》）“湖清霜鏡曉”（《送友人尋越中山水》）的江南吳越，到“看花東上陌”（《洛陽陌》）“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的洛邑長安……盛唐的江山勝景與都邑繁華，在他的筆下歷歷在目。他詩歌中所呈現出的昂然自信，以及積極用世的樂觀精神，更是盛唐時代氣質的最佳寫照。所謂“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將進酒》），“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行路難》），即便身當逆境，也應如扶搖九天的大鵬，自信“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上李邕》）。

時至今日，詩仙風采與盛唐氣象依然令人神往。要真正觸及那一時代的歷史脈搏，仍然需要適當的專業輔助。《李白詩集全注全譯》一書可作為詩國長河上溝通古今的一葉扁舟。此書注譯者作為唐代文學研究方家，以深厚的文史功底與細致嚴謹、洞見深刻的治學態度，以及優美流暢的文筆，使千載而下的讀者得以在“題解”與“注釋”中觸摸古代詩歌的創作肌理，并于“譯文”的當代散文語體中感受詩意的古今流動。雖然細讀譯文，其內容仍不免存有可進一步商榷之處，但瑕不掩瑜，且誠如注者在前言與后記中所說，古詩今譯本就是一件極為艱難、很容易“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個中甘苦，恐難為外人所道。這部普及著作本身的嘉惠讀者之功，仍是不可小覷的。

（作者：陶慧，系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