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先生是極具個性的現代作家、學者，“不折不從，星斗其文，亦慈亦讓，赤子其人”。他是鄉土抒情的詩意構建者，是用文字與生命探索人性、文明與美之永恒的思考者，也是學養深厚、貢獻卓越的文化學者和編輯家。在浩繁的沈從文研究成果中，相當一部分圍繞他的編輯工作展開，探討其編輯生涯、理念及貢獻等。一些學者認為，沈從文作為“舊友之一”，參與了1931年1月創刊于上海的《詩刊》編輯工作，還為其撰稿。也有不少學者對此提出質疑。孰是孰非，莫衷一是，成為沈從文先生研究的一大疑案。

沈從文參編《詩刊》的觀點，較早見于李端生著《報刊情緣：沈從文投稿與編輯活動探跡》一書。后來學者多引用此書觀點，沈從文參與編輯《詩刊》說遂廣為流布。李端生認為沈從文作為“舊友之一”，參與了《詩刊》“組稿、審稿和有關編務，還為其撰稿”，且舉卞之琳為例，說明沈從文作為《詩刊》編輯對青年詩人的提攜照顧。沈從文的確是新月派“舊友”，但并非李著所述因常投稿《晨報副刊·詩鐫》那么簡單，而緣于林宰平、徐志摩等人對他文學才能的發掘與生活上的幫助，關涉20世紀二三十年代沈從文與詩壇的關系。至于卞之琳活躍于《詩刊》，主要是因徐志摩的賞識。

沈從文并未參與《詩刊》編輯工作

《詩刊》的創刊背景，是1929年4月后《新月》雜志選稿旨趣的變化。《新月》創刊于1928年3月，堅持純文藝辦刊方針，由徐志摩、聞一多、饒孟侃主編的一年中，文學樣式取道多元，重視新詩及新詩人的培養。1929年4月第2卷2號梁實秋、潘光旦、葉公超等主編后，談政的調子濃了起來。聞一多、饒孟侃相繼淡出編輯團隊，徐志摩“頗想另組幾個朋友出一純文藝期刊”。他首先想的是延續《詩鐫》的探索，“出一個不定期的《詩刊》”，并在1930年4月10日《新月》第3卷2號刊登了一則《〈詩刊〉出版預告》闡述緣由：“四年前我們在北京晨報出過十一期的《詩刊》。這四年內文學界起了不少的變化，尤其是理論的方面。詩卻比較的冷靜。有人甚至懷疑新詩還有任何的前途。我們幾個《詩刊》的舊友想多約幾個對詩有興味的新友再來一次集合的工作，出一個不定期的《詩刊》，創作當然最注重，理論方面的文章也收，看看新詩究竟還有沒有前途。我們已約定的朋友有朱湘、聞一多、孫子潛（大雨）、饒子離（孟侃）、胡適之、邵洵美、朱維基、方令孺、謝婉瑩、方瑋德、徐志摩、陳夢家、梁鎮、沈從文、梁實秋諸位，盼望陸續更有多多相熟與不相熟的朋友們加入。”李端生認為沈從文參編過《詩刊》，緣于這則預告。

事實上，直到1930年秋，聞一多、徐志摩的學生陳夢家帶著方令孺、方瑋德等南京“小文會”同仁創辦《詩刊》的愿望到上海找徐志摩，另創新刊的想法才真正落實。徐志摩“馬上發信四處收稿；他自己，在滬寧兩地路上來回的顛簸中，寫成了一首長敘事詩——《愛的靈感》”。這首詩刊登在《詩刊》第1期上。徐志摩在創刊“序語”中申明《詩刊》脫胎于《晨報副刊·詩鐫》：“五年前載在北京《晨報副鐫》上的十一期詩刊。那刊物，我們得認是現在這份的前身。”結合徐志摩1930年后與胡適、曹葆華、傅斯年等人通信，聞一多、沈從文1930年前后公開發表的信件等資料，可以肯定《詩刊》前3期的組稿、編輯工作主要由徐志摩承擔，孫大雨、邵洵美、陳夢家參與，第4期由陳夢家主編，沈從文既非《詩刊》編者，也沒有為之撰稿。

現存《詩刊》并無沈從文作品

國家圖書館縮微文獻閱覽室的《詩刊》原刊資料可作參照。1931年1月20日第1期《詩刊》，徐志摩在《序言》中寫明該期由徐志摩、陳夢家、邵洵美集稿，徐志摩、孫大雨、邵洵美編輯，邵洵美、蕭克木校對。1931年10月5日第3期《詩刊》，徐志摩在《敘言》里指出，鑒于第2期有三百多處錯，“從本期起編者決定兼負校對的責任”。此后，他將編輯工作交給陳夢家、邵洵美負責，很少再回上海。1932年7月30日第4期《詩刊》，陳夢家的《敘言》寫于1931年12月，本欲出“志摩專號”，因“稿件關系和付印日期急迫，臨時又加了普通詩件，所以第四期詩刊只好改為志摩先生的紀念號”。本期共刊載17人詩作34首（含1首譯詩），1篇詩論。胡適的《通信》是1931年上半年給徐志摩的復信，未完稿。信中他反對梁實秋在《新詩的格律及其他》中說“新詩實際就是中文寫的外國詩”，承認“對于詩的基本觀念大概是受外國文學的影響的”，強調“希望的是用現代中國語言來表現現代中國人的生活，思想，情感的詩”，“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們寫詩的人自己創造格調”。

綜上，《詩刊》的撰稿人有28位，沈從文并不在其列；以篇目數量論，比較活躍的是陳夢家（18首）、徐志摩（12首，含譯詩1首）、卞之琳（12首，含譯詩3首）、方瑋德（8首）、林徽因（7首）、孫大雨（6首）、方令孺（6首）、邵洵美（6首）、饒孟侃（5首）、梁鎮（6首）、梁宗岱（5首，詩論1篇）等。

沈從文未在《詩刊》發表作品主因

與新月詩人過從甚密、旨趣相投的沈從文，為什么沒有在《詩刊》上發表過作品？ 可能有兩方面原因。其一，1930年前后沈從文創作重心由多文體并重向小說轉變，新詩的創作量銳減。沈從文的新詩創作集中在1928年11月前（共發表新體詩39首，民歌體詩7章70首），1929～1931年底沒有新詩公開發表。同時期，沈從文已是頗有名氣的小說家，“許多學習寫作的年輕人也不知不覺地模仿起他的調子來”。1930年沈從文已出版文集20余部，享有“短篇小說之王”美譽。1930年6月他寫信給胡適表示將專注于自己擅長的小說創作，“計算再寫十二年小說，把小說寫好”。1931年11月給徐志摩的信中，他也說預備“兩個月寫一個短篇，一年寫六個”。

幾次聲明不懂詩卻寫了不少詩評、詩論的沈從文，顯然對詩歌創作缺乏信心。除了1926年11月第一部作品集《鴨子》收錄新詩5首，至1949年前公開出版的著作中，他都沒有再收錄新詩，也未單獨出版詩集。1931年9月陳夢家編選《新月詩選》，從《詩鐫》《新月》和《詩刊》中選出18位詩人80首詩作，收錄沈從文7首詩。沈從文看到《新月詩選》深感不安，在11月13日給徐志摩的信中說：“你怎么告夢家去選我那些詩？ 我不想作詩人，也不能作詩人，如今一來，倒有點難為情。一看到《詩選》我十分害羞。”

其二，《詩刊》存續的時間太短，僅4期，且注重創作、詩藝研討。沈從文1930年后新詩創作熱情減弱，但他寫了一系列詩評、詩論文章，偏重印象式評論，往往頗具慧眼。如前文提到的《〈群鴉集〉附記》似不是對卞之琳的推重，而是他對30年代初正在形成中的現代派詩潮南北（京海）迥異詩風的捕捉及其詩歌觀，即“把詩的趣味，放到新詩最初提出那個方向”“運用平常的文字，寫出平常人的情，因為手段的高，寫出難言的美”。他的《論聞一多的〈死水〉》，聞一多認為句句中肯，“沒有偏見的說中了我的價值和限度”，引為“知音”。倘若照徐志摩《詩刊》第3期所說將“刊登散文稿”或“另出一本論詩的專號”，擅長多文體創作的沈從文極有可能成為《詩刊》的主力作者。

值得一提的是，沈從文在徐志摩罹難不久寫過兩首悼亡詩，但沒有標題，其中一首還是未完稿，自然更沒有收錄在《詩刊》第4期徐志摩紀念組詩中。1934年11月21日，徐志摩離世三周年，沈從文才在自己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第121期公開發表了一篇紀念文章，回憶當初趕赴濟南與徐志摩作最后告別的情景，其中寫道：“紀念志摩的唯一方法，應當是擴大我們個人的人格，對世界多一分寬容，多一分愛。也就因為這點感覺，志摩死去了三年，我沒有寫過一句傷悼的話。”半個世紀后，談及與徐志摩的友情，他再次說：“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層體驗到生命的脆弱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覺得相熟不過五六年的志摩先生，對我工作的鼓勵和贊賞所產生的深刻作用，再無一個別的師友能夠代替，因此顯得格外沉默，始終不說一句話。后來也從不寫過什么帶感情的悼念文章。”這恐怕就是那兩首悼亡詩沒有寫完、更沒有發表的主因。

沈從文先生是現代著名作家、文化學者，也是知名編輯。自1923年在陳渠珍所設報館校對未名刊物，到1958年掛名《裝飾》雜志編委，他的編輯活動歷時30余年，其中1930～1940年編輯刊物多達10余份，不乏在詩壇影響較大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大公報·文藝》《水星》《文學雜志》《益世報·文學周刊》等。針對學界關于沈從文先生是否參與《詩刊》編輯工作的種種歧見，筆者通過查核《詩刊》原刊縮微文獻，以及現已公開的徐志摩往來書信、沈從文往來書信等史料，確認沈從文先生并沒有參與《詩刊》編輯工作。

（本文作者為中國青年出版總社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