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代辭賦繼承了《詩經》《楚辭》中的名物書寫傳統，并將之發揚光大。當我們閱讀作品時，首先當然看到的是“名”，進而則需要通過聯想、查閱資料來使“名”能夠成像于我們的頭腦之中，知曉所為何“物”，于是構成漢賦豐富、立體的名物世界。由此逆推，“名物”之所以進入文本，也是緣于所見、所思之“物”成像于頭腦之中，繼而形諸筆端，見之于簡帛紙張等載體之上。所以，“名物”的書寫與閱讀本身就是一場思想的活動。分析漢賦中的名物書寫，能夠發現漢代人獨特的思想特征。

第一，傳說名物與現實名物同時出現，體現出會通天人的思想傾向。

天人關系是漢代知識界重點關注的話題，司馬遷撰《史記》有“究天人之際”的用意，董仲舒對策亦提倡“觀天人相與之際”，反映出那個時代的思想潮流。但在現實生活中，天道微茫，具象化是最佳的呈現方式，如漢畫像石中就有“斗為帝車”的圖案，通過人物畫像將天帝太一的形象呈現出來，而漢賦中的名物書寫，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漢賦中的名物，有源自傳說的，也有現實中既有的，兩者在文學文本中實現會通。例如《上林賦》描寫游獵場面，通過對擒殺猛獸的刻畫而達到獨特的修辭效果：“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羆，足壄羊，蒙鹖蘇，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馬……椎蜚廉，弄獬豸，格蝦蛤，鋋猛氏，羂要褭，射封豕。”從貔豹到野馬，多為現實既有之猛獸，而蜚廉（鳥身）、獬豸（似鹿）、騕（神馬）等作為傳說之物，非現實所有，但加入進來之后，則增加了天子游獵恢宏與神奇的氛圍。

如果將漢大賦的文本比作一幕短劇，作者讓披上神氛的名物與普通的現實之物一起出現，仿佛構成神人往還的畫面，則為天道與人道的會通提供了路徑。《上林賦》繼續寫道：“轊白鹿，捷狡兔，軼赤電，遺光耀，追怪物，出宇宙……然后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猋，乘虛無，與神俱。躪玄鶴，亂昆雞，遒孔鸞，促鵔鸃，拂翳鳥，捎鳳凰，捷鹓雛，揜焦明。道盡途殫，回車而還。”“怪物”，或曰奇禽，或謂異獸，實則兩者兼有；而關于“乘虛無，與神俱”，《史記正義》引張揖“虛無寥廓，與天通靈”作解，因此才從一般的游獵轉化為神游。其后“躪玄鶴”一段則寫了諸多傳說中的神鳥，而“躪”“亂”“遒”等領起名物的動詞，具有壓制、捕捉、操縱的內涵，反映出作者對超自然力的想象。在思想深處，或有以“怪物”通神的淵源，張光直就曾指出，動物以及器物上的動物紋，“扮演了溝通人神世界的使者”（《美術、神話與祭祀》），而《史記·封禪書》中的記載亦可與之印證。

第二，單純的名物詞構成冷峻造境，反映出漢人理性看待人之外世界的一面。

在漢賦（尤其是漢大賦）中，名物有一種特殊的存在形式，那就是僅以名物詞的形式出現，甚至將眾多名物詞加以并列而構成段落，描繪性語言相對較少，或者處在次要地位。如枚乘的《七發》“溷章白鷺，孔鳥鶤鵠，鵷雛鵁鶄，翠鬣紫纓……”，“溷章”與“白鷺”，“孔鳥”與“鶤鵠”不僅構成四言句，還前后為韻。及至司馬相如《子虛賦》描述云夢澤中物產的規模則更為宏大：“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其高燥則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濕則生藏莨蒹葭，東蘠雕胡，蓮藕觚盧，奄閭軒于。眾物居之，不可勝圖。”總體來看，確乎近似于“報菜名”一般，甚至顯得單調。而東漢張衡《西京賦》仍然沿用這一寫法：“木則樅栝椶柟，梓棫楩楓……草則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芻莔臺，戎葵懷羊……其中則有黿鼉巨鼈，鳣鯉鱮鲖，鮪鯢鲿鯊……鳥則鹔鷞鴰鴇，鴐鵝鴻鶤……”里面關于樹、草、魚、鳥等并沒有對其性狀展開鋪敘，而是通過大類之下不同品物的累加而達到鋪陳的效果。實際上，這種手法一直延續到后世。

此類名物詞的出現具有兩個特點：一是密集的，二是有類別的。從語言上講，名物只是一個詞語，但它又是文學文本的組成部分。以名物詞構成句子，從而達到修辭的效果，之所以一直受到賦家的青睞，這或許與漢代人對人之外世界的認知態度有關。以漢武帝的求仙為例，他曾明言：“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史記·封禪書》）因此司馬相如《大人賦》書寫寂寞孤冷的仙人世界并沒有發揮勸阻的作用，反而令武帝飄飄有凌云之意。實際上，這反映的正是漢人對人之外世界一種冷峻的相處態度。顧頡剛曾指出，“漢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陰陽五行”（《秦漢的方士與儒生》），漢人將物類分屬五行，以一種客觀“唯心”的態度冷峻看待萬事萬物之間的關系，而漢賦的名物世界也體現了這一特點。尤其對自然界名物的描寫，其目的就是在十分理性、客觀地摹畫一個未曾“對象化”的世界。

第三，漢賦名物一般呈現相互依存的關系，不以個性化見長，體現出漢人的整體性思維特征。

《詩經》《楚辭》中有數量眾多的經典性名物，而漢賦雖以鋪寫名物著稱，其名物在文學領域的經典性卻不及前兩者。這固然與“詩騷”傳統的強化有關，也與漢賦展現名物的“整體性”傾向有著密切關系。《周南·關雎》“關關雎鳩，在河之洲”，“關關”修飾雌雄二鳥音聲和諧；“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寫嫻靜、幽美，“淑”則指善良，短短數語將主要的情感表達出來。張衡賦中也出現了“雎鳩”，其《東京賦》云“濯龍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蠵。永安離宮，修竹冬青。陰池幽流，玄泉洌清。鵯鶋秋棲，鶻鸼春鳴。雎（鴡）鳩麗黃，關關嚶嚶。”此處的“雎鳩”，與芙蓉、秋蘭、躍魚等名物一起共同構成皇宮內苑四季輪轉的優美景象。再如《歸田賦》“于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原隰郁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倉庚哀鳴；交頸頡頏，關關嚶嚶。于焉逍遙，聊以娛情”，“王雎”亦即“雎鳩”，仲春天氣、百草、王雎、倉庚共同構成一幅生動的畫面。可見，即使取用《詩經》名物，雎鳩在漢賦中也沒有被賦予特殊的情愫，至于芙蓉、倉庚等更是如此。因此，在漢賦之中，個別的名物均要與其他名物融織在一起才能更好地發揮修辭效果。

枚乘《七發》借“客”之口，摹狀“至美”之飲食，涉及食材、調料、酒水等將近20種；張衡《七辯》借雕華子之口，描寫“滋味之麗”，先寫酒（4種）、醬及腌菜（10種），再寫果（4種）、糖蜜（2種）、肉禽及魚獲（至少9種）、調料及菜蔬米面（9種），總計近40種，范圍更加廣泛。每種美食“名物”在當時皆極為難得，但只有將此類美食聚集在一起，方能體現“至美”與“滋味”的不同尋常。元代祝堯論及漢大賦的修辭時指出：“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詞夸；取風云山川之形態，使其詞媚；取鳥獸草木之名物，使其詞贍；取金璧彩繒之容色，使其詞藻；取宮室城闕之制度，使其詞壯。”（《古賦辯體》卷三）包括名物的使用在內，只有體量較大、具有一定規模，方能將賦的鋪陳呈現出來，達到最佳的修辭效果。而漢大賦中書寫帝王苑囿中的名物，范圍廣及四海，甚至囊括神鳥神獸，烘托“苞括宇宙，總覽人物”的“大一統”氛圍，在學理上則是一致的。顯然，整體性思維是漢賦修辭的重要思想源泉。

比較來說，漢賦內部因題材的不同而在名物的書寫上呈現出一定差異，其中以游獵、京都題材的賦中名物書寫最為豐富。正因為游獵、京都題材常與帝王、國政有關，于是在思想上也與當時的學術主潮貼合得更為密切。納入“怪物”、冷峻排列名物、追求整體性效果，都反映出漢賦名物書寫的獨特之處，既可以印證相關思潮，也能夠拓深漢人精神世界的研究。

（作者：蔣曉光，系華僑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