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上大學時就想前往湖南岳陽，不是為了岳陽樓，也不是為了洞庭湖，而是想到平江縣的杜甫先生墓前鞠上一躬。四十多年過去，筆者終于來到杜甫的病歿之地，在他的墓前，筆者胸中涌動的情感已經不是當初年輕人的沖動，而是一個有過人生閱歷，像杜甫一樣經歷過盛世的老年人的深思熟慮。筆者的所思微不足道，最想知道的其實是杜甫在人生最后一程的舟行水路之上，怎樣審視自己的人生行跡？為此，我們不妨回顧杜甫生活中的幾次重要旅行，借以理解他在湘江上的心境與感觸。

杜甫在湘江和汨羅江上的這段絕望之旅開始于唐代宗大歷五年，即公元770年。這年四月潭州（今長沙市）發生大規模兵變，杜甫帶著全家人恰恰棲身于此，他們一直遷延至深秋，方才逃出亂兵盤踞的潭州，乘船沿湘江北行，打算進入洞庭湖后經長江和漢水回到他的祖籍襄陽，最好的結果當然是落葉歸根，回到他的出生地鞏縣（今鞏義市）。然而，此刻杜甫已經貧病交集，“五十頭白翁，南北逃世難。疏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杜甫《逃難》）這一年，杜甫59歲，“已衰病方入，四海一涂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他拖著病體，帶著家人，困頓舟中，在兵亂遍地的湖南，他有親友可以投靠么？去年的陽春三月，他前往潭州投奔新任刺史韋之晉，韋刺史卻在上任途中歿了，致使他滯留在潭州，結果趕上兵變。為此，他將潭州之行名之曰《南征》：“春岸桃花水，云帆楓樹林。偷生長避地，適遠更沾襟。老病南征日，君恩望北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很顯然，在沒有知音的潭州，他們全家人的處境很是艱難，而比坐困孤舟更可怕的是，杜甫此時無可投奔之處。

逃出潭州之時，杜甫的小舟上至少載有他們全家七口人，小他12歲的妻子楊氏，兩個男孩宗文和宗武，還有一長兩幼三個女兒。這一年次子杜宗武17歲，長子最多也不會超過20歲。后世的《竹坡詩話》等記載，杜宗武“善詩”，杜甫本人也對這個次子寄予厚望，曾在他9歲時曰：“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彩衣輕。”（杜甫《宗武生日》）這也就意味著，杜甫如果不能逃出此地，不能找到寄居就食之所，萬一他本人“無常”了，他的妻子兒女將會陷入比安史之亂時期更加悲慘的境地。筆者相信，在最后的逃亡之路上，杜甫內心之中的痛苦，說是“憂心如焚”已算言輕了。

筆者站在平江縣杜甫墓前，想到杜甫幾乎一生都在漂泊，作為個體的人很是辛苦不得意，但他的幾次重要旅行，全都像他在湘江上的絕望之旅一樣，是成就他“詩圣”之譽的必要條件，也是他寫作“詩史”不可缺少的經歷。

我們先來看看杜甫在天寶十四載的旅行，當時他要離開西京前往奉先縣看望久別的家人。此前杜甫在長安經歷了十年卑微的生活，周旋于豪門貴戚之間，希求一個薦舉仕進，實現人生理想的機會，然而一無所獲。直到五年前他給唐玄宗獻上《三大禮賦》，幾經波折，方才落得個“從八品下”的小官“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當官的好處是可以借貸或者預支薪俸，于是他終于有能力去探望寄居在奉先縣的家人們了。今天從西安到奉新縣（即奉先縣）之間的距離是68公里，駕車走高速公路一個小時。當年杜甫是步行，而且是農歷十一月的寒冷天氣，“天衢陰崢嶸，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杜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杜甫在詩中的描述，表面上看是唐玄宗“開元天寶盛世”正常的冬季旅行常識，由于杜甫的“理想型人格”和坦蕩真切的詩風，此處的興發感動便有了不同尋常的意味，因為他要“詠懷”。

杜甫的這種“理想型人格”其實就是儒家傳統中以家國天下為己任的“君子人格”，他的一生行止和他的全部詩作都可以證明，他是那種近乎純粹的“忠君愛國者”。“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他那年44歲，剛剛出任微末小官，但他仍然滿懷壯志，希望自己能夠成為像“后稷”那樣改善農業耕作，解決民眾衣食的賢臣，或是成為像商族之祖“契”那樣發明以火紀時歷法的能臣。“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乃是杜甫為人為臣的倫理根本，盡管“凌晨過驪山，御榻在嵽嵲……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但他不是那種極端的“理想型人格”，他是誠實地面對現實的知識分子，所以他能夠正視現實中近乎殘忍的貧富差距，能夠正視權力被外戚和邊將濫用，因為這些都是他想要匡正和改善的，他貫穿一生的理想是以賢臣的身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所以他才能夠在如此卑微的困境當中，坦蕩真實地“詠懷”。

從亞伯拉罕·馬斯洛的人本主義心理學來看，杜甫的“理想型人格”非常接近于他提出的“自我實現者”，即“自我實現者能夠接納自己、他人和自然，具有深刻的同理心和創造力，專注于問題而非自我，具有強烈的道德感和獨立判斷能力。”（馬斯洛《動機與人格》）所以，杜甫會動筆記錄下來他所不喜甚至厭惡的怪現象，“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在這里他采取的是客觀坦然的態度，僅僅是以中國詩歌傳統中的諷喻方法進行展示，只有當他寫到“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時，方才忍不住發出一聲悲慨。然而，生活是殘酷的，對于杜甫這種理想型人格的君子，不會僅限于“苦其筋骨，勞其心志”這個等級的試探。他從長安到奉先縣可能要步行幾天，然后，真正的打擊來了。“入門聞號啕，幼子饑已卒……所愧為人父，無食致夭折。”作為父親，作為一家之主，還有比兒子被餓死更強烈的刺激與打擊么？這次旅行，或許是杜甫在追求“賢臣理想”的道路上遇到的第一次嚴厲的“試探”，試探他的忠君愛國之心到底有多么堅定，試探他這個“自我實現者”終究如何自洽。《主禱文》中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馬太福音》第6章）然而，“遇見試探”是古今中外每一位君子，或者是每一位“自我實現者”必須經歷的折磨，沒有例外。

順便說一句，在杜甫步行前往奉先縣的那幾天，唐玄宗與愛妃避寒于華清宮，“緩歌慢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白居易《長恨歌》）。也正是在這幾天，那位寵妃楊玉環的義子，平盧、范陽、河東三地節度使，賜鐵券，封東平郡王的胡將安祿山，已經率領武裝到牙齒的龐大軍隊，發動了大規模叛亂。諷刺的是，“漁陽鼙鼓動地來”的不幸消息，此刻仍在傳遞途中，既未“驚破霓裳羽衣曲”，也沒有干擾到杜甫探親的行程。

杜甫聽聞叛亂的消息應該在一個月之后，他第一時間趕回長安就任，因為他那個小官的全稱是“太子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管理著太子屬下軍隊的武器裝備。他在長安忙于本職工作，等到賊勢暫緩，他擇機再赴奉先縣，將家人遷往鄜州（陜西鄜縣），安置在朋友家里避難。很快，不幸的消息再次傳來，杜甫的那位“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的玄宗皇帝已然“巡狩”西蜀，貴妃楊玉環也縊死在馬嵬坡，西京長安失陷了。大約到了八月，杜甫終于得知太子李亨（唐肅宗）在靈武繼位，尊玄宗為太上皇，改年號為“至德元載”。他原本就是太子的屬官，如今太子繼位，他前往靈武投奔朝廷乃是為所當為。

像杜甫這種理想型人格的君子，一生之中必定是要不斷遇到“試探”的，果然，他在前往靈武投奔朝廷的途中被叛軍抓獲，押回長安看管。這次“陷賊”遭遇要“試探”杜甫什么？應該就是最簡單也最容易被玷污的“忠君愛國之心”吧。

這篇短文主要寫杜甫的苦難之旅，他陷賊的經歷我們只是簡單用王維與他做個對比，不詳談了。也許是因為王維的官位高，詩名大，賊人將他軟禁之后，硬生生逼迫他擔任安祿山所謂“大燕國”的偽職，也就是王維在唐玄宗的朝廷里擔任的重要官職“門下省給事中”，正五品上。王維呑藥裝病不肯到衙視事，并且作詩一首《菩提寺禁裴迪來相看說逆賊等凝碧池上作音樂供奉人等舉聲便一時淚下私成口號誦示裴迪》：“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里，凝碧池頭奏管弦。”這首詩被裴迪帶出長安，一時全國傳誦，成為當時的抗賊名篇。也正是因為此詩，在朝廷光復長安之后，王維才能免于治罪，降級任用為正五品下的閑職太子中允。此時已經回朝就任左拾遺的杜甫寫了一首五言律詩安慰王維陷賊三年的艱辛：“中允名聲久，如今契闊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杜甫《奉贈王中允（維）》）

而杜甫在陷賊的這半年里，他是“少陵里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杜甫《哀江頭》），望見春花開放，他是“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杜甫《春望》）他得不到朝廷的消息，也得不到家人的消息，看到的反而是“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杜甫《哀王孫》）此處多說一句，詩中的王孫們并不是不知道他們佩戴的白玉玦和產自南太平洋或印度洋的綠色“大圓盤珊瑚”飾物有多么貴重，只是，陷落之后的長安糧食稀少，寶物換不來“餅餌”。

到了唐肅宗至德二年，朝廷已經遷至鳳翔（今寶雞市）。四月某日，杜甫從長安城西側的金光門逃出，終于趕到鳳翔，見到天子。筆者認為，在杜甫人生的數次重要旅行中，這一次極其危險。因為他沒有“過所”（通行證），路上隨時可能被叛軍抓捕，也可能遭遇亂兵暴民打劫，所以他只能“間道而行”。今天從西安到寶雞市鳳翔區，走高速路大約183公里，而杜甫在偏僻小路上徒步旅行不知要走多久。為此他有詩記錄此行，《述懷一首·此已下自賊中竄歸鳳翔作》：“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去年他被叛賊擄到長安是九月，如今已經是夏天了，身陷賊巢的大半年里，他到底是幾經生死方得逃脫，著實不忍回顧。

我們暫時回到平江縣杜甫墓前，墓碑上刻著“唐左拾遺工部員外郎杜文貞之墓”。后人稱呼杜甫的時候，常常稱之為“杜工部”，指的是杜甫的朋友嚴武任成都尹和劍南節度使的時候，為53歲的杜甫向朝廷奏請得來的“虛銜”，即“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這種虛銜無職無俸，只是名聲好聽而已。杜甫這一生中真正用心做過的最高官職，也是他最為珍惜的官職只有“左拾遺”。

當杜甫從賊中脫身，來到鳳翔的時候，他46歲。“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丑。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在杜甫的詩中，這幾句是筆者極為中意的，因為杜甫此刻的形容相貌，必定已經瘦得“脫相”，而且亂離期間，君臣之禮從簡，他這才得以破衣爛衫地“面圣”。盡管杜甫原本官小職微，但能脫身來投便是忠心，于是皇上給他升官一級至“從八品上”，最緊要的，也是杜甫最為看重的，是皇上這次讓他擔任了“言官”。

這段旅行，在杜甫的人生中算得上是“壯舉”，他沒有留下長篇敘事長詩，必定是此行太過煎熬了，因為他心中惦念著皇上和朝廷，同時還在惦念杳無音信的家人。“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見到皇上之后，他不忍立即請假探親，只能寫信詢問。“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后，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其實，他身陷長安的時候就曾經托人給家中帶過信，如今反而害怕有信回復，因為他聽聞的全都是最可怕的傳言，“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杜甫到達鳳翔大約四個月后，終于得到了回家探親的機會，至于原因么，便是他的“理想型人格”與左拾遺這個言官。杜甫認為國遭大難，自己此刻責任重大，必須加倍努力工作。“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杜甫《北征》）很顯然，杜甫缺乏在朝廷工作的經驗，他的高度工作熱情與家國天下的責任感，也必定會讓他撞入朝政旋渦甚至陷阱，而他一而再，再而三，不休不止的諫言，也會令皇上抵擋不住吧，于是，為了“兩全其美”，最好的辦法是給他放一段時間的“探親假”。

杜甫的這段探親之旅是從鳳翔往北前往鄜州（今延安市富縣），如果今天我們自駕從寶雞市鳳翔區出發前往延安市富縣，途經旬鳳高速和包茂高速，全程大約349公里，用時四個多小時。自古至今，這兩地之間都沒有可以通行的水路，所以杜甫又得徒步旅行，到了邠州（今陜西彬州市），他才向名將李嗣業借了一匹馬代步。也正是因為這段長途旅行，才有了他的重要長詩《北征》。

“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這段行程也是杜甫人生中的重要旅行之一，值得認真書寫，只是這篇小文已經寫得太長了，我們長話短說。杜甫還是幸運的，他找到家人的時候，家人都還活著，“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妻兒極度貧困的狀況顯而易見，杜甫因為激動，也因為積年勞苦，“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杜甫囊無一錢寸帛，歸家之后重病一場，這都是常理常情和常識，盡管如此，他心中所思慮的依舊是“至尊尚蒙塵，幾日休練卒……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這便是理想型人格的不可救藥之處，也是極為珍貴之處，杜甫因為這種人格一生受累，也因為這種人格千古留名。

筆者不想用超拔手法，將臨終的杜甫寫得多么“出人意表”或是“超凡脫俗”，根本用不著。杜甫就是杜甫，他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已經記錄在他的詩歌里，單憑真誠記錄個人史和社會史這一點，世界文學史上無出其右。他被葬在平江縣，他的墓碑兩側有左右兩個耳室，據說幾十年前左耳室曾遭破壞，發現里邊有石燈兩只，還有用糯米泥敷封的藤球三個，藤球中保存著帶有墨跡的絹帛。如果這些殘破絹帛能夠保存下來，如果上邊的墨跡是杜甫的詩稿，今天我們就能夠見到杜甫的手書了，其文物價值和書法價值應該與李白的《上陽臺帖》相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