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語言的建立者

通常，詩人被認為是“通靈者”“預言家”“語言的守護者”等。一個最為常見的說法是“詩人是語言的立法者”，不免會被認為狂妄又自我中心。然而，這個判斷對于普希金來說卻無比恰當。普希金的名字絕對是外國詩人中最為中國人所熟悉的，而詩人穆旦的譯本又是最廣為人知的經典譯本。即便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詩歌讀者，也會在聽到普希金的時候，幾乎條件反射地想到“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這首詩。

普希金在俄語世界中的地位猶如“太陽”般普照萬物，他是“俄羅斯詩歌的太陽”，也被譽為“俄羅斯文學之父”——他之所以擁有如此神圣地位的緣故，還得從他誕生之前的俄語文學世界說起。可以這樣說，在普希金登上文壇之前，俄羅斯甚至沒有所謂“民族文學”——考慮到普希金生活的年代，他出生于1799年，逝世于1837年，如果我們稍微進行橫向比對，我們會發現像英法意等歐洲國家，早已擁有了立于世界文學之林的一批文學大師。與之相比，俄國幾乎是一片不毛之地。

普希金畫像

這多少讓當時的俄語寫作者們感到尷尬。甚至，它也讓俄羅斯歷史上最偉大的帝王之一彼得大帝感到尷尬。彼得大帝一心想將俄羅斯融入歐洲，他依靠雄心與權力在一片沼澤地上建立起了一個大帝國的都城——圣彼得堡，而為他寫過不朽詩篇《青銅騎士》的詩人普希金，則是在俄語的荒原之上建立起了言說俄羅斯靈魂的現代俄語。很難說帝王的功業與詩人的功業誰的更偉大持久。

俄國地理位置特殊，橫跨歐亞，國土遼闊，這讓俄國人反而感到無所適從，對于歐洲人來說，他們是東方人；對于亞洲人來說，他們是歐洲人。普希金的好友，《哲學書簡》的作者恰達耶夫曾經這樣說：“我們不屬于西方，也不屬于東方。我們既沒有西方的傳統，也沒有東方的傳統。我們似乎置于時間之外……”

普希金成長的時期正是上流社會一心模仿西方學習西方文化的時期，他們穿著精致的禮服，說一口優雅的法語。法語是俄國上流社會的通用語言、社交語言，法國廚師、法國家庭教師更是貴族家庭的必備之選。而與此割裂的是俄國農奴說著粗野的俄語，他們多數不識字，無論法語還是俄語他們都不認識。更為糟糕的是當時的俄羅斯書面語是一種貧瘠而無聊的語言綜合體，它雜糅了古老的教會斯拉夫語和官僚術語以及從波蘭引進的拉丁語。

很多詞匯在俄語中沒有對應的詞匯，尤其那些外來事物的名稱，以及較為高雅的情感表達，詩人們遍尋俄語也不知如何言說，普希金自己就曾在作品中說過：“但是長褲、背心和禮服——這些在俄語里都沒有。”詩人作家們不得不借助法語來表達，普希金為此甚至自創了不少詞語，然后再在俄語詞匯后面加上法語說明。

普希金自己的第一首詩寫于8歲，使用的語言是法語。他從小就從父親的書架上飽讀西方經典，其中尤其以法國文學為多，終其一生，他都是一個受到法國啟蒙思想影響的俄國詩人。譬如在他的作品《小城》中，他如此寫道：“在伏爾泰后面的書架/還并排在一起站著/荷馬、維吉爾、塔索。/每逢早晨一有空閑，我就常愛打開它們/一本又一本地瀏覽。”在這之后，他又提到了盧梭、拉辛、莫里哀等法國作家，他甚至還翻譯了一位法國詩人的作品。

假如沒有1812年戰爭，或許俄國人民還沉浸在對西方的模仿與崇拜之中，正是這場俄法戰爭的勝利激發了他們的民族自豪，一大批知識分子尤其十二月黨人開始反思俄國普通人的信仰和俄羅斯文明諸問題，他們希望在俄羅斯的大地上尋覓真正的俄羅斯靈魂。

1811年的時候，普希金進入了著名的皇村中學——皇村，如今為了紀念這位俄語文學巨人，已經更名為普希金城。他在這所仿照西歐的學校接受了幾年最好的人文教育，皇村中學的幾年對詩人的影響是無與倫比的，詩選中，他多次回憶起在那里的生活和友誼。一首名為《皇村回憶》的少作中，他這樣描寫了皇村的風景：“山谷和叢林安息在無言的靜穆里，/遠遠的樹叢墮入霧中。/隱隱聽到溪水，潺潺地流進了林蔭，/輕輕呼吸的，是葉子上沉睡的微風；/而幽寂的月亮，像是莊嚴的天鵝/在銀白的云朵間游泳……”

1812年以后，隨著戰爭的勝利，民族的覺醒，整個俄國都在呼喚自己的民族文學。普希金的前輩，詩人卡拉姆津說：“我們的語言不僅能夠進行高超的雄辯，描寫感人的詩歌，也足以表達溫和質樸的情感，把握聲音和感覺。它比法語更加和諧；它更適于心靈的宣泄……一個人和一個民族也許開頭模仿別人，但是最終他們必將找回自己，并有權利說——我確實存在。”

然而，說是一回事，做則是另一回事了。這個歷史性任務落到了普希金的身上。普希金雖說和其他貴族一樣接受的是西化的教育，熟悉的是法語，但是他和自己的保姆，一位地道的俄國農民感情深厚。他經常從她那里學到活潑生動的俄語口語，又通過保姆的講述了解了俄國的民間神話和一些來自農民的封建迷信活動，比如說算命。普希金對此深信不疑。曾有人給他算命，說他將死于一位身材高大的金頭發男人之手，為此普希金惴惴不安——多年后，一語成讖。

普希金為了寫出上至王公貴族，下至販夫走卒都能聽得懂看得懂的語言，他四處搜集俄語材料，農民的、妓女的、酒館的……應有盡有，最終，俄語的民族文學在他手中誕生，這是堪比彼得大帝的偉業。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經說：“我們俄國人有兩個祖國：俄羅斯和歐洲。”帝王們的野心無法實現，一個詩人卻統一了西化派知識精英與民粹派俄國農民的語言文字。普希金的作品“雅俗共賞”，他糅合了俄語口語，使用最通俗的俄語寫作，他的作品最終確立了一種民族語言。這樣非凡的成就，讓他當仁不讓地成為“俄羅斯文學之父”。

愛情與自由的歌唱者

歌頌愛情，追求自由，反對暴政，這是普希金短暫一生的寫作主題。他在一首寫給好友恰達耶夫的作品中，這樣寫道：“愛情、希望、平靜的榮譽/都曾騙過我們一陣癡情……專制的迫害正籠罩著頭頂，我們都在/迫切地傾聽著祖國的呼喚……同志啊，相信吧：幸福的星/就要升起，放射迷人的光芒，/俄羅斯會從睡夢中躍起，/而在專制政體的廢墟上/我們的名字將被人銘記！”

他多次寫到愛情，詩選中也有不少他獻給不同愛慕者的情詩，有的是溫柔的“戀人的話”，有的則讓他備受折磨，“我所珍貴的是這愛情的折磨——即便折磨死，也讓我死于愛的纏綿。”（《心愿》）在《夢景》一詩中，他將愛情與一個帝國相比較，而愛情在他看來更重要。

甚至，他在一首名為《我的墓銘》中，他也忘不了愛情：“這兒埋下了普希金；他一生快樂，/盡伴著年輕的繆斯、慵懶和愛神；他沒有做出好的事，不過老實說，/他從心眼里卻是個好人。”這位好人生前對人說過自己活著是為了讓女人喜歡自己，他出入貴族沙龍，與各式各樣的女性調情，在他看來沙龍存在的意義便在于調情，他的哥哥則說他是一名調情大師。這些無傷大雅的風俗顯然是俄國上流社會對法國的再一次模仿。

除了愛情，對熱情、才華橫溢的普希金來說，“自由”便是他另一個重要追求。在《自由頌》中，他說：“我要給世人歌唱自由，/我要打擊皇位上的罪惡……戰栗吧！世間的專制暴君，/無常的命運暫時的寵幸！/而你們，匍匐著的奴隸，/聽啊，振奮起來，覺醒……/請在法理可靠的蔭庇下/首先把你們的頭低垂，/如是，人民的自由和安寧/才是皇座上的永遠的守衛。”

普希金一生短暫而輝煌，當他1837年死于和丹特士的決斗時，他不僅創造了俄羅斯民族文學語言，也創造了新的詩體，為俄語文學貢獻了著名的“零余人”形象（奧涅金），并開創了“小人物”的寫作先河（《驛站長》）。

他一生熟悉西方文學經典，一位拜倫式人物，一位埋首于法國文學并“化”為己用的天才，至今，他的文學遺產還在滋養著后人，比如詩人北島的名作《波蘭來客》很明顯就來自普希金的一首未完成作品，“想從前”。正如白銀時代的大詩人曼德爾施塔姆所說：“普希金的血液至今仍在我們的語言中流淌，就像永恒的朝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