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現場最大的變量來自于具有新特質的大眾文化的崛起。伴隨改革開放和文化市場而流行暢銷的一些作品和作者曾經在文化批判和文藝層次論中被歸為末流，但傳統精英主義的觀念近年來并不能有效解釋和覆蓋正在發生、發展的變化，既無法左右當代受眾的文化選擇以及人們主動參與大眾文藝創造的熱情，更無法一言遮蔽那些不斷新興的大眾文藝與數字媒介、全民共創、IP改編、國際交流互鑒等新特質的關聯。換言之，傳統的經典文化模態及其文藝解釋權、話語權受到挑戰，新的發端于大眾文藝的中國樣式、中國形態、中國實踐則在建構。

尤可注意但事實上又常被忽略的是這種極富時代性和世界性的新興文化、文藝所出現的時間和階段。它是在新世紀到來前后產生，并在新世紀的各種條件全面支撐和推動下蓬勃生長的。互聯網技術成為“新基建”，中國文化產業向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邁進，視聽邁向文化接受中心并對內容資源有巨大渴求，全球化極大地促進了大眾文化的生產、交流、傳播和貿易，甚至教育普惠、國人教育水平空前提高等等，都在形塑和影響這樣一個時代及其文藝。“大眾”具有豐富指涉，也確實以復雜多元又具有偉力的樣貌創造性呈現著中國歷史和人類文明坐標系中的獨特群體。

新大眾文藝不僅構成了我們文化和文藝的新語境，也構成了我們文化和文藝方法、路徑、實踐、理想、規劃、方案的“新干道”。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從20世紀初的平民文藝、人的文學和啟蒙主義開始，那么，百年后的文化可能從大眾文藝特別是“新大眾文藝”的概念來拓展。它以新的技術、社會、政治和傳播條件，呼喚我們參與介入并構建文藝的理想、理念。

新大眾文藝的種種，無論是以勞動者的身份視角與文藝表達所展現的精神成果，如胡安焉的非虛構作品《我在北京送快遞》《生活在低處》、王計兵的詩集《趕時間的人》《手持人間一束光》、范雨素的散文《我是范雨素》和長篇小說《久別重逢》、陳慧的非虛構故事集《在菜場，在人間》等等，還是在市場強力介入而依舊葆有智慧和精品追求的網絡文學、網絡劇、短視頻、微短劇等領域，如阿耐的《大江東去》（和據此改編的電視劇《大江大河》）、貓膩的《慶余年》《將夜》、馬伯庸的《長安十二時辰》《大醫》、驍騎校的《長樂里：盛世如我愿》、祈禱君的《開端》、齊橙的《大國重工》、天瑞說符的《我們生活在南京》、李子柒的傳統文化短視頻、意公子的文化藝術短視頻、江尋千等的非遺短視頻、康仔農人等的“新農人”短視頻，以及《我的歸途有風》《三星堆·未來啟示錄》等“跟著微短劇去旅行”的現象級微短劇……都是在適應了新大眾文藝環境和條件的基礎上脫穎而出的。對于經受過傳統審美體系訓練的人而言，這些大眾文藝作品總是存在這樣那樣的不足，但屬于21世紀的普通人的聲音、故事、立場、精神通過或樸素或生動的形式得以呈現、升華和衍生，逐漸匯聚著屬于21世紀的新文藝、人民文藝。這些文藝的信息、形象、質地和力量，使我們不得不重視這種屬于人民創造、具有浩蕩元氣和生命力、挑戰刷新著上個世紀文藝評價和審美體系的新型文藝。

新大眾文藝在迅猛發展中基本趨于媒介和市場形式，并正在形成文化、審美特征。

新大眾文藝的“新”首先體現在新媒介性。互聯網為大眾文藝奠定了集生產、傳播、消費、評價于一體的平臺機制，助力數字社會的新興文藝。我們在豆瓣、知乎等平臺看到了更多體現傳統文學修養的文本，但同樣是網絡發表、營收和讀寫互動機制下的產物，即便是在純文學獎項中“打通關”的金宇澄的《繁花》，依舊清晰地留下了新媒介寫作規制下的軌跡，包括作者這一要素，在網絡寫作時也是以平等交流的網民而存在的。未來的新媒介正在更新進化中，一個大眾文藝的“數智化時期”將伴隨AI技術突進和文藝應用發生重大的新變。

其次是與受眾市場緊密相連后的審美特征。從早期的強調好看到“爽文”“爽劇”“梗”和“數據庫創作”，然后到主流化、精品化、IP化、國際化的“四化”特征下的“不爽之爽”（差異化、個性化、藝術化的爽感營造）以及最大公約數的“共情”意識，甚至追求“人物的弧光”——20余年的大眾文藝并非一成不變，其中有泥沙俱下的混亂，更有藝術和技術的精進。大眾文藝是通俗的，也是兼顧多元的；是復制的，也是催迫創新的；是看重流量的，也是掌握時代密碼的；是民間喜樂的，也是可以注入莊嚴崇高的。新大眾文藝的文化和審美系統遠未完成，目前展現的主要還是自然主義的成長秉性，這也為新大眾文藝的“新”（作為形容詞乃至動詞）預留出廣大的空間。

以網絡文藝為核心的大眾文藝加速了“新”的進程。一些重要的文獻所陳述的不僅僅是政治判斷和要求，也是重要而專業的文藝見解、文藝評論、文藝判斷。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說：“互聯網技術和新媒體改變了文藝形態，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藝類型，也帶來文藝觀念和文藝實踐的深刻變化。由于文字數碼化、書籍圖像化、閱讀網絡化等發展，文藝乃至社會文化面臨著重大變革。要適應形勢發展，抓好網絡文藝創作生產，加強正面引導力度。近些年來，民營文化工作室、民營文化經紀機構、網絡文藝社群等新的文藝組織大量涌現，網絡作家、簽約作家、自由撰稿人、獨立制片人、獨立演員歌手、自由美術工作者等新的文藝群體十分活躍。這些人中很有可能產生文藝名家，古今中外很多文藝名家都是從社會和人民中產生的。”這一重要論述十余年來深刻影響著中國大眾文藝的場域，既敏銳概括了文藝和社會文化的世紀之變，強調了創新活力是趨勢、是形勢，要加強正面引導力度，又從歷史經驗和創作主體判斷“這些人中很有可能產生文藝名家”。講話鼓舞創作生產主體，使之強化了文明文化文藝的自覺。如何熔鑄古今、熱愛人民、鍛造精品、文質兼美，是新時代大眾文藝的“可能名家們”值得思考琢磨、自我建設的使命。

新大眾文藝之“新”，并非僅僅是媒介之新、審美之新，還是情操之新、使命之新，是一個自覺和建設的過程，是念念不忘、生生不已的創造精進之旅。古往今來的大量文學藝術體裁、題材，都是從民間的、大眾的文藝樣式中不斷創新創造、凝聚智慧，最終由杰出的文人、知識分子加以完善和完成的，是為文藝名家和傳世經典。也許，數字化時代的文藝是更為流動的、眾創的、高速變化的，但放大時間和空間的坐標，依舊需要具體的作品和作者來標記人類思想、情感和意志的藝術峰值。重要的是“新”的能力和覺悟，只有智慧和誠實的人才能開墾好時代沃土。

作者系杭州師范大學文化創意與傳媒學院教授、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