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作家、學者、書法家，文學創(chuàng)作一級。曾任《文藝報》編輯、《鐘山》雜志社編輯，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創(chuàng)作室副主任，《東方文化周刊》主編、人民文學出版社《中華文學選刊》主編。2010年《王干隨筆選》獲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F(xiàn)任中國作協(xié)小說委員會委員，中國書法篆刻研究所教授、揚州大學文學院教授，著有《90年代中國文學備忘錄》《王蒙王干對話錄》《汪曾祺十二講》《人間食單》《論王蒙》等，201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王干文集》十一卷。

我和莫言這些年交流最多的是書法，他愛寫字，我也愛寫字，可謂趣味相投。

我和莫言交往多年，一直不冷不熱，不遠不近，不咸不淡，不高不低，大多時候是公務，主要是會議，偶或飯局。細細算起來，居然交往三十七年了。三十七年間，風起云涌，潮涌潮動，人走人散，鬼去魂在。我們之間自然沒有什么牢不可破的友誼，當然也沒有君子小人的故事。多日不見，寒暄之后，便是調侃，我自然不是他很在乎的朋友，他也不是一個舉動就能令我能傷心的人，普通朋友，文學朋友，多年朋友，能幫忙不會客套，能不落井下石之時，還會勸別人別再去搬運石頭。

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很多人以為我對莫言有成見，因為當時有好事者編了一本批判莫言的評論集，里面堂堂正正地收了我的一篇“雄文”：《反文化的失敗——莫言近期小說批判》，殊不知這是我1988年寫的文章，不是為了應景去蹭莫言的熱度而臨時趕寫的。這篇文章發(fā)在1988年《讀書》的頭條，反響還可以，引起了夏衍、王蒙等前輩的關注。出書者如果標出具體的發(fā)表時間，可能會好一點。

其實，我非常欣賞莫言的小說，甚至為他的《紅高粱》得獎還出過一次苦力。1987年底，我當時還在高郵工作，因為寫過一些文學評論，被《文藝報》借調到北京參加由中國作協(xié)組織的全國中篇小說評獎。當時沒有魯迅文學獎，這個獎項相當于今天的魯迅文學獎。評獎分為兩個階段，我先后參加初評和終評。莫言的《紅高粱》在初評時，大家一致看好，全票當選。終評的時候，得獎呼聲也很高。當時老作家李凖對《紅高粱》評價甚高，他說土匪抗日的故事，在他的家鄉(xiāng)有很多，有些故事可能比莫言寫得還要精彩，他一直想寫，但不知道怎么寫才合適?，F(xiàn)在看了莫言的《紅高粱》之后，覺得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角度，解決了他多年的困惑，但他不想再寫土匪抗日的故事了。

李凖是《李雙雙》《黃河東流去》的作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和柳青、周立波等人同時代的優(yōu)秀作家，他的話可以說是一錘定音。但快投票的時候，評獎辦公室收到一封舉報信，說《紅高粱》是抄襲之作，抄襲了刊登在《外國文藝》上的蘇聯(lián)小說《爐火》。應該說，舉報者時機把握得非常精準，投票的關口，出現(xiàn)這樣的情況，一般來說，既然有抄襲之嫌，便先擱下來。評獎一時陷入僵局，因為誰也沒有看過《爐火》，連在《世界文學》工作的宗璞先生也沒有看過。宗璞說，《紅高梁》這篇小說不能得獎會是很大的遺憾，而如果是抄襲的話，也是我們的失職。建議小王（我當時28歲，名副其實的小王）找來看一看，和《紅高粱》對比一下，推遲半天再投票也沒關系。其他評委也同意宗璞的建議，核實后再做決定，不要輕易否決《紅高粱》。

核實的任務落到我的頭上，因為第二天要投票，我當天必須找到《爐火》這篇小說，當時已經(jīng)是下午，而《文藝報》的資料室快要下班。坐公交車可能會耽誤時間，我就借了一輛自行車，從西四環(huán)北大附近的暢春園飯店，騎到東三環(huán)的農(nóng)展館南里10號。時值寒冬，氣溫在零度以下，我從南方來北京，沒有戴帽子、戴手套的習慣，一個多小時的行程，等我到目的地的時候，感覺手凍麻木了，腦袋也凍麻木了。好在當時年輕，打了幾個噴嚏，第二天也就緩過來了。

我在《文藝報》的資料室里找到了刊登《爐火》的《外國文藝》，連夜比較閱讀，發(fā)現(xiàn)兩篇小說之間幾乎沒有聯(lián)系，印象中除了“爐火”和“紅高粱”的意象都有熱烈之意，其余在人物塑造、語言運用、故事情節(jié)等方面沒有任何相似的地方。第二天，我把比較閱讀的結果如實匯報給各位評委，各位評委也松了口氣。最終《紅高粱》得票依然名列前茅，但不是滿票，有評委還是謹慎地選擇了棄權。當時我不認識莫言，也沒有向其他人說過這個“花絮”，至今我也沒跟莫言講過。

第二年冬天我和莫言首次見面時卻有些尷尬。1988年我非常迷戀法國新小說派和羅蘭·巴特，尤其是派生出來的“寫作的零度”，對我啟發(fā)很大，由此去觀照當時一些走紅的先鋒派作家的作品，覺得“自我”侵蝕文本太嚴重，不夠“零度”。我按照這樣的“零度理論”，對馬原的小說進行了“批判”，反響不錯。接著又對莫言的幾篇小說進行了批評，寫了《反文化的失敗——莫言近期小說批判》，我“批” 莫言的文章由此而來。

那篇文章發(fā)表后不久，我受命去魯迅文學院組稿，當時我在《文藝報》理論部當編輯。《文藝報》有一個欄目叫“東方金薔薇”，主要發(fā)表作家的創(chuàng)作談?！督鹚N薇》是俄國文學大師帕烏斯托夫斯基的代表作，在文學史上以“內(nèi)容之美、文體之巧、語言之妙、容量之大”著稱，是久經(jīng)時間考驗、暢銷不衰的經(jīng)典名著。它是一本總結作者本人創(chuàng)作經(jīng)驗，研究俄羅斯和世界上許多文學大師的創(chuàng)作活動，探討文學創(chuàng)作的過程、方法和目的的美文集。《文藝報》的這個欄目也發(fā)表、匯聚了很多著名作家的創(chuàng)作談。當時文章“存貨”緊缺，報社領導讓我去魯迅文學院組稿，因為當時魯院和北師大新開了一個創(chuàng)作研究生班，莫言、余華、劉震云、遲子建、洪峰等天之驕子都在此讀書。

恰好遲子建之前寫過一封信給我，說她來北京念書了，有時間到魯院來見個面。說見個面，是因為我們沒有見過面，只是通過一次信。我是最早給遲子建寫評論的人，她當時只發(fā)表過三篇小說《沉睡的大固其固》《北國一片蒼茫》《北極村童話》，其獨特的藝術風格和地域風貌，很快讓人想到了東北的另一個女作家蕭紅，我就以這三篇小說寫了評論。文章發(fā)在《當代作家評論》，結尾引用了惠特曼的詩歌《有一個孩子向前走去》，她看了很感動?，F(xiàn)在有組稿任務，順便看看遲子建，不亦樂乎！我很快打通了遲子建留下的傳呼電話，在一個周末的上午我去了八里莊的魯迅文學院。

在門口碰到了余華，他穿著一身牛仔服，正在門口曬太陽，見到我就說，你應該寫一篇《蘇童在1988》，他今年的小說寫得多棒！沒見過如此捧作家的作家，其實余華在1988也很棒，他的中篇小說《現(xiàn)實一種》成為我后來研究“后現(xiàn)實主義”的模本。余華還邀請我去他宿舍坐了一會兒，他和莫言、劉震云住一間宿舍，余華開心地說，他們倆晚上回家住，我一個人住單間?？吹贸鰜?，魯院安排宿舍還是很人性化的。

中午，遲子建帶我到食堂去吃飯，沒想到在食堂里碰到了莫言，我有些想回避，而莫言卻主動開口說：“是王干吧，你那篇文章我看了，寫得挺好的。大家都說王干批評你，我嚇了一跳，一看文章，51%在表揚，49%批評，還是以表揚為主。”我松了一口氣，沒想到莫言如此大度，而且挺幽默，這49%和51%的比例，還不是表揚“控股”嗎？本來挺尷尬的氣氛被莫言緩解了，我們就坐在一起吃飯，邊吃邊聊，毫無芥蒂。

之后我和莫言就有了一些交往，但我也沒有為莫言寫過稱贊性的評論。1994年《大家》創(chuàng)刊，首次設立了全國最高獎金的獎項，獎金十萬元。今天看來稀松平常，但當時頗有平地一聲雷的味道，因為那時候茅盾文學獎的獎金也就兩千元左右，因而十萬元的大獎被稱為中國的諾貝爾文學獎，很受人關注。這大獎最終被莫言獲得，得獎作品是他的長篇小說《豐乳肥臀》，這部莫言用83天寫就的50萬字長篇小說，是他獻給母親在天之靈的安魂之作。小說寫了母親上官魯氏含辛茹苦帶大一個又一個孩子，謳歌了生命的頑強與偉大，小說里很多人物都是有原型的，莫言也是帶淚帶血寫的。

當時《大家》的評委陣容包含了老中青三代，最年長的是汪曾祺先生，其次是謝冕先生，中年作家是李銳先生，青年作家則有蘇童、劉震云和我，評委會主任則是徐懷中先生，他是莫言在軍藝的恩師。評獎過程中，有評委對《豐乳肥臀》的書名提出了異議，劉震云認為篇名過于“淺直”；謝冕先生認為“題名嫌淺露，是美中不足”；蘇童認為“小說篇名在一些讀者中會引起歧義，但這不應該影響對小說本身的價值判斷”；徐懷中先生認為這是莫言的風格，“書名似欠莊重，然作者在刻意追求一種喻義，因此在我看來不是不能接受的”；而汪曾祺先生則堅定地認為“書名不等于作品，書名也無傷‘大雅’，‘豐乳’‘肥臀’，不必驚愕”。

可見各位評委也考慮到部分讀者的接受程度，評委們的這些意見后來都寫進了各自的評語，而且也公開發(fā)表了，可見評獎本身的透明與公正。雖然汪曾祺先生認為“不必驚愕”，但《豐乳肥臀》得獎之后，還是引起了一些風言風語。我起初以為是獎金太高刺激了一些人，后來發(fā)現(xiàn)還是不同文學觀念的差異難以協(xié)調。沒有想到反應最為強烈的是作家內(nèi)部，原昆明軍區(qū)的老作家彭荊風非常生氣，他著文批判《豐乳肥臀》，并向有關部門反映這部作品的傾向問題，讓《大家》編輯部陷入被動，據(jù)說《大家》編輯部還專門到彭荊風家去道歉。莫言也因此從部隊轉到了地方工作。因為那次評獎，我也被取消了第二屆“大家文學獎”的評委資格。

之后又陸陸續(xù)續(xù)和莫言有些接觸，印象最深的是2005年春天在揚州召開的一次筆會。當?shù)卣Ｍ阅軌蚯叭ゲ娠L，時值第六屆茅盾文學獎評獎結果揭曉，呼聲極高并且在初選時唯一全票通過的《檀香刑》落選了。出乎很多人的意料，當然也出乎莫言的意料。因為揚州是我工作過的地方，當?shù)匦麄鞑康内w昌智部長是我的朋友，讓我動員莫言前來。我沒把握，因為我除了寫過批評莫言的文字外，之后并沒有寫過他的評論。在電話里如實對莫言說了揚州方面的誠意，也希望他能去我的老家看看煙花三月的景致。他猶豫說，明天再定。第二天，他問我，還有哪些作家，他一聽名單就答應了。在揚州采風期間，莫言和作協(xié)的人配合得很好，《檀香刑》不幸落選的事好像沒發(fā)生一樣。莫言善解人意，在揚州采風那幾天，看完風景名勝，看完經(jīng)濟建設成果，在座談會上，莫言由衷地說，這次來揚州收獲很大。

在揚州期間，莫言興致很高，創(chuàng)作了不少莫氏風格的詩詞和對聯(lián)。他在富春茶社即興書寫的一副對聯(lián)，至今仍是富春茶社的一大寶貝，內(nèi)容精巧：

兩代名廚四季宴

一江春水三省茶

揚州富春有自配的魁龍珠茶，猴魁是安徽黃山名茶，龍井是浙江杭州名茶，珠蘭則是江蘇鎮(zhèn)江名茶，龍井香，猴魁鮮，珠蘭濃，三者融合到一起，鮮香而經(jīng)泡，很合適佐以富春的包子同食。有人跟富春茶社的老總開玩笑說：“你們免費使用莫言做廣告，也不怕莫言討公道？”我說：“不會，莫言是個厚道人。”

莫言厚道而幽默，幽默的智慧超乎尋常。2007年他供職在《檢察日報》，有一次《檢察日報》舉行筆會，討論“檢察文學”，這概念好是好，但如何和法紀文學、公安文學、反腐文學區(qū)別開來，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和閻晶明等評論家都為此犯愁，沒想到莫言第一個發(fā)言，他的定位高遠而空靈，他說，法制文學是社會主義文學百花園里的一朵奇葩。奇葩當年還沒有今天網(wǎng)上這種特定的含義，還是褒義的。莫言定位之后，我們的討論就圍繞“奇”做文章，原本不好討論的話題迅速被大家從不同角度論述開來，會議氣氛熱烈。

我和莫言這些年交流最多的是書法，他愛寫字，我也愛寫字，可謂趣味相投。我還讓莫言寫過刊物一年的標題，莫言分文不取。前幾年，云南曲靖爨寶子紀念館想讓莫言題詞，幾經(jīng)周轉，讓我轉告。我和莫言說，《爨寶子陴》的地位應該和《蘭亭序》一樣高，只是被低估了。莫言欣然命筆。2008年我和莫言、舒婷、李洱等到河南云臺山去開筆會，我們會寫毛筆字的作家每到一處，都有人索字，當然我們是捎帶的，人家主要還是要大作家莫言的墨寶。有一天晚上，我們寫完都準備走了，這時有一個人眼巴巴地看著莫言說：“莫言老師，能給俺兒子寫幅字嗎？俺兒子明年考高中，想托大作家的福氣?！蔽乙豢?，原來是這幾天為我們開車的司機，主辦方說：“莫老師太累了，明天再寫吧。”沒想到莫言興致正濃，說：“最后一幅吧，要寫什么內(nèi)容？”司機將準備好的字條遞上去，莫言大筆一揮，司機感恩戴德。莫言說：“我的字也不值錢?！敝鬓k方說：“怕你累了，寫這么久?！?/p>

《清明》這期刊登的莫言的一組短文，是莫言近年來一些新作小輯，這些短文涉及面廣。說到與王蒙先生的交往以及對他小說的點評；寫了對汪曾祺先生的敬仰；回憶了自己的文學“出道”經(jīng)歷；將目光投向自己的童年經(jīng)歷來談寫作的靈感來源，真誠坦率地表達了對《紅樓夢》中劉姥姥的喜歡；也以幽默風趣的語言談及自己的頭發(fā)問題；莫言還用方言為讀者描繪一個充滿神秘色彩的鬼故事。這一系列文章看起來內(nèi)容很廣，但都來源于生活，從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想象力并非憑空產(chǎn)生，而是建立在對生活的細致觀察與深刻理解之上。同時，莫言很擅長將民間的、口頭的、文學的語言融入作品之中，創(chuàng)作出具有濃郁鄉(xiāng)土氣息與人文關懷的文學作品。

談及文學創(chuàng)作，莫言對汪曾祺先生的敬仰之情溢于言表。他精準地捕捉到了汪先生作品中“散淡”這一核心特質。汪先生的散淡，不是刻意為之的矯揉造作，而是歷經(jīng)歲月沉淀、人生徹悟后的自然流露。這種散淡，恰似一杯陳年老酒，醇厚綿長，讓人回味無窮。莫言敏銳地洞察到，想要創(chuàng)作出如此散淡的文學作品，作者本身必須具備一顆散淡的心。在那個文學創(chuàng)作受到諸多限制的年代，汪先生能夠突破束縛，以一種輕松自如的筆觸描繪生活，實屬難能可貴。更令人欽佩的是，汪先生并非超脫世俗、冷漠無情，他的童心依舊熾熱，使得作品在散淡之余，又不失天真與浪漫，呈現(xiàn)出一種獨特的藝術魅力。莫言對汪先生的評價，也折射出他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深刻理解。他深知，文學作品的優(yōu)劣，不僅取決于作者的才華，更取決于作者是否擁有一個有趣的靈魂。莫言也深知汪先生作品中“傳承與創(chuàng)新”的重要性，這恰是莫言自身文學創(chuàng)作的真實寫照。他的作品，無不深深扎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之中，同時又以大膽的想象與獨特的敘事，為傳統(tǒng)文學注入新的生命力。

談及冬奧會，莫言以敏銳的眼光，從年輕運動員身上看到了新時代、新青年的新特質。他被蘇翊鳴、谷愛凌等運動員在比賽中展現(xiàn)出的挑戰(zhàn)精神、文化融合與時代風貌所打動。這些運動員不僅在體育競技領域取得了優(yōu)異的成績，更在文化交流、思想觀念等方面展現(xiàn)了開放包容的胸懷。莫言認為，這些年輕人的嶄新面貌，為我們這個時代增添了光彩，也給他的創(chuàng)作帶來了新的靈感與活力。他真誠地向這些年輕人學習，希望能夠將這種時代精神融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塑造出更多具有時代感的“新人”形象。總的來說，這些文章雖短，但都是充滿智慧與真情的作品。莫言以他獨特的視角與深刻的思考，展示了他對文學、生活、時代的諸多感悟。莫言的文學世界，是如此的豐富多彩，值得細細品味與深入探索。

最后還要說一說莫言送我的一幅字。2009年底，我還在《中華文學選刊》工作，在一個飯桌上，莫言說他現(xiàn)在用左手寫字，我說肯定會比右手好，因為左手沒有那些壞習慣，就說要求字。第二天，莫言發(fā)短信給我，說：你是客氣問我要字的，我寫好了。給我地址，快遞過去。我收到莫言的墨寶后，異常喜歡，他左手的字果然沒有被污染，拙樸中帶著稚氣，像他的小說《透明的紅蘿卜》一樣，干凈、單純，帶著鄉(xiāng)村少年的渾樸。內(nèi)容也好：

不抓不撓

佛說遇蚊蟲叮咬忍之

我說逢小人追罵樂之

莫言這話寫給我，是寬慰我在這之前之后“犯了小人”，不必往心里去，恐怕也是他自我解脫的方式。比之莫言的境遇，我受到的那些小不平、小誣陷、小惡毒，抖抖身子，就會像鳥毛一樣落地。我更要向莫言學習：笑口常開笑可笑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