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靈運與沈約是南朝時期兩位重要的文學家。謝靈運在劉宋時正式開創(chuàng)了山水詩，為唐代山水詩的到來埋下了伏筆。沈約等人在蕭齊時發(fā)現(xiàn)了“四聲八病”，為唐代格律詩的成熟奠定了基礎。二人雖在生平行跡上沒有任何交集，但在文學領域卻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謝靈運生于晉孝武帝太元十年（385），卒于宋文帝元嘉十年（433）；沈約生于宋文帝元嘉十八年辛巳，卒于梁武帝天監(jiān)十二年（513）癸巳。謝靈運死后八年，沈約出生，二人在生平上雖無交集，但在文學史上卻神交久矣：沈約在他的著作《宋書》中為謝靈運立傳，并且寫了一篇非同尋常的傳論。沈約把謝靈運的《山居賦》全文錄入《謝靈運傳》中，還模仿《山居賦》創(chuàng)作了一篇《郊居賦》。姚察、姚思廉作《梁書·沈約傳》，也把《郊居賦》全文錄入《沈約傳》中。要知道，將很長的賦作全篇收入傳記中，這樣的例子并不多見。在詩壇上，謝靈運號稱“大謝”，謝朓為“小謝”，沈約與小謝是密友。沈約的母親沈太夫人是謝家人。

一、以史書所記載的個人傳記論。謝靈運在劉宋時因謀逆罪被殺，一般很難獲得較高的評價。現(xiàn)存正史中的《謝靈運傳》有兩篇，即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與唐代李延壽《南史·謝靈運傳》。李延壽作《南史·謝靈運傳》時，當參考過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

關于謝靈運的生平和思想，縱觀兩傳，會發(fā)現(xiàn)二者的不同之處。首先，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甚為詳細，但李延壽的《南史·謝靈運傳》甚為簡略。這一點可以理解，因為《宋書》是一代之史，而《南史》則是宋齊梁陳四代之史。其次，沈約對謝靈運的生平作了較為客觀的敘述，評價了謝靈運的歷史功績。再次，沈約為謝靈運的被殺鳴冤。《宋書》記載了謝靈運被殺的始末：“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二千戶。”“宋既立，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衛(wèi)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為侯，食邑五百戶。”排除其他因素，從晉代本來“食邑二千戶”的康樂公，到宋代“降公爵為侯”，“僅食邑五百戶”，故“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為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會稽太守孟顗與謝靈運有郤，借口此湖近郭“堅執(zhí)不與”。謝靈運又求偏遠的岯崲湖，孟顗也不與。孟顗還利用謝靈運生活放浪的缺點，誣陷謝靈運，“表其異志”，“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但事情的發(fā)展往往難遂人愿，最后謝靈運因其性格缺陷被殺于廣州，年僅四十九歲。而《南史》本傳則幾乎無鳴冤傾向。沈約力辯謝靈運被殺之冤，功不可沒。

二、以沈約《宋書·謝靈運傳》結尾的“史臣曰”論。一般來說，史傳后都有“史臣曰”，俗稱“傳論”，因此該篇的“史臣曰”又被命名為《謝靈運傳論》。該篇傳論與眾不同，文學界公認該篇實際上是中國的第一部文學史。其文雖不長，但是內容豐富，層次清楚，結構完整。該篇一是論述了上古先秦至劉宋時期的文學發(fā)展史，二是討論了文學寫作中文與情的關系，三是闡述聲律相關的理論。

就文學史而言，該篇對上古先秦至劉宋文學發(fā)展的歷史進行了簡要概括。第一階段，“夫志動于中，則歌詠外發(fā)；六義所因，四始攸系；升降謳謠，紛披風什”，論上古至《詩經(jīng)》。第二階段，“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于前，賈誼、相如振芳塵于后，英辭潤金石，高義薄云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論屈平《楚辭》至于兩漢。第三階段，“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論建安正始文學。第四階段，“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論晉代文學。第五階段，“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摽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并方軌前秀，垂范后昆”，論劉宋文學。沈約在此文中概述了由先秦至劉宋的文學發(fā)展過程，并給予顏延之、謝靈運很高的評價。

就文與情的關系而言，沈約主張“以情緯文，以文被質”，即詩歌要根據(jù)“情”來組織文辭，文辭必須潤飾情，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

就“聲律論”而言，沈約提出“四聲八病”說，他自視甚高，認為“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這雖然未免言過其實，但沈約將聲律提升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的高度，并以此品評詩人們的作品，同時在自己的詩歌創(chuàng)作中身體力行，進行實踐。南齊永明年間，沈約、王融、謝朓、周颙等人皆講究音律聲韻，并進行詩歌創(chuàng)作，世人稱之為“永明體”。“永明體”又稱新體詩，是古體詩到唐代近體詩的過渡。“永明體”的理論強調“平上去入”四聲，要求規(guī)避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的“八病”，追求聲律之美，它的出現(xiàn)為唐代格律詩的到來奠定了基礎，具有積極意義。

三、以沈約對謝靈運詩賦文體的學習、繼承與發(fā)展論。首先是詩歌。以謝靈運、顏延年為代表的“元嘉體”以清新自然、情感真摯、意象深遠、語言簡練、形式多樣的特點，取代了以“三張二陸兩潘一左”為代表的辭藻華麗、偏重技巧、追求形式、筆力平弱的“太康體”，但是詩歌的創(chuàng)作還是要向前發(fā)展的，這一使命為沈約、王融、謝朓等“永明體”作家所承續(xù)。沈約等人繼承了“元嘉體”的優(yōu)點，又克服了“元嘉體”中帶有玄言尾巴的缺陷。“永明體”具備了講求聲律、音韻頓挫，詩風清新、流利曉暢，推崇五言、多用對偶的特點。鮑照評價謝靈運詩為“清水出芙蓉”，沈約更是提出了“三易說”，即易見事（典故）、易識字、易誦讀。謝靈運和沈約皆對詩歌的發(fā)展多有貢獻。

其次是辭賦。謝靈運創(chuàng)作了《山居賦》，沈約則創(chuàng)作了《郊居賦》。《宋書·謝靈運傳》收錄了《山居賦》全文。《山居賦》篇幅巨大，寫的是“其居也，左湖右汀。往渚還江，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綿聯(lián)邪亙，側直齊平”的大地主大莊園。賦文吸取了漢賦的傳統(tǒng)寫法，為后世留下了描寫封建地主莊園的生動畫卷。沈約《郊居賦》為學習謝靈運《山居賦》而作。

據(jù)考證，沈約郊居宅成于天監(jiān)六年（507），是年先任尚書左仆射，后遷尚書令，行太子少傅。賦以鳥獸有所憑依起興，懷顧先王先祖，感嘆生命易逝，富貴無常，暢想隱居于自然之中，想象仙游遁世的自由。再敘述西漢末世以來，家族變遷的歷史。著重回顧祖父于西晉末亂之際，遷居南方，因時而興，建功立業(yè)。傳四世至本人，希望隱居躬耕。沈約想象筑室郊野，依其自然而有水陸草木之盛，禽鳥之歡，自得其樂，并批評刻意追求珍奇奢華之物的行為，過分追求富足是外物之累，并不可取。感念于生命的脆弱易逝，思仙游離世，或遁入空門，體味自然生靈之可愛，然而身托重任，俗事纏身，最終留滯人間。心向往于隱居，然身受累于高位，不得兩全，是以心思郁結。沈約居處儉素，郊居自然不能與謝靈運莊園相比，因此不及謝靈運賦作闊大，但寫法細膩則過之。

四、沈約與陳郡謝氏有著不解之緣。《晉書》曰：“江東之豪，莫強周沈”，吳興沈氏是江南豪族，而陳郡謝氏是北方豪族，沈約的母親便出身陳郡謝氏。《梁書·沈約傳》有：“高祖受禪，為尚書仆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明確記載了沈約母親為謝氏出身。謝朓在齊末被殺后，沈約作《傷謝朓》以表悼念之情：“吏部信才杰，文鋒振奇響。調與金石諧，思逐風云上。豈言陵霜質，忽隨人事往。尺璧爾何冤，一旦同丘壤。”他肯定了謝朓的文采，痛惜其含冤而死的結局。

杜甫有詩云：“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詠懷古跡五首·其二》）沈約與謝靈運在時代的洪流中異代相望，卻又在文學的演進中“異世通夢”。二人的文學成就不僅功在六朝，更利在千秋，為中國文學史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沈約詩文編年箋證”（23AZW009）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浙江樹人學院“樹人學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學中國古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