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岡石窟第6窟東壁上層，具有中原風格的造像。

云岡研究院供圖

云岡石窟位于山西省大同市西郊的武周山南麓，始鑿于公元5世紀，是中國早期佛教藝術的杰出代表。這座藝術殿堂內的石窟造像不僅是佛教信仰的表達，更是多元文化交融的見證：它們融合了西方藝術形象與外來工匠智慧，以精湛的雕刻藝術和深厚的文化內涵，奏響交流互鑒的文明交響。

融合中西雕塑語言的造像藝術

云岡石窟的眾多造像之中，一些具有西方藝術風格的造像尤為引人注目，第18窟主尊左側的一尊弟子像便是生動例證。這尊人像眉骨凸出，眼窩深陷，鼻梁高挺，鼻尖下彎，下頜微突，具有典型歐羅巴人種特征。額側、兩鬢、雙頰的凹陷，以及顴骨的高凸，勾勒出一張棱角分明、飽經風霜的智者面龐；眉頭卷曲、嘴角上揚、露齒而笑的陶醉神情，似在表現聞法喜悅的瞬間。

西方雕塑中對人物線條的高度寫實，在這尊弟子像上展現得淋漓盡致，渲染出一種莊重而歡悅的情感。設計者充分利用雕刻藝術本身具備的審美特性，吸收古印度及中亞佛教藝術精華，以中西融合的雕塑語言展示中國佛教藝術。

此外，在第6窟中心塔柱下層，我們能夠看到更為明顯的胡人形象。塔柱佛龕兩旁的護法夜叉額發卷曲，立眉豎目，眼球圓凸，鼻頭寬厚，蓄絡腮胡，耳長而大，飾耳珰。這些異域人物造像，以獨特的面容特征，豐富了石窟的藝術表現，展現著當時絲綢之路上的多民族交往風貌。

多元文化共創的時代風格

回望歷史，不同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是中華民族形成發展的重要動力。淝水之戰（公元383年）結束后，鮮卑拓跋部建立了北魏政權，太武帝拓跋燾四方征戰，于公元439年平定涼州、統一北方。涼州（今甘肅武威市）位于河西走廊東端，大量僧侶自古印度、西域往來，促進佛教文化在當地傳播，也令當地工匠掌握了融合異域藝術元素的造像技藝。太武帝平定涼州之后，將此地大量居民遷入北魏都城平城（今大同）。

隨著人口的遷徙，平城成為胡商梵僧云集之地、北方佛教的新中心。一批批高僧大德和能工巧匠不僅帶來了精湛的雕刻技藝，更將古印度、涼州、關中等地佛教藝術風格和造像理念帶入平城，與本土工匠共同創作出不朽的藝術作品，呈現鮮明的時代風格。

以第20窟為代表的“曇曜五窟”造像是云岡石窟中年代較早的作品。這些造像廣額豐頤、短頸寬肩、身體粗壯，與蔥嶺（今帕米爾高原）東西、甘肅及其以東早期佛像相似，五官特征酷似北魏前期墓葬陶俑，衣著服飾則較多保留了古印度藝術成分，顯示出“胡貌梵相”的造像特點。以第6窟東壁上層造像為代表的中原風格造像，其神態氣質、衣冠服飾、雕刻手法面貌一新，體現出中華民族審美的影響：“褒衣博帶”的服飾瀟灑飄逸且富有生氣，豐瘦適宜、眉疏目朗的面相給人以溫靜慈和、親切自然的感覺，這種藝術風格明顯具有“改梵為夏”的造像特征。

用石頭書寫的人類文明交流史

公元5世紀中葉的平城已是中國北方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見證著東西文化交流進入我國歷史上的第二次高潮，不同藝術在這里相遇、碰撞、共鳴。

在公元1至3世紀的貴霜王朝時期，古印度西北地區和恒河中上游地區誕生了兩大藝術中心——犍陀羅和秣菟羅，這兩地佛教造像藝術風格截然不同。犍陀羅藝術因多種文化交融而生，繼承了希臘—羅馬雕塑風格，造像深目高鼻，眼瞼細長，波浪式發紋，服飾衣褶厚重，展現出古印度希臘化的寫實風格。秣菟羅藝術則以本土傳統為基礎，兼采各家之長進行再創造，造像面短而圓，體格健壯、氣質強悍，服飾輕薄貼體，呈現出古印度本土化的活力與古典風貌。

這兩種各具特色的異域藝術與中國本土藝術在云岡石窟激蕩融合、交相輝映。在東傳過程中，古印度佛教造像不斷受到波斯、粟特等西域諸國藝術的影響。在北魏官員主導下，參與云岡石窟雕鑿的群體包括西域的僧人和工匠、長安和山東的官吏與庶民，還有北方歸屬的游牧民族和遷徙北上的南朝士大夫，多元群體構成使云岡石窟有了“和而不同”的多面呈現。

于是，我們看到，早期“曇曜五窟”洞窟平面呈橢圓形、穹隆頂，形制采用拓跋鮮卑的氈帳形式，造像的外在樣式又具有渾厚、純樸的西域情調。中期石窟則精雕細琢、裝飾華麗，顯示出復雜多變、富麗堂皇的藝術風格。例如五華洞（第9至13窟）中具有希臘地中海風格的伊奧尼亞柱式柱頭、科林斯柱式柱頭、波斯獸形柱頭等造型融入中國漢式仿木構建筑，相得益彰。晚期窟室規模雖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適中，是中國北方石窟“秀骨清像”的源起，其造像藝術完成了由“胡貌梵相”到“改梵為夏”的轉變。

云岡石窟，一部用石頭書寫的人類文明交流史。它是我們民族驕傲的文化遺產，也是連接古今、溝通中外的橋梁。那些栩栩如生的異域面孔，是歷史的見證者，更是聯結不同文明之間紐帶的使者，訴說著先輩們勇于探索未知領域、渴望交流互通的進取精神。

（作者為云岡研究院歷史與民族融合研究中心北朝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