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從中原走向邊域的詩人很多。其中有從軍、入幕、出使的文人，如駱賓王、蘇味道、王維、高適、岑參等，還有一批貶謫、邊游的文人，如杜審言、宋之問、沈佺期、王之渙、李白等。他們用生花妙筆記錄了人生和心路歷程，為后人留下了生動的詩歌。

《追隨唐人走天涯：驛路唐詩邊域書寫研究》一書，便是以驛路詩歌為突破點，研究唐代驛路詩歌在邊域書寫內容、方式、審美等方面的特征，并在此基礎上，梳理其意義和價值。書中將唐代邊域書寫的審美特征總結為“風物描寫的磅礴雄渾之美”“書劍精神的陽剛勁健之美”“生命感受的悲壯蒼涼之美”“逐臣內心的哀婉感傷之美”四種類型。

何為“書劍精神”？古代士人素來尊崇兩物：書與劍。書，是博學、進取精神的代表。劍，被譽為“百兵之君”，有事功、尊貴、勇毅等多重意涵。除了讀書獲取功名，“按劍從沙漠，歌謠滿帝京”，也是唐代士人的理想。書劍精神的實質，是積極進取、剛強勇毅，敢于承擔責任。期待人生文武雙成，反映在詩壇，則體現在“書”與“劍”并重。唐詩的邊域書寫也不例外，其“書劍精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思報國

唐代詩人積極入世、建功立業的熱情很高。在走向邊域建功立業的路途上，唐人寫下了或鼓勵自己或鼓勵友人的詩歌。

以詩勵志的，有駱賓王的“投筆懷班業，臨戎想霍勛”（《宿溫城望軍營》），以班超、霍去病為師，表達希望建一番偉業的決心。高適的 “總戎掃大漠，一戰擒單于”（《塞上》），目標則更為具體，此外，他也表達了“畫圖麒麟閣，入朝明光宮”（《塞下曲》）的愿望。岑參既高歌“小來思報國，不是愛封侯”（《送人赴安西》）的忠義，也并不忌諱“功名祗向馬上取”（《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的追求。在他們這里，報國和追求個人功業并不矛盾。在他們的詩歌里，充溢著保家衛國的熱情，也昂揚著建功立業的愿望。

以詩勵友的詩歌也很多，如陳子昂寫下“勿使燕然上，惟留漢將功”（《送魏大從軍》）贈魏大，鼓勵他建立堪比竇憲勒名燕然山的功業；孟浩然雖慨嘆陳七“君負鴻鵠志，蹉跎書劍年”，更鼓勵他“一聞邊烽動，萬里忽爭先”（《送陳七赴西軍》）；王維鼓勵劉司直“當令外國懼，不敢覓和親”（《送劉司直赴安西》）。這些詩句滿懷豪情，在鼓勵他人勇往直前的同時，也隱含著詩作者對戍邊的態度，展現出唐代文人豪邁奔放的獨特氣質。

克困苦

遙遠的邊域，沒有中原腹地的繁華，沒有承歡膝下，有的只是爬冰臥雪、風餐露宿、金戈鐵馬甚至生死鏖戰，其中的艱難困苦，常人難以想象。走向邊域的唐人寫下詩歌，鼓勵人們勇敢面對，淬煉出忠勇、俠義的人格。

在岑參《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一詩中，劉單放棄了文章事業，“中歲學兵符”，參佐幕府，明知安西“赤亭多飄風”“地上多髑髏”，還是以慷慨激昂的姿態西行，鍛煉出“其鋒利如霜”的本領。韋應物《贈孫征赴云中》里的孫征，是一位“百戰曾夸隴上兒”的勇士，面對“寒風動地氣蒼芒”的嚴酷環境，勇毅前行，“敲石軍中傳夜火，斧冰河畔汲朝漿”，將劍鋒直指陰山之外。李希仲《薊北行二首》明知打仗就是“辛苦羽林兒，從戎榆關道”，還是豪邁地表示“當須徇忠義，身死報國恩”。這種摒棄了風花雪月，代之以疾風大雪的生活，在唐代驛路邊域詩歌里俯拾即是。在詩人筆下，艱難困苦并沒有導致遠行者情緒低沉，反而讓他們義無反顧地投入“戰馬雪中宿，探人冰上行”（張籍《征西將》）的生活中，視艱難困苦為人生中的砥礪。

盡管邊域的風不再輕柔、草不再微弱、雪不再輕盈，但正是這種凜冽，成為人才施展本領的沙場。詩人們將嚴酷的自然作為邊域生活的底色，盡情歌頌。典型作品如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等，“奇姿杰出，而風骨渾勁”。除了岑參之外，很多驛路詩也筆力勁健，如“雪中凌天山，冰上渡交河”（陶翰《燕歌行》）、“雁行緣古塞，馬鬣起長風”（皇甫冉《送王相公之幽州》）、“塞草連天暮，邊風動地愁”（張繼《奉送王相公赴幽州》）等。

達無畏

走向邊域的唐人，深知邊域環境艱苦、生命脆弱，但他們胸中有書劍精神，就不會悲戚，而是在詩歌中寫下生命的豪邁與灑脫。

沙場征戰，常常是“戰士軍前半死生”（高適《燕歌行》）。戰爭如此危險和殘酷，生命既脆弱又渺小，但戍邊是將士不可推卸的責任。面對生死無常，邊關將士沒有逃避，也不肯示弱，而是清醒又灑脫：“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翰《涼州詞》）“醉臥沙場”并非“醉”，而是面對死亡時的灑脫，也是向死而生、豁達無畏的境界。邊域書寫中，這類詩句還有很多，如王建筆下的故人，遇到敵情就“走馬登寒壟，驅羊入廢城”，戰罷便“羌笳三兩曲，人醉海西營”（《塞上逢故人》）；貫休詩中的征人，明知“相逢惟死斗，豈易得生還”，但依然“縱宴參胡樂，收兵過雪山”（《古出塞曲》）。這些詩句豪情歌唱操刀舞劍，大筆勾勒喝酒吃肉，刻畫出邊關將士的粗獷豪放、率意灑脫，也反映出他們珍惜當下、快意人生的態度。

邊疆苦戰，常不能生還，但唐人依然能毫不猶豫地走向邊疆。其中，除了府兵制度的要求外，也有唐人對人生價值的抉擇。他們是大唐男兒，“男兒本自重橫行”（高適《燕歌行》），就應該有一種闖蕩精神；他們深刻理解走向邊庭可能會犧牲，便高唱“孰知不向邊庭苦，縱死猶聞俠骨香”（王維《少年行》）。在他們看來，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死亡沒有價值，所以他們才能意氣風發、毫無畏懼，在保家衛國時笑對犧牲，在超越生死的路途上傳達出對生命價值的追求。

懷幽嘆

仗劍赴邊關的唐人，雖然能不顧性命，但也有人之常情。他們也會思戀家鄉，也有君恩之盼。當這些常人之思被漠視、被忽略時，他們也難免會有牢騷和幽嘆。

戍邊將士將青春歲月甚至生命交付給風沙與戰火，理應獲得尊重與關切，但唐代戍邊士卒卻容易被忽視。王之渙那句著名的“春風不度玉門關”，筆者以為，隱含著帝王之恩澤也“不度玉門關”之意，而“羌笛何須怨楊柳”，是因為清醒地認識到“怨”亦無用。這樣的詩句，在驛路唐詩的邊域書寫中也不難尋，如“古戍煙塵滿，邊庭人事空”（駱賓王《邊夜有懷》）、“莫言塞北無春到，總有春來何處知”（李益《度破訥沙二首》）、“目斷望君門，君門苦寥廓”等（于濆《邊游錄戍卒言》），無不揭示著統治者對征人的冷漠。“歸來若得長條贈，不憚風霜與苦辛”（盧肇《楊柳枝》），其實，只要滿足這微小的期望，他們就會無怨無悔地奔赴邊關，只是，他們的愿望常年被拋荒置野。積累了無數的盼望與失望，詩中有抱怨，也是可以理解、值得同情的。

杜甫曾寫過，“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月夜憶舍弟》）。故鄉，是中國人深入骨髓的血脈印痕，而走向邊域，往往是久戍不歸、死生未卜。因此，驛路邊域詩歌往往也縈繞著思鄉戀家的柔情。“旅思徒漂梗，歸期未及瓜。寧知心斷絕，夜夜泣胡笳”，在《晚度天山有懷京邑》一詩中，駱賓王這樣表達其歸鄉的熱望；“萬里發遼陽，處處問家鄉”，王建《遠征歸》里已在歸鄉途中的士卒，思鄉竟如此熱切；李益在夜上受降城時，聽聞笛聲，寫下“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的詩句（《夜上受降城聞笛》）。在思鄉的情緒里，唐人的生命價值如此矛盾，他們要勇擔責任，但更渴盼親情的慰藉，他們想建功立業，卻又感慨身埋黃土，這是血肉之軀面對殘酷戰爭的真實心聲。

要之，唐人忘不了書，更忘不了劍，以至于他們贊美人的成功時常以書劍為喻，如“平生聞高義，書劍百夫雄”（陳子昂《送別出塞》），“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杜甫《重經昭陵》），“荒陂古堞欲千年，名振圖書劍在泉”（竇鞏《經竇車騎故城》）。他們傷感人的失落，也以書劍作比，如“皇皇三十載，書劍兩無成”（孟浩然《自洛之越》），“糟漿聞漸足，書劍訝無成”（元稹《答姨兄胡靈之見寄五十韻》），“久別羈孤成潦倒，回看書劍更蒼黃”（羅鄴《冬夕江上言事五首》）。在以書劍作比人生的文化氛圍里，唐詩邊域書寫也仗劍高歌、豪情壯志，將書劍精神發揮到了極致。面對蒼茫的路途、獰厲的自然、陌生的環境，唐人始終充溢著功業理想，無畏無懼，向死而生。在生命隨時會失去的悲哀里、在遠離鄉土和親人的孤獨中、在被遺忘甚至被拋棄的處境中，仍然堅強地走向殺敵的方向，讓后世讀者如我，感受到了跨越時空的悲壯之美。

（作者：吳淑玲，系河北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