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世界去：徐則臣小說及其時代》，李徽昭著，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49.00元

徐則臣因卓越出色的創作實績被譽為“70后作家的光榮”，而面對這樣一位極具標志性意義的作家，目前學界對他的研究，也呈現出了不斷深化與細化的趨勢，如江蘇師范大學徐則臣研究中心的成立、《徐 則 臣 創作 年 表（1999—2021）》（樊迎春整理）以及《徐則臣文學創作年譜（1978—2021）》（姜桂香整理）的相繼發表等。但令人遺憾的是，現今對于徐則臣以及70后作家的系統性研究仍顯乏力，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揚州大學李徽昭教授所著《到世界去：徐則臣小說及其時代》（以下簡稱《到世界去》）的出版可謂有力彌補了這一空缺與短板，并對“70后”作家專書專論研究富有開創性的價值與貢獻。該書以“世界”為切入口，深刻抓住了徐則臣的創作內核，在展現宏闊批評視野的同時，又兼具準確嚴謹的細部研究特色，而且還充分挖掘了文學批評所隱含的“溫情”潛質。

具體而言，《到世界去》首先以寬廣的學術眼界深入探析了徐則臣文中“世界”所映射的多維立體的復雜風貌。在李徽昭看來，徐則臣所秉持的“到世界去”的敘事邏輯與創作法則，表明了作家對于世界文學精神給養的汲取，不再停留于純粹的“技術拆解”階段，而是進一步內化為文學創作的有機質素。因此，《王城如海》《耶路撒冷》《北上》以及“海外傳奇”系列等文學實踐，既在與前輩作家世界體驗的對照中，顯示出了中國與世界的雙向作用過程；又在確立“世界空間”主體性的基礎上，達成了“具身性海外經驗與世界性認知的落地”。也正是由于徐則臣恰當地處理好了“世界圖景”與“本土氣象”之間的交互磨合關系，所以，他的創作才會憑借一種“世界中”的姿態，“超越不同的中心論”，進而“以中國視角在文化互動中書寫一種多元共生的世界新文學”。基于此，“地方經驗”也在世界維度的映襯下，突破了“自足性”的限制，展露出前所未有的開放性與混雜性，并與“世界”進行了積極有效的對話。這種對話一方面意味著中國文學在全球化語境中對于“世界問題”的關切與回應，文本自身的普世價值也得以確立；另一方面，這也深切傳達著一種借助“文學修辭”尋求建立“全球文化共同體”的可能性。其實，以此觀之，徐則臣的“世界情懷”對審視當下流行的“新南方寫作”“新東北寫作”等地方性寫作風潮也不無裨益。

《到世界去》并不只是滿足對徐則臣作品的精神內涵進行總體上的把握與定性，李徽昭在專注于描摹“世界”博大的同時，也致力于剖析“世界”的精微。沿此思路，除了著意于錨定徐則臣在文學史上的獨特坐標之外，整部著作無論是在人物形象分析方面，還是在長篇寫作與文本研讀部分，抑或是在訪談對話的過程中，都特別注重開掘細膩真實的“文學物象”背后所凝聚的豐富歷史信息。第三章“意象書寫”更是在探討現代小說意象詩學的基礎上，直接以“食物”與“船”為典型個案，詳細論證了由它們所釋放的敘事價值與社會意義。其中，李徽昭對于“川湘辣味”食物書寫的分析顯得尤為精彩。據此，麻辣燙、水煮魚等隨處可見的菜品也在“世俗性”與“審美性”的相互纏繞中被賦予了別有深意的文化內涵，并與都市漂泊者產生了一種內在的癥候性關聯。筆者近期也恰好在關注此類話題，深感開展當代文學“物性書寫/物敘事”的必要性。事實上，隨著深度“媒介化”生存模式的到來，我們也應將“電子媒介”視為一種重要的文學“敘事對象”，繼而把它納入“物的譜系”中加以觀照。惟其如此，《跑步穿過中關村》等文本的“物質底蘊”與“人文關懷”也才得以充分顯現。

《到世界去》不僅體現了精準到位的學理式分析，更為重要的是，李徽昭通過在著作中嵌入作家通信、深度訪談、日常合影與隨筆、新聞通訊等充滿活力的“副文本”凸顯了一種“學術的溫度”。可以說，這些“批評的周邊”一方面可以被看作是李徽昭對多年來學術探索的一次“有情的回應”。如果將《到世界去》中的《書法旅行在德州》與其之前所著《漢字書寫與現當代作家手稿》《審美的他者：20世紀中國作家美術思想研究》，或者將《回鄉手記》與其《退隱的鄉土與迷茫的現代性：當代中國文學的鄉土透視》等進行并置對讀，則更能體會到一位研究者念茲在茲的“學術初心”；另一方面，諸種“副文本”與“正文本”之間的內在連通性，也非常巧妙地彰顯了批評家與作家所共同關注的“時代話題”。循乎此，所謂“同代人批評”也不止于對同齡的強調，更關乎雙方對當下現實的“共情”與“共鳴”。作家李浩也在序言中獨具慧眼地點明了這種“共生”的默契關系。此外，如同著者在后記中所言：“以個人化、公共性的雜糅文本介入批評研究，并非要夾帶私貨或偷懶耍滑，而是這些看似異質的內容，與批評闡釋、時代變革確有其豐富的內在關聯，如此或是學術研究的一種文本實驗，是對學術著作的文體穿越。”實際上，這種“破體”與“無界”的學術嘗試既能夠促進當下批評文體的創新，又可以讓人們找到一種介乎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之間的“故事性”聯結關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文學批評將變成拉拉雜雜的家常絮語，更不是想要借此營造一種固化封閉的“圈子”氛圍，而是旨在啟發人們探尋如何將熱氣騰騰的“文學交往”史料轉化為充滿溫情的“學術表達”的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