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達拉伊達》

《絕望之點》

《天堂》

2024年的意大利文學仍舊把自己交給回憶。那些曾經喧囂一時卻終究被淹沒在歷史長河中的，以及那些表面上平淡無奇而內部暗潮涌動和令人無法忘懷的人和事，就好像是在無形中積蓄能量，然后終于突破某種阻礙爆發出來，呈現在我們的面前。即使久遠的傷疤，也終有一日會被揭開，并且要求得到療愈。成為這些往事背景的，永遠是那些古老的城市，尤其是仍舊浸透著根深蒂固傳統習俗的小鎮，還有延續著古老生活習俗的居民。當現代文明“侵入”的時候，永遠會聽到那些古老的聲音在低吟。

“揭示生命中特殊而必要的東西”

當我們自愿或者被迫遠離喧囂，回歸自然，沉浸在細碎的日常之事當中，傾聽內心的聲音時，對于生和死的思考，還有那些歡娛和恐懼，希望和彷徨的情緒，就會一股腦涌上心頭。斯特法諾·達勒·比昂科（Stefano Dal Bianco，1961-）的詩集《天堂》（Paradiso）來自疫情期間他和心愛的小狗提托一起在古城錫耶納附近山野之中的漫步與冥想，是以詩歌形式創作而成的日記和自述。作品中無數次引用但丁《神曲》中的意象與情節，暗示著自己的這種“朝圣”就是從地獄走向天堂的過程。敘述中并無真正的故事情節，而是記錄了詩人如同朝圣者般日復一日的行走，以及與之相伴的各種回憶與感悟，還有周圍各種自然的聲響，途中偶遇的小小驚喜，尤其是對于詩歌創作的新嘗試：沉浸在靜旎的自然當中，將詩歌的韻律與詩人自然的氣息融為一體，從而達到精神層面的升華。此外，詩歌的語言非常口語化，一方面將途經的風景和自然界生物的活動娓娓道來，另一方面也展開與讀者的直接對話，直至將“我”延伸成“我們”，也就是那個希望得到傾聽的詩人群體，哪怕自己的讀者生活在未來；甚至是所有想要為“應該如何在這個世界上存在”的問題尋找答案的世人。

在《用語法撰寫的自傳》（Autobiogrammatica）的作者托馬索·加爾托奇奧（Tommaso Giartosio，1963-）看來，語言代表著生活本身最為內在的本質。這是一本兼具自傳和敘事散文形式的作品，反映了作者與描繪我們生活含義的詞語之間深層的連接。作品按照主題劃分為若干章節，實則是對作者人生經歷的分層切割和琢磨：家庭、友誼、愛情、成長、旅行……每個主題都由一系列的事件和思考構成，而它們又都與文學和哲學概念結合在一起，共同勾勒出一個個體的語言版圖，同時也展示出作家本人感知世界和使用語言的方式。托馬索·加爾托奇奧借助幾個概念性的詞語將自己從童年到成年的經歷串連起來，從而完成對自己身份、與家庭的關系、文化方面的成長，還有與世界關系的思考。一路走來，每個詞語仿佛都具有巨大的力量，指引著人物的行為，同時也在揭示生命中某種特殊而必要的東西，人生也逐漸成為由語法撰寫而成的自傳。

達尼埃萊·帕斯奎尼（Daniele Pasquini, 1988-）的小說《野蠻西部》（Selvaggio Ovest）將讀者帶回19世紀末意大利中西部沿海那片貧瘠的馬萊瑪地區，它位于托斯卡納大區西南部和拉齊奧大區的北部。當時意大利王國剛剛建立，這片地區上仍然屬于奔馳的馬群和牧人，以及作為他們敵人的野獸和強盜。牧人父子抓住了最為殘酷無情的土匪頭子黑眼兒，燒炭工人的女兒也在謀劃如何報復曾經對其施暴的黑眼兒的同伙。同一個時期，在大西洋的另一側，對于西部的征服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來自那個世界的水牛比爾與一些印第安頭人和神槍手組成的“野蠻西部秀”，在意大利巡回演出中途經佛羅倫薩。至此，來自真正西部的表演者，與這個“意大利”西部的真正牛仔的故事交織在一起。在馬萊瑪，發生最頻繁的就是偷盜牲畜的事件，而這些事件恰恰將形形色色的人物聯系在一起：勇敢的牧人、逃脫暴力并試圖復仇的女孩、充滿虛榮的警察，再加上野獸的襲擊和暴力與槍戰的橋段，都使發生在這塊貧瘠土地上的故事演變成為一部跌宕起伏的史詩。

對真相的洞悉

在一個位于兩個大區交接之處的海濱小鎮上，居民人數在冬季的六千和夏季的十萬之間搖擺，平靜而又細碎的生活因為一位優雅、慷慨和神秘的女性的遷入而泛起波瀾。這位女醫藥師開設的“動物之家”成為居民們樂于光顧的場所，她的一些習慣也成為小鎮的時尚。然而，在她平和、游刃有余而又看似一成不變的生活底色下面，滲透出一絲因為無法掌控命運而產生的惶恐，親切的態度中也有一種躲避和疏離。在小說的開頭，這位可親的藥劑師淹死在浴缸里，接手案情的女律師開始了深入的調查，試圖解開這個上世紀70年代出現在小鎮生活中的神秘女人的真實身份。基亞拉·瓦萊里奧（Chiara Valerio，1978-）的小說《有人發言，有人緘默》（Chi dice e chi tace），通過一起看似荒唐的死亡事件，解開了塵封20年的記憶。通過形形色色的女性生活，展現出現代人那種始終處于動蕩之中，以及仿佛在兩個不同世界之間游走的存在方式。借助發生在小說開頭的事件，小鎮的過去得以沖破沉默的現實，轟然回歸，從而也模糊了很多概念之間的界限：欲望與濫權，照料與占有，藥物與毒藥，愛情與暴力……仿佛只需要改變劑量，就能完成二者之間的轉換，仿佛它們互為彼此的反面。

上世紀80年代的羅馬，也有一位名叫瑪麗·法蘭西的神秘女人。她的杰菲琳精品服裝店就像是開設在首都帕里奧利富人區心臟地帶的一個“巴黎角”，將追求自由與獨立的思想灌輸到像店員和女大學生芭芭拉這樣的年輕女孩心中。對于這些女性來說，時尚并非代表著輕浮，而是一種儀式，一個夢想，一種秘密，可以用來對抗痛苦，以及境遇迫使她們發生的改變。正當瑪麗借助自己對于時尚的敏感使生意日益紅火之時，商店最新開辟的兒童服裝生意卻給商店招來了無端的威脅和誹謗。街區內的居民們開始對她們充滿惡意，甚至將一個女孩的失蹤與她們聯系起來。伊拉莉亞·加斯帕里（Ilaria Gaspari，1986-）的小說《名譽》（La reputazione），在開篇之處援引一本時尚雜志上刊登的，發生在該街區的一件軼事：1983年，羅馬帕里奧利區居民對精品店店主、社會名媛瑪麗·法蘭西發起的語言暴力，以及這位女性的失蹤，實則取材于1969年發生在巴黎和新奧爾良市的類似事件，而對于瑟巴斯提昂·費策克（Sebastian David Fitzek，1971-）的小說《治療》（Die Therapie）的某些借鑒，又為這部作品增添了一種偵探小說的色彩。不過，女作家加斯帕里的主要目的，還是向我們展示表面與實質、過錯與流言之間的界限；展示那個網絡算法尚未誕生的時代，偏見與不信任如何蒙蔽了仍然生活在古老習俗當中的居民，進而使流言演變成為一場具有極大破壞力的誹謗；也從側面印證了那句“木秀于林，風必摧之”的古語。

安東尼奧·弗蘭基尼（Antonio Franchini，1958-）的小說《心中的火》（Il fuoco che ti porti dentro），充滿了對逝去母親的緬懷。主人公同樣是一個外表充滿魅力的女性，但身上卻散發著一種腐臭的氣味，而且就像標題中所描述的一樣，心中充滿了一團火。她是各種復雜情緒的代表：對政治的漠不關心，種族主義、古典主義、利己主義、機會主義、變化論者……這部以母親生平為主線展開的人生悲喜劇，對這個由多重身份構成的綜合體所熱愛和憎恨的各種事物進行了深刻的研究：對于童年時期所經歷戰爭的痛苦記憶；父親過早去世，母親造成了主人公青年和成年時期的不幸；從祖父母那里遺傳的自卑感……目的只是要回答一個問題：到底是怎樣的或隱或現的經歷，是生活怎樣的鞭撻，以及何種不為人所知的傷痕，會使一個人變得如此憤怒和充滿敵意，甚至對于任何形式的和解都懷有抵觸的情緒；又或者僅僅是由于這個女人心中燃燒著猶如火山般兇猛的一團火。這位母親的生平顯然是20世紀意大利歷史的濃縮，而那段歷史對生活在今天的人們仍是一道隱隱作痛和等待療愈的傷疤。

講述新的移民故事

在所有這些古老和年輕的故事構成的意大利社會生活當中，又逐漸加入了移民的故事。不過，這些故事不再以移民如何融入意大利社會為主題，而是由已經融入當地社會生活的外國作家講述。

《阿達拉伊達》（Adalaida）的阿根廷裔作者阿德里安· N. 布拉維（Adrian N. Bravi，1963-），以及《我的故事》（Storia di mia vita）的波蘭裔作者雅內克·戈爾齊卡（Janek Gorczyca，1962-），就是融入意大利文化的外國作家。前一部小說的作者在上世紀80年代到意大利學習，畢業后進入大學圖書館工作，并繼續從事文學創作，曾經獲得多個文學獎項。在主人公61歲的時候，作者與她在馬爾凱大區相遇，并了解到她跌宕起伏的人生。主人公阿達拉伊達出生在意大利，但由于二戰時期對猶太人的迫害而被迫在幼年時移民阿根廷，并在當地語言和文化的培養下，成為一位特立獨行的詩人和陶瓷藝術家，更是上世紀阿根廷最富于斗爭精神的女性之一。然而，上世紀70年代發生在這個國家的慘痛事件，又使她被迫回到了出生的意大利。在小說中，作者并非僅限于介紹主人公的生平，還將自己青年時代在祖國阿根廷的經歷加入到對主人公生平的講述當中，成為主人公那段為了藝術而抗爭的經歷的見證者。

與前一部作品不同，第二部由移民作家創作的小說是生活在意大利的外國人生活的口述史。作品完全用意大利語寫成，語言有力、獨特而又犀利，講述了主人公在意大利生活期間的成功與失敗，艱難困苦和委曲求全，永遠在希望與失望、友誼與愛情，以及暴力和黑暗力量之間徘徊。他既是一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又精通多種語言和鐵匠的手藝，因此從來不缺少工作機會。帶著此前在其他國家生活的經歷，他混跡在意大利社會形形色色的人群中間。作為一個在羅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外國人，他時而挨餓，時而憂傷和不安，時而為發現自己竟然會使用暴力而感到痛苦，有時甚至會害怕失敗和走入一個死胡同。然而，他從來沒有放棄生存的努力，并永遠對這個世界和身邊的人充滿著好奇，用自己的雙腳丈量這座城市，用他的筆記錄這座城市的街頭生活。

物件、情感與回音

講述歷史的不僅僅是人和事情本身，還有故事發生的環境，以及我們曾經擁有，或者曾經“擁有”我們的那些物件。人和物件相互依存，互為彼此存在的見證。在文獻學領域中，“絕望之點”指的是一段已經損壞且無法恢復的文本，以至于文獻學家只能放棄，并畫上一個“絕望十字”。米凱萊·馬里（Michele Mari,1955-）的小說《絕望之點》（Locus desperatus），正是用家門上出現的這個神秘的“絕望十字”來寓示，主人公即將被迫離開自己住所，并因此不得不對多年積累的物件進行整理，或者帶著它們一起逃離，他的生活永遠無法修復。在這個如同洞穴和博物館的住所里，那些最為平淡無奇的物件，與另外一些仿佛命中注定的事件彼此交融。作品令人聯想到《鬼屋》（The Haunting of Hill House）和《厄謝府崩潰記》（The Fall of the House of Usher）兩部小說，意欲強調住所本身的精神層面——在長期居住之后，人會不知不覺地與那里所有的物件，如書籍、印刷品、一些雜物，還有兒時的回憶成為一體，而每個物件也是居住者思想和情感的延伸。每個物件都擁有自己獨立的精神和意愿。一旦需要離開和拋棄其中的某些東西，就需要與自己對那些東西的迷戀和自己的記憶做一場痛苦的斗爭。因為失去了這些物件，人生就再也無法完整。就這樣，被迫遷離多年居住的場所成為了一次潛入人類靈魂的深刻內省。

縱觀2024年意大利文學佳作，從中可以讀出歷史留給我們的諸多苦難：那些濃重的傷痛，未能表達的愿望，無奈與寂寥、遺忘與孤立無援……但凡此種種，都在文學中得到了探究、傾訴與撫慰。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副教授、意大利羅馬孔子學院中方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