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迅速崛起并覆蓋最廣范圍受眾的文藝形式，短視頻毋庸置疑成為我們這個時代最為醒目的現象之一。每一個身處其中的人都能感受到它所帶來的從娛樂形態到生活方式的整體性改變，在日用而不覺的濡染之中，感覺結構和思維方式也潛移默化地受到影響，進而引發與之相關的喜憂參半的討論。論者用法蘭克福學派或者伯明翰學派的理論資源進行分析、解剖與批判，也會結合媒介環境學申言其時代的必然性和變革性潛能，比如認為它是速食的大眾通俗文化，也是影響力逐漸提升的亞文化，更是新媒體的產物，充滿了多樣的可能性，等等。既有的關于階層、性別、族群的話語范式依然能夠部分地發揮闡釋效用，然而從內部而言，技術迭代和媒介拓殖所帶來的長期效應則溢出先前“文化研究”的范疇。我們需要對短視頻文化的特質、社會功能、文類生產和主體建構等多個層面進一步開掘，以深入認識其時代意義、美學潛質和之于未來社會的作用圖景。

1.分眾式文本與融合性文化

短視頻文本是分眾傳播的典型代表。從分散化的創作者來說，出于個體的自我表達與有目的地打造賬號，會有自覺與不自覺的區別。但是，一旦進入某個平臺與渠道，就會通過產品分類、用戶畫像、匹配推薦等方式，進行市場細分和用戶定位從而盡量實現精準投放與推送，進而形成一個一個分眾的群落。此前的總體性文本，比如“文學”，在這個語境中即便不是消失了，也至少退居為分眾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或者成為新媒介文化的內容提供者。

分眾化無疑直接作用于內容生產。因此，相關的文本和傳播充斥符號化場景、可傳播形象、戲劇化瞬間、刺激性情節、沖擊性語言、單向度話語，甚至是欺騙式營銷……為了迎合效率，一切都會被壓縮和化約，除了一些具有原創意味的作品，比如李子柒的農耕牧歌式作品——但它們很快也會被模仿，絕大部分是依附性的和依賴數據庫的增生式表述。這些增生文本形成了短視頻的碎片小宇宙、單薄小世界。或者可以說，關于宏大世界的觀念在短視頻語境中被放逐了，現實世界被呈現為信息世界，甚至都不是故事世界。無數短視頻“各自為戰”，并不要建構某種整體的宇宙圖景，因而放棄了互文的念頭，只是共同存在。于是，自己構成了一種圖景。這種圖景恰恰產生于融合性文化的背景之中，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有意味的悖論。

我們不能簡單地將短視頻文化視為一種文化娛樂和消費方式，國家廣電總局發展研究中心等編著的《中國短視頻發展研究報告（2024）》顯示，短視頻越加趨于用戶規模大、使用黏性強、平臺信息海量、用戶興趣多元、深度鏈接消費等特點，兼具媒體聚合、社交網絡、電商銷售、內容分發、知識服務、大眾娛樂等多重屬性。基于多重屬性，短視頻可以說是新人文融合中的綜合性文化，至少包含這幾個方面的維度：它是技術創新和媒介升級后的產物；它已經成為一種文化產業，并且有著市場急劇擴展的趨勢，在第三產業結構中占比上升迅速；在拉平的表述方式和平民化的理念中，成為一種為大眾普遍掌握和廣為使用的（意見、觀點、美學和情感）表達渠道；它也是文化自身演變的結果，是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表現形態。

回到文本來說，短視頻表現出美國學者詹金斯所說的“參與文化”特點：自發的加入、門檻較低的表述、分享與學習并重、交往方式的重建等。它的優點是便捷、廉價、大眾化，理論上只要擁有一臺智能手機，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科技日常化帶來了一種法國學者朗西埃所說的“可感性的再分配”，原先許多不被關注的人、事、物通過分享而被看見，從而使得文化創造與消費進一步趨于平等與自由，開辟了新的公共空間。但這目前還是一種理想愿景，因為我們無法設想科技自身的獨立、中立與自足——一方面技術可能帶來結構性不平等，另一方面技術被掌握在什么樣的主體手中決定它可能產生什么樣的后果。因此，盡管是融合性的文化，但分眾式文本并不會自然而然地生發出新的、我們黨在延安時期就倡導的“人民文藝”形態。作為一種新型文藝形式，短視頻只是“人民文藝”的基礎，需要組織和引導。

2.情緒消費與非經典化生產

任何一種文藝形式，對于創作者、生產者和傳播者來說，都會有自身的預期、計劃、目標；對于接受者、消費者而言，也往往帶著不同的期待視野和目的。它們包含著價值觀念與美學效果，應該是情緒與認知、情感與理念、感性與理性齊頭并進或者相互關聯的作品。與文字用抽象符號表述不同，影像敘述與呈現直接將世界轉化為圖像聲音，短視頻則是更為短暫的、動態的影音圖文，直接作用于耳目感官。單位時間中影像傳遞信息有限，而時間又有極大限制，這必然導致它傾向于簡單地直擊感性與情緒，而非雋永地涵養理性與觀念。

在短視頻文化中，至少在目前的生產業態里，迎合、傳遞、表達、創造與引導情緒占據主導性。八種主流的短視頻類型，包括搞笑類、美食類、美妝類、治愈類、才藝類、混剪類、影視解說類、知識普及類，走紅的作品中絕大部分提供的是情緒價值。目前甚為流行的微短劇，更是將單位時間里的反轉與刺激發揮到極致，為了吸引眼球而不惜損傷邏輯與常識。

受眾面對多樣性和流動性選擇的時候，多線程處理信息則會帶來情緒感知上的跌宕起伏，前一秒正在為一個不幸家庭中兒童的懂事掬一把熱淚，下一秒就滑到了插科打諢的脫口秀；上一個視頻還是國際局勢的風云變幻，下一條又進入視頻主播的勁歌熱舞。碎片化信息本身也許并不構成情緒與認知上的沖擊，互不相干的碎片化信息的涌入，卻必然會帶來精神上的渙散。

深入觀念層面，短視頻并不以敘事性建構為主要目的——它當然包含了敘事的元素，但是更多體現出文化展示性、事物記錄性和情感表達性。對比同為影像文化生產的影視，可以得出很直觀的感受：影視是連續性剪輯（或運鏡）、蒙太奇拼貼、連貫性敘事，短視頻則是斷裂性跳切、非理性邏輯、相關性思維。因此，短視頻的表現形態是平面化的盛行與縱深感的消失，私人化的崛起與共通性的退卻。它是一種去中心化、非經典化的文化生產。

“經典”這個概念更多源自有著較為穩固的物質載體的文化尤其是文字文化，是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的多重合力中“經典化”的結果。對于短視頻而言，既有的“經典化”方式失效了，精品的努力方向可能并非通向于持久的傳承，而在于廣闊的傳播。短視頻要高質量發展，會追求“精品”的打造與傳播，但似乎不會以鑄造“經典”為旨歸，這一點區別于此前各類媒介載體中的文藝形態。

如前所述，短視頻文化要想走向“人民文藝”，需要組織與引導。從目前來看，組織的力量更多依托于市場、技術與企業，它是文化業態變化與產業轉型升級的自然產物。盡管國家、政府和行業協會始終在場，但采取的是監管與調控的功能，或者說即便參與，也是與無數同樣的創作生產者處于同一競爭環境之中，只是因為權威性和此前積累的影響力使之更容易博得關注，從而能夠獲得在引領、倡議、意見領域的較大權重。

由于去中心化、去經典化生產的底色，直接的組織生產和引領方式并不能取得最佳的效果，比如當面對某個不當、不雅、不符合主流價值的賬號與表述時，簡單地將其封號與屏蔽，有時可能達不到預期的效果。如果要在野蠻生長的過程中進行有效治理，就需要清醒地意識到無法用可預測、可調控的還原論思維去理解短視頻文化，而必須認識它的“涌現”特質。即內容、形式和影響力俱佳的“精品”的出現充滿不確定性，這就要求尊重創作生產者的自發與自然，但同時規范可入標準，協調與弘揚價值觀念上的最大公約數。這一切都需要落實在短視頻文化的主體建構之上。

3.本能感知與主體建構

短視頻空間如同一個“萬花筒”，各種內容泥沙俱下，又像一個“拉洋片”，不斷展示這些內容，但是與靜態化或者手動方式不同的是，一切都在加速，所有的內容都稍縱即逝， “短、平、快”以最直觀、直接的形式呈現出來。“短”不僅僅是時長和內容，更是留給受眾的反應時間；“平”則是受制于時長與預期效果而在內容上必然表現出的平面化和淺薄化；“快”則是在重復模式中的再生產頻率，注重速度而非密度，成為“加速時代”從形式到內容、從接受到闡釋的語法。這會讓短視頻文化主體呈現出舒適的自在、被動的自主和消極的自由。

趨利主義追求的是流量或者韓裔學者韓炳哲所說的“功績”，會順理成章地導向盈利為王與用戶至上，那么同質化、低劣化和自我增殖與無效的內卷就難以避免，其結果是劣幣驅逐良幣：大量優秀的內容被那些更能迎合一般平均值受眾喜好的內容擠占了傳播空間，乃至于完全被遮蔽，訴諸欲望和需求本能的內容則大行其道。從普及與提高的辯證關系而言，只有普及而缺乏提高，受眾在喜好性偏愛中，沉溺于舒適的自在，久而久之就會被培育出本能感知的自然化。

基于短視頻文化底部的人工智能、機器學習和算法推薦，并不為普通受眾所掌握，他們僅僅是勞動與消費合一的使用者。基于概率邏輯的算法導致信息鴻溝和數據遮蔽，平臺的商業化和機構化導致信息和流量封閉，那么，普通民眾的選擇權是有限度的，并且很大程度上讓渡了自己的選擇權。人機協作與互動，某種意義上就成了被算法操控的交流和被精準預判的參與，是一種假性互動。這是被動的自主性。

盡管并非主觀意圖，但是受眾客觀上被鼓勵停留在自己的舒適區中，同時又被虛假的自主選擇權所困擾。對于短視頻文本自身來說，敘事主線與核心的缺失，所形成的也是不確定、碎片化、去中心、非線性的浮游感。在這個意義上說，民眾在其中所能獲得的只是消極的自由和結構性的不平等。而最為根本的是，短視頻如何鏈接現實？或者它僅僅是另造了異度空間中的虛擬現實？這是內在性問題。

現有的討論中，價值判斷與立場往往走向兩端，人文主義者憂心忡忡于精英與高級文化的衰落，擁抱現實者則贊賞這種新型大眾文化的發展與變革潛能。辯證地看，短視頻的多樣化是一種現實，但是這種多樣化更多是無序和自然的多樣性，很容易偏向于同質與單向度。作為一種不容忽視的產業，短視頻文化在人文意義上，應該指向于公共性空間的拓展。如何將分散的短視頻文化，凝聚為一種共享理念的共同體文化，讓大眾文化升格為“人民文藝”，人及其理念是根本。

以人為尺度，將短視頻作為工具，人們可以塑造自我和未來。那么，自覺地進行類型分層和共通性價值觀的倡導就勢在必行，那些積淀著人類長久歷史與經驗的真誠、良善、美好、正義、智慧和勇毅，依然是需要不斷回溯的價值源頭。人們自覺地提高數字與媒介素養，認識到平臺塑造審美趣味、文化品位和消費習慣的潛在可能，部分地予以抵抗和拒絕，強化自我創造性和選擇權，有意識地打破分眾文化的壁壘和層級就變得相當重要。唯有經過政治、經濟、社會、科技與個體的多方協商，才能讓短視頻文化發揮出其最大的時代意義和社會功能。

（作者：劉大先，系中國社科院研究員、中國作協文學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