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鄒家華同志在北京逝世，享年99歲。鄒家華的父親是我國杰出出版家和新聞記者鄒韜奮，在父親的影響下，他從小就樹立堅定的愛國情懷，立志投身革命事業。鄒韜奮與沈鈞儒、章乃器、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并稱“七君子”，作為一名文化戰士，其精神品格的形成與傳承，在家族譜系中呈現出清晰的脈絡。

從福建永安的士族家庭，到上海租界的報業斗士，鄒氏家族三代人的命運軌跡，恰如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轉型的縮影。當我們透過歷史，會發現這個家族的文化基因在時代洪流中綻放出獨特的光芒。

1940年鄒韜奮全家攝于重慶，右起：鄒韜奮、長子鄒嘉驊（鄒家華）、夫人沈粹縝、次子鄒嘉騮、前為幼女鄒嘉驪。

從傳統士族到現代知識分子

鄒氏祖籍江西余江，后遷居福建永安。作為家族第八代傳人，祖父鄒舒宇通過科舉入仕，考取清朝拔貢功名，歷任福建永安知縣、長樂知縣，官至延平知府。他為官清廉，不置產業，這讓鄒家雖為官家但生活清貧。鄒舒宇雖然生活不富裕，但對孩子的教育非常上心，他秉承中國儒家的教育理念，對幾個孩子寄予厚望。任永安知縣期間，恰逢長孫鄒韜奮出生，家族將此視為“雙喜臨門”，其任職期間簽署的版串執照（注：征收田糧賦稅的憑據）等文書成為后世考證的重要史料。告老還鄉后，鄒舒宇確立“書禮傳家”祖訓，這種精神深刻影響著后代。

作為晚清候補官員，鄒韜奮父親鄒國珍在福建鹽務局候補期間，親歷了家族由盛轉衰的過程。1900年老父退休后，鄒國珍帶著家眷在福州維持著拮據的家庭生活。盡管經濟困頓，他仍堅持傳統的教育方式。

在沈謙芳的《鄒韜奮傳》中提到，鄒韜奮剛滿6歲的時候，便由父親“發蒙”，讀《三字經》，在“牢獄”般的私塾環境中，開始了幼年的封建啟蒙教育。這種教育與熏陶，對鄒韜奮早期的思想發展有過一定的消極影響，但也培養了他堅實的文學基礎。這段描述為我們展現出了鄒韜奮那個不怎么快樂的童年，猶如魯迅等同時代的學者一樣，苦澀的童年也影響了他們后來對于教育的思想轉變。

鄒氏自乾隆年間從江西遷閩，通過“滿、玉、隆、有、文、泗、律、宇、國、恩、嘉、慶”的輩分排序維系宗族體系，代代相傳。從鄒舒宇的“書禮傳家”到鄒國珍的嚴苛教子，再到鄒韜奮（本名鄒恩潤）突破父輩期望走上文學道路，三代人完整展現了傳統士族向現代知識分子轉型的軌跡。

嚴慈相濟的精神底色

鄒韜奮的童年教育堪稱一部“微縮版近代啟蒙史”。父親鄒國珍的教育方式充滿矛盾性：他既是傳統儒學的捍衛者，又是新思想的傳播者。《鄒韜奮傳》記載，1909年春，鄒韜奮回到福州，原來的私塾老師另謀高就了，新的老師還沒請到，他的學業成了問題。就在這時，孩子上了洋學堂的鄰居來鼓動鄒國珍，不如讓鄒韜奮去洋學堂。鄒國珍對此并沒有傳統儒學捍衛者式的抵抗，而是同意了這個建議。就這樣，15歲的鄒韜奮和他的叔父鄒國坷一同考取了福州工業學校，開始走上了西式教育的路線。

鄒國珍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矛盾結合體，他們成長于傳統的儒家教育中，但晚清巨變也給予了他們新的思考。一方面，他們害怕西方的文化侵蝕了東方的傳統，另一方面，他們又不能無視西方文化帶來的先進與強大。出生在新舊相交時的鄒韜奮，與他的很多同齡人一樣，都面臨著新思想和舊習慣的碰撞，這注定了他要在矛盾中成長。好在鄒韜奮還有母親的慰藉，母親也成了他的精神支柱。

鄒母出生于浙江海寧查氏，但具體的名字已不可考，她15歲出嫁，16歲生下鄒韜奮，年輕時便承擔起了家庭的重擔。在鄒韜奮的童年記憶中，母親的形象既溫柔又堅強。她常常在深夜里為孩子們縫補衣物，額上的汗珠不停地流下，但手上的針線活卻從未停歇。這種辛勤勞作的精神，讓年幼的鄒韜奮感到既心疼又敬佩。他曾在文章中回憶，有一次他半夜醒來，看到母親在燈下做鞋底，心里充滿了歉疚和感激。

母親不僅在生活上給予孩子們無微不至的關懷，還在精神上給予他們極大的支持。鄒韜奮10歲時，背《孟子見梁惠王》這篇文章，只要背不出來就會被父親打手板。鄒韜奮一次又一次背錯，父親一下又一下地打，他嗚咽著背書，母親也在邊上默默流淚。等到背完，被打的右手腫得有半寸高，而母親含淚把鄒韜奮抱上床，吻了他的額頭，讓他安睡。

父親的專斷和高壓讓鄒韜奮產生了反抗封建大家長的心理，而母親的忍讓、能干、賢惠都被埋沒在封建社會的家族里，她不僅沒有成為公共社會中的一份子，甚至連姓名都沒有留下。鄒韜奮從母親的身上看到了舊社會婦女地位的低下，母親的遭遇為他日后積極倡導婦女解放埋下了種子。

母親在29歲時便因病早逝，她的去世對鄒韜奮來說是巨大的打擊，但也讓他更加珍惜母親給予的愛和教育。在母親的身上，鄒韜奮看到了中國傳統女性的美德：溫柔、勤勞、堅強和無私。這些品質不僅塑造了他的人格，也影響了他后來的事業和人生觀。

烽火中的家風傳承

鄒韜奮與沈粹縝的婚姻，是知識分子與進步女性攜手的典范。據黃國榮著《患難之生：鄒韜奮在抗戰中》一書，沈粹縝出身蘇州，既有傳統教育背景，也接觸到現代教育，后在蘇州女子職業中學擔任美術課主任。婚后她不僅操持家務，管理家中的柴米油鹽事，更可以協助丈夫處理讀者來信。1936年“七君子事件”期間，她帶著三個孩子輾轉探監，每次都將讀者慰問信縫在衣襟夾層帶入獄中。這種“以家為戰壕”的堅韌，使得鄒氏家庭成為特殊的精神堡壘。

鄒韜奮與妻子沈粹縝育有三個孩子：長子鄒嘉驊（鄒家華）、次子鄒嘉騮和小女鄒嘉驪。每個孩子的名字中都有“馬”，寓意著他們是鄒家的三匹好馬。

1926年10月，鄒韜奮先生接手了當時印數只有2800份的《生活》周刊。也正是當月，大兒子鄒嘉驊出生。對于31歲的鄒韜奮來說，這不能不說是兩份同時到來的珍貴禮物。

鄒韜奮對孩子的寵愛是顯而易見的。無論多忙，他都會抽出時間陪伴他們玩耍。每天晚上，鄒韜奮都要先逗逗孩子們，然后才去他的工作室。這種雷打不動的親子時光，體現了他對家庭的重視和對孩子的深情。

鄒嘉驊從小就特別喜歡擺弄機器，對家里的玩具或其他東西，總是拆拆裝裝。母親沈粹縝有時免不了責怪他，而鄒韜奮卻笑著說：“算了，算了，孩子嘛，別把他的興趣限制死了，順應其發展吧。”也是在父親的鼓勵下，鄒嘉驊一直對機械工程有著強烈的好奇心，這種好奇心也讓他進一步走向了工業機械的道路。

鄒嘉驊的人生軌跡在那個國破家亡的時代尤為特殊。據《患難之生：鄒韜奮在抗戰中》，鄒嘉驊的童年顛沛流離，1933年，因國民黨迫害，年僅7歲的他隨父母輾轉上海、中國香港等地避難。1941年，鄒韜奮因耳疾赴上海治療，鄒嘉驊陪伴在側，輔助父親回復讀者來信。面對病痛折磨，鄒韜奮仍堅持撰寫《患難余生記》，兒子勸其休息，他答道：“時間太寶貴，若此時停筆，恐再無機會完成。”這段對話展現了鄒韜奮以文字為武器的執著，也令鄒嘉驊深刻理解父親“以筆報國”的信念。

1944年7月24日，被病痛折磨多年的鄒韜奮，呼吸急促得已經說不出話了，彌留之際，他拿起了紙和筆，在妻子、兒子、姐姐和書店里的好友面前，顫抖著手寫下了“不要怕”三個字，便與世長辭了。

鄒韜奮在遺囑中曾說道：“請中國共產黨中央嚴格審查我一生奮斗歷史，如其合格，請追認入黨，遺囑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粹縝女士可參加社會工作，大兒嘉驊專攻機械工程，次子嘉騮研習醫學，幼女嘉驪愛好文學，均望予以深造機會，俾可貢獻于偉大的革命事業。”他將自己的事業家庭托付給了中國共產黨，他的孩子們也沒有辜負他的期望，在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在工業、科學、文化的領域發揮著自己的能量。鄒嘉驊后來延續著童年的愛好，專攻機械制造，赴蘇留學，回來報效祖國，逐步成長為工業領域的骨干人才，后來更是成為我國經濟建設戰線、國防工業戰線和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杰出領導人。

鄒嘉驊曾在給父親的紀念文章《我的父親鄒韜奮》中寫道：“父親因為有這樣一種對人民對祖國的大愛，才會有堅定的行動，有貫穿一生的堅持，有廣大的胸懷。當年，他們‘七君子’獲釋出獄后，在群眾歡迎會上，父親當場題詞：‘個人沒有勝利，只有民族解放是真正的勝利’。也因此，他才是偉大的愛國者。”

鄒氏家族百年變遷，折射出中國社會從傳統士紳到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型之路。鄒氏家族始終保持著兩個傳統：對文化的敬畏與對民族的責任。祖父鄒舒宇品行端正清廉節儉，父親鄒國珍尋求救國之道從傳統官宦轉為實業經商，至鄒韜奮以新聞出版構建輿論陣地，再到鄒嘉驊用工業技術實踐建設國家，四代人的選擇勾勒出中國現代化的獨特路徑，鄒家幾代人實踐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