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乾，原名蕭秉乾（又蕭炳乾），蒙古族，1910年1月生于北京，記者、作家、翻譯家。1934年蕭乾就讀燕京大學新聞系時，在《我與文學》一文中道明他的寫作理想是“通過新聞工作以達到文藝創作的目的”。1935年大學畢業后，蕭乾先后在天津、上海、香港主編《大公報·文藝》，兼任記者。這個時期他奔波于魯西水災、嶺東潮汕、滇緬公路等新聞現場，發表《魯西流民圖》《血肉筑成的滇緬路》等多篇深具人道主義情懷的通訊報道。20世紀30年代也是蕭乾小說創作的主要時期，早在1929年他的小說《梨皮》就發表于《燕大月刊》，此后他又陸續寫出《籬下集》《栗子》《夢之谷》等作品。1939年蕭乾遠渡英國任教，并受邀擔任報社的駐英特約記者。在歐洲七年間，他親歷二戰，寫下一篇篇觀點犀利、感情真摯的戰地特寫。新中國成立后，蕭乾先后擔任《人民中國》副總編輯、《譯文》編輯部副主任、《文藝報》副總編輯。他的長篇通訊《土地回老家》被譯成11種語言，向世界展示中國農村的新變化。改革開放后，他投入到散文寫作和文學翻譯中，晚年與妻子文潔若共同翻譯了詹姆斯·喬伊斯的長篇巨著《尤利西斯》。

今年適逢蕭乾誕辰115周年，本刊特邀學者云韜撰文，評述蕭乾的寫作之路，同時摘編巴金與蕭乾的書信往來以及作家、學者撰寫的蕭乾印象文章，追懷他“未帶地圖”的生命旅程。

——編 者

文學與新聞協奏愛國樂章

□云韜

從北京貧苦家庭的遺腹子，到領民國文藝風氣之先的《大公報·文藝》主編，再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上唯一一位中國內地記者，之后放棄英國劍橋大學拋出的熱情橄欖枝，追隨青年時代的愛國信仰，毅然歸國投身新中國建設，新時期以來以中央文史館館長身份為中國文化事業添磚加瓦，并在耄耋之年把才華再次傾注于翻譯，與他的愛人——著名作家、翻譯家文潔若聯手，讓號稱最難懂“天書”的意識流巨著——喬伊斯的《尤利西斯》等一批重要外國名著進入華語閱讀圈。他，就是蕭乾，新中國成立之前，他是中國現代文學和新聞報道的重要標桿；新中國成立之后，人生后半段成為漢譯小說史上的一個傳奇。特殊時代的苦難，并沒有折損他的勤奮與善良，百萬字著作之外，蕭乾一生勤奮、嚴謹、熱情，他無私奉獻、赤誠報國的家國情懷，是他留給我們后輩的一份寶貴遺產。

京派后起之秀的文藝探索

蕭乾1930年考入輔仁大學英文系，1933年轉入燕京大學新聞系，曾協助埃德加·斯諾編選《活的中國》。1935年，他以《書評研究》順利畢業，同年出版畢業論文，該文在中國書評研究領域具有開創性意義。之后，他在天津、上海、香港等地主編《大公報·文藝》，兼任旅行記者。蕭乾在20世紀30年代的小說創作，是他文學意趣勃發的最初時期。他最早創作的小說《梨皮》發表于1929年，此后發表兩部短篇小說集《籬下集》（1936）和《栗子》（1936）、長篇小說《夢之谷》（1937-1938），和短篇小說《一只受了傷的獵犬》（1938年）。1947年以后零星寫出《珍珠米》等短篇小說。盡管數量不多，蕭乾的小說還是以濃烈的情感表達、深厚的底層關懷、詩意的意境營造等成為京派小說的重要代表。

作為京派文學的后起之秀，他與林徽因、朱光潛、梁宗岱、廢名、何其芳、卞之琳、李廣田等來往密切。蕭乾結識的文學前輩，尤其是沈從文、巴金、冰心等，對他的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沈從文視他為乾弟，不僅幫助蕭乾發表嶄露頭角的小說《蠶》，還與楊振聲聯合推薦他進入《大公報》，力推蕭乾接任《大公報·文藝》主編，并與他聯名出版《廢郵存底》，頻繁的書信交流中充溢著文學的探討與鼓勵；“摯友、益友和畏友”（蕭乾寫給巴金的同名回憶散文）巴金稱蕭乾為“奇才”并時時給予他精神上的引導與支持；冰心親切地稱他為“小餅干”（蕭乾原名蕭秉乾，取諧音），并說“見了‘餅干’，就像見了我親弟弟一樣”。蕭乾與巴金、冰心維持了半個多世紀的寶貴友誼，當事人的深情回憶可見于文潔若的《倆老頭兒：巴金與蕭乾》和蕭乾、文潔若的《冰心與蕭乾》兩書。

蕭乾的童年處于中國在帝國主義鐵蹄下茍延殘喘的時期，他作品中個人命運的悲歌無不折射著國家地位的沒落。作為“暮生兒”的他幼時與母親相依為命，11歲痛失母親，開始獨自闖蕩。他奔波在地毯作坊、羊奶廠和書店，在教會學校崇實學校里半工半讀。蕭乾小說中“壓迫/被壓迫”二元對立的情境設置就是他年少時成長經歷的折射。受教會學校就讀經歷和幼年接觸的基督教徒的影響，蕭乾往往將小說中的壓迫者塑造為一些有錢人，或“洋人”“牧師”“傳教士”，由此也獲得“反基督教作家”的稱號。他小說中的被壓迫者多為兒童、寡母，以及一些城市下層平民如《花子與老黃》中的“老黃”、《鄧山東》中的“鄧山東”、《印子車的命運》中的“禿劉”等，這些人物共同組成弱國子民的人物群像。蕭乾自視為“邊緣人”，不時化身為《梨皮》中的“狗兒”、《小蔣》中的“小蔣”、《花子與老黃》中的“七少爺”、《鄧山東》中的“我”、《俘虜》中的“鐵柱兒”“荔子”、《籬下》中的“環哥”、《放逐》中的“墜兒”、《矮檐》中的“樂子”、《落日》中的“樂子”等貧弱兒童，反復咀嚼年少時的悲苦記憶。蕭乾筆下的苦難兒童總與同樣凄慘的母親、姐姐等柔弱女性相互依偎，而強有力父親角色的空缺不僅符合蕭乾的現實生活境遇，也蘊含著蕭乾對孱弱國家地位的無奈。

“無家”與“弱國”的疊加加重了蕭乾內心需要傾泄的苦悶，以文學治療心靈創傷的寫作目的使得蕭乾的小說洋溢著濃郁的郁達夫式“自敘傳”特色。他不斷強調自己的“憂郁”和“病態”，苦于無法走出極端情緒——過度的積極熱情和悲觀厭世，時常徜徉在抒情色彩濃厚的小說中尋求心靈慰藉。小說中人物出現高度模式化傾向，環哥與母親寄住在親戚家的故事設置出現在《籬下》《矮檐》《曇》《落日》多篇小說中。他的小說飽含對家庭溫情的浪漫想象和對富人惡霸欺壓良善行為的無情揭露。面對日軍鐵蹄下的民族危難，蕭乾一直苦惱于如何將高度飽滿的個人情感與對國家大事的間接再現進行更好融合，1933年底他對巴金的靠攏是他為內心矛盾尋找出路的征兆。他接受巴金的建議，調整寫作路徑，希望走出個人“小圈子”，進入人生“大圈子”。然而，對現實的極度失望使得他不得不暫時遁入虛無的“夢之谷”，渲染了化名為“蕭若萍”的他在遙遠南國避難時邂逅并痛失一場驚心動魄愛情的真實經歷。隱沒于國難陰影之下的詩意世界無法持久，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蕭乾這一階段的文學探索戛然而止。

旅英七載，“棄文從聞”

1939年，時任香港《大公報·文藝》負責人的蕭乾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教（這也是老舍曾經任教的地方），兼任《大公報》駐英特派記者。此后，工作與人事的變動、新聞事業逐漸獲得的關注，加上理性層面的文學救國論和感性層面的主觀內傾創作的抵牾，最終導致他徹底告別小說寫作，專事新聞記者工作。1942年夏，他辭去教職入劍橋大學國王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在濃厚的心理小說創作與研究氛圍中，他重投藝術本體追求之懷抱，主攻英國心理派小說，這一選擇和他早年的文學旨趣是相符的。而當他認識到這些意識流作品“脫離了血肉的人生，而變為抽象、形式化、純智巧的文學游戲了”（李輝《浪跡天涯——蕭乾傳》），又毅然放棄學業，全身心投入記者工作。

1944年后，蕭乾以戰地記者身份親歷諾曼底登陸、挺進萊茵河、聯合國成立大會、英國大選、波茨坦會議、紐倫堡戰犯審判等重要歷史時刻，寫下《進軍萊茵》《美國印象》《南德的暮秋》等通訊。1939-1940年間的“倫敦特寫三部曲”——《血紅的九月》《銀風箏下的倫敦》《矛盾交響曲》也為人稱道。在《銀風箏下的倫敦》中，他寫道：“一個婦人由坍塌的房屋底下被拖出來了，她一直等到得悉自己那四歲的孩子安然無恙才斷的氣，把悲哀托給了從軍隊趕回的丈夫。在同一天，他沒有了妻子，也沒有了爹娘同兄弟，懷抱著那咧嘴哭的孩子。”他將同情民生疾苦的人道主義情懷與重視生活細節的文學視角凝結為真實而犀利的白描筆法，寫出“有血有肉”的新聞報道。空襲下受難的“活寶”英國家畜，戰爭中慷慨、幽默、樂觀的倫敦民眾，六年歐戰之后急需向中國親人報平安的柏林留學生……聚焦民生、以小見大的選材，加上簡潔冷靜的新聞式語言與想象和激情兼具的文學式語言，使得他的采寫擺脫了概念化報道寫作的窠臼，鮮活而生動地再現了戰爭背景下的社會廣闊畫面與普通底層民眾。用蕭乾的話說，報告文學（新聞報道）就是“鼓面上跳舞”（丁亞平《別離在新世紀之門——蕭乾傳》），即在真人真事基礎上最大限度發揮文藝筆法的長處。

在蕭乾旅英的七年間，祖國母親一直是他放不下的牽掛，他竭盡所能利用各種機會大力宣傳中國抗日。“作為《大公報》的記者，我夢想用我的滾燙的文字，暖一暖母親的手腳。……而我夢魂縈繞的依然是我的貧弱的祖國。”（蕭乾《我的年輪》）蕭乾在劍橋大學求學期間經常參加豐富的“課外活動”，如辯論會、電影學會、讀劇會、茶會等，伯特蘭·羅素和李約瑟都常請他去吃茶。蕭乾與威爾斯、艾克敦、喬治·奧威爾以及布魯姆斯伯里團體（the Bloomsbury Group）交好，尤其是布魯姆斯伯里團體，其以弗吉尼亞·伍爾芙和她的畫家姐姐瓦妮莎·貝爾為中心，集合一批多來自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和國王學院的知識分子如E.M.福斯特、T.S.艾略特、阿瑟·韋利等，傳承劍橋大學人文主義精神，可謂英國現代主義文藝運動的核心力量。在他們的熱情邀約下，蕭乾進行了介紹現代中國的一次次演講，振臂呼喚國際同情，這些英文演講大都被刊登在英國報紙上，為中國爭取了更多的國際同情。

1942年《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的發表標志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中國成為英國的盟邦，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英國知識分子對片面追求科技進步行為和觀念的反思，以及對東方哲學的探索熱潮，致使珍珠港事件以來，英國讀者想了解中國的愿望空前地強烈。蕭乾1942年出版的著作《苦難時代的蝕刻——現代中國文學鳥瞰》（Etching of a Tormented Age: A Glimps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和編選集《中國而非華夏》（China but Not Cathay）引起很多關注。1944年，他又接連出版文集《龍須與藍圖（戰后文化的思考）》（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BluePrints〔Meditation on Post-War Culture〕）、編選集《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小說集《吐絲者》（The Spinners of Silk，或譯為《蠶》）。他的這五本由相關演講和文章合并的英文著作集中介紹中國的新文學運動、抗戰文藝、近現代史和中華文化相關知識，被人合稱“英倫五書”。蕭乾一方面期冀古老中國向現代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學習，盡快擺脫落后地位；另一方面竭力重建現代中國形象，以修正英國人以及西方人對古董式中國的刻板印象。這五本書在英國獲得再版，并有多篇書評發表，《吐絲者》還于1947年在瑞士蘇黎世以德文譯本出版。

文壇多面手，一腔愛國情

1946年蕭乾回國，在上海、香港的《大公報》撰寫社論，兼任復旦大學英文系與新聞系教授。1948年，他參加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領導的《大公報》起義籌備工作和中共對外宣傳刊物英文版《中國文摘》的編輯事務。同年，他將《大公報》“紅毛長談”專欄的文章匯集出版了雜文集《紅毛長談》。該書假托一個來自拉脫維亞的流亡商人、紅毛記者“塔塔木林”來觀察20世紀40年代的中國社會現實，對當時中國人已經司空見慣的社會現象予以深刻剖析，極盡滑稽和揶揄之能事，展現了蕭乾諷刺雜文寫作的卓越才能。

新中國成立至1956年，蕭乾歷任英文《人民中國》雜志副總編輯、《譯文》編輯部副主任、《文藝報》副總編輯、《人民日報》和人民文學出版社顧問等。破舊立新的歷史變革使得蕭乾心情振奮，寫下多篇特寫，熱情謳歌社會主義建設。新中國成立前，蕭乾就寫下諸多旅行通訊，那時的他，一心為了“褒善貶惡，為受蹂躪者呼喊，向黑暗進攻”（蕭乾《人生采訪》）。蕭乾在國內遍訪歸綏、魯西、湘黔、滇緬、嶺南、海陲等地，在國外足跡遍布西歐、美洲和南洋等區域，游歷中的所見所感激發他創作了多篇反映社會現實的佳作。蕭乾在大學暑假期間，乘坐貨車在平綏線上考察塞外風貌，寫下他生平第一篇報告文學《平綏道上》（新中國成立后他把題目改為《平綏瑣記》）。他在采訪過魯西的黃河決堤大水災后，寫出《魯西流民圖》等一批反映民生疾苦的特寫名篇。在他的諸多通訊中，《血肉筑成的滇緬路》是廣為傳頌的佳作，山水通訊《雁蕩行》等別具特色，他的西歐戰場報道也最為世人所熟知。為一塊饃饃你爭我搶的難民、在賑災中中飽私囊的官員、壯丁們用白骨血肉鋪成的滇緬路……如果說，過去的黑暗現實驅使蕭乾用如椽巨筆歌民生之哀哭，新中國的蓬勃氣象則激勵他真心為之歡唱。

1951年初，蕭乾參加了湖南省岳陽縣的土地改革。很快，他的長篇特寫《在土地改革中學習》在《人民日報》發表，描摹了中國共產黨推翻封建地主階級、撐起農民腰板的社會畫面，得到毛澤東主席的親筆推薦。數萬字的長篇英文通訊《土地回老家》在英文版《人民中國》連載，很快被譯為11種外文，以土改中的活力中國有力回擊了西方世界對中國新生政權的偏見。1956年，蕭乾隨作協訪問團到內蒙古進行參觀游覽，這也是他生平第三次來到內蒙古，受發生著巨變的新時代的感召和蒙古族身份的影響，蕭乾揮毫寫下《萬里趕羊》《草原即景》《時代在草原上飛躍》，歌頌自己祖先生活過的土地上的翻天巨變。

1989年，鑒于蕭乾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卓越貢獻，他被任命為中央文史館館長。蕭乾號召聯合全國32家文史館，共同編纂了《新編文史筆記叢書》。這套叢書共50冊，六千余篇，五百多萬字，匯編全國兩千多位文史館館員和館外的耆宿名流親聞、親見、親歷的清末至新中國成立的典故軼事，對補足正史具有重要意義。他還對各地請他寫序的來信一律“有求必應”，為《東南亞華文文學大系》《中國現代文學名著叢書》等書寫下大量序言。1990年初，在繁重的行政工作之余，八十高齡的蕭乾和妻子文潔若投身《尤利西斯》的翻譯，歷時四年乃成。這部譯作的誕生代表了蕭乾多年文學翻譯事業的高峰。新中國成立后，蕭乾就不間斷地從事著外文翻譯工作，僅1956年就譯有《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選》《好兵帥克》《大偉人江奈生·魏爾德傳》三部名著，并以譯筆流暢、文字靈動著稱。面對這部被譽為“二十世紀百部最佳英語小說之首”的傳奇作品的挑戰，在對原著的深刻理解前提下，他們的翻譯盡量保留了喬伊斯的語言風格和敘事技巧，包括意識流手法和多語言混雜的特點。為方便讀者理解，蕭乾夫婦還撰寫了厚厚的導讀冊和20萬字左右的注釋，解釋其文化背景、歷史典故和語言難點。《尤利西斯》的翻譯作為蕭乾20世紀40年代未竟“劍橋夢”的接續，在文潔若負責“信”，蕭乾負責“達”“雅”的互補合作中，成就了華語世界第一個《尤利西斯》中文全譯本。自稱副業是“溝通土洋”的蕭乾，還積極延續自己在20世紀40年代旅英期間的文化交流事業，多次走出國門，出訪歐美及東南亞，參加文化交流會議并發表演講，介紹中國的現代主義文學以及他的文學與新聞思想。

改革開放后的晚年蕭乾，以“盡量說真話，堅決不說假話”為座右銘，不遺余力地撰寫回憶散文，進行大膽的自我解剖。代表作品有《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風雨平生——蕭乾口述自傳》等長篇自傳，以及《一本褪色的相冊》《點滴人生》《我這兩輩子》《八十自省》《一個樂觀主義者的獨白》等隨筆。尤其是《未帶地圖的旅人——蕭乾回憶錄》，以其平實文筆和真實內心袒露而廣受好評，也最為蕭乾所珍視，在他的力邀下由美國漢學家金介甫譯為英文。該書還有漢學家丸山昇的日文譯本及其他語種譯本。

這，就是蕭乾。蕭乾稱自己為“介于文藝與新聞之間的兩棲動物”。在發表《夢之谷》之后，他告別小說探索專事新聞寫作；劍橋大學碩士學位到手在即，他又旋即放棄，轉頭趕赴歐洲戰場——這兩次人生路向的艱難取舍，分別對應中國國內抗戰全面爆發和英國的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為激烈的時刻。他的經歷與抉擇，與夏志清所謂“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的命運重合，共同譜寫了國難時期知識分子為國為民的熠熠篇章。近代以降、“五四”以來的民族憂患內化在他心中，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演化為更為鮮明的“國家至上”觀念和中華民族的大情懷。這也是他在新中國成立之際義無反顧放棄優渥待遇回到祖國的原因所在。抗戰結束后，蕭乾再次回歸對語言本體的追求。他不時強調，從20世紀30年代初踏文壇開始，他的最終鵠的是寫小說；到了40年代，野心依然是在小說寫作上。改革開放后，蕭乾積極介紹并翻譯意識流文學。他晚年多次表達了對審美問題尤其是對語言的關注、自己當年從事新聞事業的權宜考慮。他在采訪中不時提到“我還想寫一個長篇小說”，在文學自傳中不止一次表達自己的真正興趣在探討文學語言，“我喜歡新聞這一行，但是我更愛文學創作”（蕭乾《回顧我的創作道路》）。晚年蕭乾的回憶錄大多圍繞文學展開，而較少對新聞寫作進行總結。縱觀蕭乾早年的文學旨趣以及他于20世紀40年代和新時期對意識流等英國文藝的專注探索，蕭乾賦予“新聞”以接觸更廣闊人生面等目的，而獨留文學為自己真正興趣之所在。時代的變遷并未改變蕭乾作為初衷的文學信念，只不過在家國危難面前，一切個人情感與偏愛均需讓位于祖國的需要。

“在具有同樣經歷的當代知識分子當中，蕭乾是最多地談論自己的歷史的人”（賀桂梅《轉折的時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倒臥”的“大鼻子”對自己的刺激被晚年蕭乾多次講述，用來解釋自己1949年決定歸國的緣由。雖一度經歷風雨，他一再強調當年選擇的無怨無悔。崇尚自由的浪漫心性融為他骨子里對文學始終如一的熱愛，孤苦無依的成長經歷，加上民國初年特殊時代背景下被歧視的“小韃子”身份，使得他對國家強大的渴望格外強烈。“弱國子民”身份促使他將對母親的依戀愈加傾注于對祖國的熱愛，旅英經歷將熔煉于蕭乾生命深處的國家觀念變得更為理性。李澤厚曾將中國近現代史思想史的基本線索歸納為“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文壇多面手”蕭乾一生對文學與文化的追求也可化約為“文學”與“新聞”的此起彼伏。對于蕭乾這位“未帶地圖的旅人”而言，在這首壯美樂章的譜寫中，“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祖國正是牽絆他一生的原點。

值得一提的是，蕭乾作為杰出的蒙古族作家，對民族故土的感情真摯深厚，蕭乾遺孀文潔若將蕭乾文學館建在內蒙古大學正是對他的理解和成全。自2008年成立起，內蒙古大學蕭乾文學館作為國內唯一一家集蕭乾文學藝術創作經歷和作品收集、研究、展示為一體的文化場館，已成為我國一處全面記錄和展示蕭乾文學文化和進行人文教育的重要文化場所。

［作者系內蒙古大學蕭乾文學館執行館長，本文系“蕭乾文學館開發研究項目（10700-121007）”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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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