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徐則臣小說的“花街”敘事
內容提要:作為“70后”的代表作家,“花街”系列小說是徐則臣小說創作的個人文學地理標志。“花街”為他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寫作靈感,他把對歷史、現實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思考與認識都傾灑到這條街上。在“花街”上徐則臣為我們展現了一幅幅花街的風俗畫卷,借以傳達出屬于花街的鄉土倫理;為我們塑造了故鄉少年和女人,承載著他對成長與救贖的心靈體驗,對堅忍女性的贊美;他把對故鄉的無限情懷都透過這條名為“花街”的老街道緩緩呈現。花街敘事是他小說構建的獨特空間,是他從個人記憶出發不斷挖掘出來的精神原鄉,是他安放故事的場所,更是他異鄉寓居者的靈魂歸屬地。
關鍵詞:徐則臣 花街 倫理 成長 精神原鄉
如果說,漂泊是每個人此生不可擺脫的心路歷程,那么,我們對家園的尋找,對一個“此心安處”的執著守望,就成為泊著我們流浪之心的最后夢想。所以,在“北漂”及“在路上”的漂泊之后,徐則臣把筆觸堅定地守候在漂泊的心靈“歸去”的行程中,守候在最后的家園里。那里就是“花街”。徐則臣說,在他的小說系列中,“不管是‘花街’系列還是‘北漂’系列,都繞不開故鄉情結,‘花街’寫的是本土的風俗人情,而‘北漂’則是深入描寫了一批故鄉人在異地的生活。”1因此,“花街”是徐則臣筆耕不輟的文學原鄉,也是其心向往之的精神原鄉。
徐則臣寫花街的作品有《花街》《梅雨》《失聲》《蒼聲》《人間煙火》《石碼頭》《花街上的女房東》《大水》《最后的獵人》、《水邊書》(長篇,另有同名中篇)、《耶路撒冷》等,還有一些小說,雖然沒有明確提及“花街”,冠以“淮海”“藍塘”“海陵鎮”等地名,卻依然以石碼頭,青石小巷為故事發生的自然人文背景,無疑是“花街”的另一種表現形態,如《憶秦娥》《逃跑的鞋子》《紫米》《午夜之門》《鬼火》《傘兵和賣油郎》《還鄉記》等。這些中長篇小說都不約而同地指向一個共同的地名“花街”,因此,“花街”是徐則臣在他的文學版圖中精心搭建的一個鮮明坐標。“花街”常年浸漬在南方小鎮的墨色煙雨里,在水汽氤氳、光影昏黃中的青石板路上映出影影綽綽街景;也會在小紅燈籠的投射在水亮的青石板上朦朧光影中,仿若墜入古舊時光般的清涼寧靜又充斥著濃濃暖昧氣息。“花街”隱匿在虛無縹緲的時空里,沒有輪廓清晰的時代背景,徐則臣在此傾心注入他的故鄉記憶,用一個個似曾相識的陌生人、一個個那么熟悉卻依舊無法猜到結局的故事營造出濃烈的鄉愁氛圍,于淡淡的惆悵中,充盈著沉思而意緒紛飛的情思。
一、花街的風情畫卷
“花街”是徐則臣獨有的文學鄉土地理,也是他身處異地回望故鄉時,于重重疊疊的情感中累積而成的一方精神體驗園地,因而自有其特有的情感信息與文化倫理。中國傳統農業文明造就了“和諧”的傳統鄉土倫理:親情相依、鄰里相幫、尊老愛幼、與人為善,而傳統鄉土風俗更因地域差異形成了獨各地所特有的鄉土風情畫卷。五四以降,鄉土故園書寫一直是文學寫作的永恒主題,作家們往往在小說中精神返鄉。比如魯迅“離去——歸來——再離去”的魯鎮、沈從文那供奉“人性小廟”的湘西世界、汪曾祺筆下民風淳樸的高郵湖畔、蕭紅凄清卻有點點暖色的呼蘭河故園,以及新時期以來賈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東北鄉、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蘇童的楓陽樹故鄉,而且這樣的故園寫作隊伍還在不斷擴展,比如新世紀以來陳應松的神農架、閻連科的耙耬山、付秀瑩的芳村等。徐則臣的“花街”也以這樣的一處心靈故園拓展著中國鄉土小說所特有的“文學故鄉”。這些抽象而又具體的文學故鄉悠然有致地以其各自獨特的風俗倫理畫卷有力地支撐著中國鄉土小說作家的敘述空間,呈現了作家們彼此不同的極具故園情韻的文學地理。為了給筆下的一群鄉人、一串串的故事設置一個適當的發生布景,徐則臣用自己的文字建造了一條名為“花街”的心靈故園。他說:“我希望文字里有水的感覺,濕潤、豐沛,又有點粘稠,還有就是稍微灰暗和頹敗,像浪漫主義對夜的感覺。”2這般審美情趣融進筆墨,便呈現出這樣的花街:“花街在陰雨天顯得更幽深。青石板路面放出閃亮的青光,雨水一處處汪著,雨點擊打路面的聲音在兩邊的高墻間回旋。潮濕的青苔爬滿半墻。當時的花街上全是老屋,瘦高,一家家孤零零地站在雨里,像衰弱的老人披著件大衣裳。”“我喜歡花街這個名字、這個地方,把故事放到這里講就特別有感覺,所以我不停地把故鄉里熟知的素材和故事,以及根植于故鄉的想象和虛構搬到花街上來”3仿佛徐則臣只要筆觸碰到花街,就擁有了如魚得水的感覺,這些作品被水汽籠罩,表面清新平靜,卻夾雜著絲絲縷縷晦暗不明的曖昧,暗地里波瀾萬丈,這是純正的鄉土風味。徐則臣依托自己的童年記憶,通過想象和重建,呈現出了專屬花街的鄉村風俗倫理。
紙上的花街徐徐展開,是一幅繁花錦簇、極具地方特色的畫卷,里面裝載著淳樸可愛的鄉人與濃郁的鄉風鄉情。徐則臣的花街作品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作為整體,每篇相互生發,互為補充,于是一想到花街,你的腦海里會不時浮現開雜貨鋪的馮歪歪、開米店的孟彎彎、喜歡趴在樓上窗戶看花街的少年木魚、慈祥善良的秦奶奶、六豁老太和麻婆,他們是花街這塊土地孕育出來的代言人,透過他們的言談舉止,我們能嗅到專屬花街的復雜氣息。在徐則臣的早期作品里,還常常出現一些帶有輪回、因果報應的意象,神出鬼沒的“白蛇”、逃不脫的“鬼撞墻”等帶著生死輪回、因果報應意味的意象零星灑落文中,給小說故事籠罩上了一層鬼魅之感;婚喪嫁娶等習俗也穿插其中,濃厚隆重的民間悲喜喻示著靈性輪回,生命恒久不息。
仙奶奶九十多歲,裹小腳,會跳大神,還會算命看相和用羅盤看陰陽宅,反正和神神道道有關的事都能干。但她輕易不出山,年齡大了,呼神驅鬼的事情太耗精力,折壽。(《鏡子與刀》)
老趙這輩子最后一個心愿就是在花街舉行葬禮,一輩子生活在花街,那是他的根,得按花街的規矩死。兒子趙星答應了老爹的要求,派車把老爹的骨灰送到了花街,先是在花街轉了三個圈,然后才放進靈堂里。葬禮上的硬件準備難不倒趙星,難倒他的是軟件。按照花街和周圍地方的風俗,爹娘死了必須要兒子兒媳婦領下地埋葬。(《失聲》)
他們喜歡這種為死人舉行的隆重的送別儀式。送盤纏對死人很重要,去陰間的道路也不平坦,一路關卡刁難,想要走得順當,在那個世界里富貴太平,必須用錢收買疏通,當然是紙錢。閻王一份,小鬼一份,土地老爺土地奶奶一份,剩下的留給大老劉花吧。(《紙馬》)
花街既流淌著菁蕪并包的民間文化,又帶著宿命般的隱喻色彩與無法言說的哀傷。這些有關習俗的描寫充滿了民間文化的韻味,顯然是花街所處地域的文化因子滲透進了老街的角角落落,一個地方的生活信仰總是會透過一些細節傳達出來,當這些細枝末節經過天長日久的積淀,便形成了穩定的民間品格與風俗倫理。徐則臣沒有避諱這些習俗的陰暗面,也并未因為自己的偏愛美化花街的鄉俗,而是像臨摹一幅清明上河圖似的為我們呈現著花街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由讀者自己去做判斷。徐則臣那細膩溫潤的筆觸,帶著一種清新自然的芬芳,彌漫著野生植物拔節生長、抽穗結果的暖昧而強烈的氣息,一如窄窄花街上擠滿的濃烈的人生況味。花街正是因為柴米油鹽、人情冷暖才成為花街,或許不應該把這里發生的人事往來、風俗倫理看作是虛幻的故事,而應該看作花街實實在在的肉體和靈魂。
花街人有花街的獨特處事方式和人際交往方法,有一套約定俗成的原則支配著他們的行為,它源于花街人心底根深蒂固的傳統倫理道德。這條老街道伴著運河的水聲淌過了千年的漫長歲月,它有著古老鄉村的淳樸風俗、和諧友愛的人際關系,溢滿了人情美人性美:善良的祖母沒有瞧不起年輕時候當妓女的麻婆,而是百般相助,成了麻婆的好友;母親雖然嘴上口口聲聲斥責外來的鄭辛如,卻是個天生心腸軟的人,看不得別人有難處;木魚一家對寡婦姚丹的無微不至,體現著花街上鄰里間的深情厚誼……同時,花街在無聲歲月中悄然變化著。明朝時,花街叫“水邊巷”,名字風雅,也住了一肚子酸水、舞文弄墨的詩人,他們喝了酒寫了詩,抒情的欲望平息了,下半身便騷動起來,在女人肚皮上寫出更好的詩的愿望促成了水邊巷向花街的轉變。清軍入關以后,水邊巷就沒人叫了,花街成了運河沿岸聲名遠播的地標,連當地人都稱其花街,花街的風俗倫理便因這曖昧氣息的混入而由單一走向了繁復。想錢的女人,晚上悄悄在門口掛一盞曖昧的紅燈籠,等待后半夜過路的男人取下,她們隱沒在黑暗里,漸漸地,一條條小船或者一艘艘大船在吻上石碼頭之時,上面便會下來一個個尋求生計的外地女人,她們往往租了一處小小的院落,便在夜里掛上一模一樣的紅燈籠,與原先的匯成一片,并且面積越來越大,花街的名聲便越來越響亮,這股晦澀不明的曖昧儼然與花街的生命融為一體。
然而,正如花街夜里做生意的女人們出賣的只是皮相,平日里與正經女人別無二致,一樣的心腸,一樣的處世方式,曖昧氣息也僅是花街的表象。徐則臣以一個知識分子的寬容之心寫出了一個個溫情悲憫的故事,這些故事里的人物并不能單純依靠世俗的倫理道德來評判。他們背后透露出來的是鄉土底層的生之艱難,花街是中國鄉土社會的一個縮影。《花街》里,原是妓女的麻婆帶著情傷與身孕嫁給了藍麻子,她曾經的相好老默也來到花街守著麻婆的豆腐攤過了半輩子,他的猝死使得麻婆開始思索自己孩子的血脈來源;《失聲》里,姚丹的丈夫為了維護妻子的清白誤殺了他人,姚丹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門口掛上了紅燈籠并替人家哭喪;《憶秦娥》里,侄子和嬸子之間深埋心底幾十年彼此暗戀,默默地守望互助,直至生命盡頭。顯然,無論是麻婆、姚丹,還是《憶秦娥》里的嬸嬸和侄子,他們的所作所為已然逾越了傳統倫理道德的底線,但卻沒有人說他們下賤、自甘墮落、不知廉恥,反而震撼、敬畏于生命在每個平凡人心靈深處最頑強的本色、感情在漫長歲月中的恒常不褪。徐則臣就是以這般寬容的筆調,不是以高高在上的審判者視角,而是以切膚的體驗者身份來為我們呈現著一個個矛盾的故事,他不說明或者刻意尋求解決這些矛盾的途徑,而是故意設置了開放性結局,由讀者自己來對花街風俗倫理的繁復性做出評判。
二、花街的少年心事
如果說,“花街”的風俗畫卷與日常傳統文化倫理是徐則臣站在“多年以后”的時間之外的精神守望,那么,當他在重溫記憶深處的故園生活時,必然會重新喚回他的少年時光。或許在少年們的眼里,“花街”就是極其日常的生活所在,但是,站在時間之外,少年的世界卻又成為了“花街”之外獨立的成長空間,貯藏著所有夢回少年時代的人難以言說的情思。所以,在徐則臣的“花街”系列作品里,我們可以看到徐則臣塑造了諸多花街少年的形象。他們都是站在青春通往成年的門檻前對世界做出深切的觀望,他們的觀望帶著窺視的意味,在不起眼的角落,如饑似渴地吸收著外界龐大駁雜的養分,如同拔節抽穗的禾苗一般。青春的愛與反叛、成長歲月里的懵懂情愫、現實與理想的差距、朋友間的義氣都能在這些成長小說里得到相應的表現,那是細密的情思在字里行間起起伏伏,在孩子眼里,雖然不能明了大人們情感的變化,但大人們的心思在遮掩之間,也許不比孩子的過家家游戲復雜多少。
成長敘事總離不開“出走”這一基本情節設置。出于少年對外面世界的強烈渴望,也有著青春期特有的激情與雄心,徐則臣筆下的這些花街少年便也有了一次次的出走,去發現“花街”以外更廣闊的天地,追尋自我;他們也許無法確定夢在何方,甚至也不能描摹出自己夢想的形狀,但他們依然義無反顧地背起行囊,因為他們的思想已不是花街這個破窄的老街巷所能容納的了,盡管外面世界的美好也許只是少年天真的想象,但青春的萌動已經刺激得他們蠢蠢欲動。仗劍天涯的俠客夢是男孩跨入成人大門的第一步,行俠仗義已然是開始成為一個男人的標志。于是,我們認識了《耶路撒冷》里想坐火車到世界去的傻子景天賜、喜歡趴在樹上看花街看世界的少年木魚,還有《水邊書》里的陳小多和他的好哥們,他們一直在路上疲于奔命,執拗地追求著少年時代萌發的豪情與理想。
成長,源于一次次想方設法地對自身主體身份的反復確認。長篇小說《水邊書》可以說是徐則臣成長敘事的范本。小說情節雖稱不上驚心動魄,但對一個站在青春期與成年禮短暫銜接處的少年來說卻是刻骨銘心的。站在青春的門檻邊,陳小多突然討厭別人叫他的小名,他對老師、同學、父母和花街的街坊鄰居一一聲明:“請換一個名字稱呼我。”這么一個關于名字的小細節開啟了主人公的自我發現之路。也使他在一夜之間與朋友談正午、周光明達成了共識:一個男人在這個年齡,該硬的都得硬起來,男人嘛。他們擊掌盟誓,要同生死共患難,干一番自己的事業。俠客的夢幻催生出了陳小多的第一次離家出走,去到外面的世界了才發現花街太小,出走的結果可想而知,沒看見少林寺的大門朝哪就灰頭土臉地回來了。男孩子的自尊心、爭強好勝令他對自己的行為感到百般懊惱。第二次出走也誕生了,可是這一次在不經意間目睹了兩次死亡,開始使他對以往堅信的理念產生了質疑。出走過程中經歷的人情冷暖、困頓饑渴甚至死亡,目睹到的行行色色的人物令陳小多明白遠方并不是繁花似錦的夢中樂園,花街也不是禁錮靈魂的牢籠,主體向內成長才是自我追尋的目的。尋夢作為成長道路上的雙刃劍,既是前進的方向和目標,也是不斷自我否定的過程,將個體不斷推往回歸現實的路途。
關于成長,離不開對年少懵懂時所犯錯誤的反省、對罪與罰的深入思考。《九年》里,年少的“我”出于朋友義氣為于小冬的妹妹出頭,卻連累于小冬因我失掉了雙腿,我背負了沉重的心理負擔而選擇了逃離家鄉,多年以后我回鄉來,在贖罪心理的支配下駕車撞向了我們共同的仇人。在《耶路撒冷》里,作家又為我們刻畫了幾個個性鮮明的花街少年:初平陽、和他光屁股一塊長大的發小易長安、楊杰、景天賜,還有后來成為同事的呂冬。他們一塊在花街這條老街道上度過了平和安穩的童年少年時光,長大成人后又各自擁有了不同的人生軌跡,但他們的內心深處都背負著一座沉重的十字架,景天賜的意外死去也許被刻意淹沒在了歲月和記憶的深處,卻在人物不斷向內挖掘的過程中日漸清晰。“耶路撒冷”這個詞本身就會讓我們聯想到具有象征意義的宗教和信仰,“那個雨夜,瘦弱矮小的秦奶奶擔心耶穌像被暴雨淋濕,而以肉身去背,最后神秘地跌倒在水溝里”這個場景就代表著背負、懺悔和贖罪。這些少年雖然經過漫長的歲月后長大成人并各自擁有了事業和家庭,但一路跌跌撞撞走來,生活之于他們的迷惘,成長之于他們的殘酷,內心深處的隱秘漸浮水面都是人生道路上的羈絆。初平陽和秦福小為當年沒有及時阻止、救助天賜而飽受煎熬;楊杰為成為提供天賜自殺工具的“幫兇”而懊惱不已;呂冬為自己的怯懦背負著強大的精神壓力以致進了精神病院;易長安干著假證牌照的生意,錢賺得再多也難以平復心底的那股不安。于是,作家巧妙地用了“耶路撒冷”這個帶有宗教信仰色彩的詞語充當了題目,又為我們塑造了秦環這樣一個醉心教堂的引路人,指引著初平陽幾個人一步步走向“耶路撒冷”,在每個人的內心世界,都渴望找到通往靈魂解脫的鋪滿鮮花的救贖之路。
在少年的成長里,不經意間也漸漸氤氳起對異性的朦朧情愫。可是我們的民族文化特有的倫理觀念,我們的教育理論關于青春期的教育的不充分,以及少年在自我面對青春期時的羞澀難言,使得成長的少年不得不獨自面對這份朦朧不清的情愫,少年內心似乎有著不堪承受之重,他們為這狂亂躁動的欲望而害羞、驚慌、煩惱,與自我做激烈的搏斗和無謂的掙扎,但這也正是他們試圖走近他人,渴望與世界互動的表現。往往懵懂愛情的打擊會成為成長故事的重要一環,它會帶來自我認知的延展,加深對自在自我、外在自我和社會自我的多面理解。《水邊書》里的陳小多和鄭青藍是同學,上學放學難免會碰面。也許是同學的起哄所致,也許是青春期的荷爾蒙開始分泌,抑或是情竇初開,總之十六歲的陳小多在懵懂又混沌的情感里既排斥著鄭青藍又偷偷地觀察著她。鄭青藍符合一切青春期美好女孩的標準,她是純潔和美好的化身,她聰明而勇敢,能拼命搶救被人圍毆的陳小多,也能不斷反抗柳斌的騷擾;還能在花街小鎮的庸俗環境中,出淤泥而不染,始終向往著美好的感情,追求著美好的生活。落落大方、俠肝義膽的鄭青藍完全符合陳小多心目中完美愛戀對象的理想,但是他缺乏表達的勇氣,只能用人前的疏離來掩飾自己對鄭青藍的愛慕和心動。愛默生說過:“一個心靈也許沉思了若干年,可是所得到的自我了解還不如戀人的愛情在一天中所教給的多。”4鄭青藍是陳小多成長過程中的引路人,比起自己那些虛無縹緲的俠客夢,鄭青藍腳踏實地地生活用心感受這個世界。兩個人的情愫是在花街這個曖昧環境中開始的,就隱隱暗示了兩人的愛情不可能開花結果,里面摻雜了復雜的成人世界里的倫理規范,花街人已經為外來女人貼上了抹不掉的標簽:靠運河上的男人賺錢的女人。陳小多就在自我和外在這兩股力量夾擊下慢慢遠離自己的青蔥愛人。愛情的幻滅是最沉重的青春隱痛,但這成長的痛苦也引領著少年的情感認知徐步向前。愛與成長相伴,作家滿懷悲傷的詩意為我們撿起那些跌落在漫長歲月中的情感碎片——它們在低聲訴說著那年夏天發生的一段名為成長的故事。
少年的心事還表現在他們欲找人傾訴而不得的窘迫困境。陳小多和父母之間交流的困境、木魚和九果之間用鏡子和刀進行溝通,而大量小說中作為第一人稱而出現的“我”,則經常在樓上的一隅默默窺視著花街和花街上的人——這些都意味著少年無法訴說的情感在心底不停瘀積,他們渴望有個傾訴的出口又排斥著外來力量的參與。一方面想讓他人了解自己,跟自己分享心事;一方面又拒絕付出信任。徐則臣將少年的心理與情緒把握得非常細膩,“那個女人柔和的臉部讓我恍惚,她的右耳朵是透明的,我覺得一定在哪個地方見過這張臉。后來,她在花街租房子住下了,我感到莫名的氣憤,她的耳朵不再透明了,也許從來就沒透明過。我對父親去她家出診也產生了莫名的憤怒。再后來,她死掉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吃了從我家拿的藥。”花街又恢復了往日的樣子,父母依舊時不時吵個嘴,而“我”,話更少了。作家把青春期少年說不清、道不明的小心思描摹得絲絲入扣,關于青春萌動的微妙情愫、面對世界的心理起伏,都隨著一個故作漠然的眼神、一個略顯僵硬的動作而暴露無遺。徐則臣就這樣收拾起一個個青春主人公的心理碎片,為我們徐徐拉開了主體的心靈成長之幕,有關成長故事的一切都在作家起承轉合的韻律、有條不紊的節奏中緩緩推進。
三、花街的女性書寫
新文化運動以來,各個時期的作家都不同程度地為我們刻畫了各種風情的女性形象。陷于生活泥沼的子君、癲狂的繁漪、清新純良的翠翠、個性張揚的莎菲、古典細膩的白流蘇、小家碧玉的王琦瑤等女性形象已經成為了作家的專屬代言人,也極大地充實著中國現當代文學的人物畫廊。在徐則臣的筆下,同樣有一群刻上了作家烙印的女性形象,他擅長刻畫花街中那些善良隱忍、柔弱美好、敢于對抗命運的女性形象,把傳統男權社會中的女性生存困境表現得絲絲入扣。
花街的靈魂在于女人。花街原先的日子就像運河里的水般無聲無息地緩緩流淌,正是因為有了尋歡作樂的男女才沾染上了曖昧的“花街”氣息。花街對外界,尤其是男人們而言,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其散發的源源不斷的女人魅力:人們一想到花街,頭腦中首先蹦出的便是如花似玉的女人。花街系列里的女性大多只是一群水邊鄉下的普通婦人,或經營著自己的小家庭這塊一畝三分地,或以賣身過活,她們質樸單純得近乎愚鈍,沒有見過外面的世界,也沒有經歷大風大雨,甚至一輩子都沒離開過花街。但徐則臣賦予了她們獨特狂熱的情與欲,透過她們串聯起花街上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系。
花街上的女人們不論年歲大小,都獨具血性與風韻。《耶路撒冷》里,秦奶奶在“文革”期間因為信仰耶穌而被批斗,即使被剃了陰陽頭、掃大街,但她從來沒有低著頭接受批斗,總是挺直腰板看臺下的人那副可笑的嘴臉。《憶秦娥》里的秦娥與侄子在朝夕相處中萌生了情愫,但依然恪守婦道,在丈夫去世后一個人度過了大半輩子,小說結尾秦娥等來了心上人,才安然離世。在閉塞的鄉土民間,亂倫的懸頭之劍時刻威脅著眾人,誰也擔不起亂倫的罪名,而這份不摻雜肉欲的純真之戀一直潛藏心底,游走于倫理道德的邊緣小心翼翼地存在。帶著絲絲縷縷的悲傷意緒。徐則臣總能在波瀾不驚的敘述里給人的心靈猛烈一擊,他刻畫了一群默默承載苦難的十字架、蹣跚前行的女子形象。《人間煙火》里的蘇繡被鄭啟良欺侮致孕,不得不做手術打掉孩子,結果導致不孕。與陳洗良婚后四處尋醫未果,終于領養了女兒招娣和體弱多病的兒子冠軍,冠軍卻在6歲那年淹死了,女兒招娣又未婚先孕。蘇繡在跟命運做斗爭的過程中一次次被捉弄,尋求幸福而不得。《耶路撒冷》里舒袖抵不過現實和家庭的壓力,與自己最愛的人分道揚鑣,回家鄉嫁給了一個有錢人,也許一輩子都要在無愛的婚姻中承受精神的煎熬。《失聲》里獨自拉扯女兒、不惜賣身的姚丹,還有不計其數的從外地擁來花街討生活的女人。與墮入風塵的女人相對應,花街的本土女性群體還有以“我”母親為代表、時刻擔心丈夫孩子被不三不四女人勾引的普通農婦。平日里她們扮演相夫教子的中國傳統女人角色,操持家務,照顧家庭,是賢惠的代言人,但一旦哪天花街上又多了一個外來的貌美女子,從她們嘴里吐出的絕對是無休止的怨言和謾罵,但這只是她們無奈又無力的自衛,在她們的內心深處依然是以天然的善良之心去同情弱者,她們愿意也能夠去幫助那些苦命的女子,從一味的貶低排斥逐步走向接納包容。
花街的女人們在艱難的世事里掙扎沉淪,飽受命運和生活的折磨,卻依然以女性特有的堅柔來面對這一切命運的黑暗。從作家塑造的這些女性形象里,我們可以看出徐則臣平實溫和的古典女性觀:女性是平和包容、快樂希望的代名詞,面對現實的摧殘,她們沒有表現出與之抗爭的因素,而是以兼具母性和妻性的強大包容力裹挾住命運的不公。徐則臣筆下的女性是多面的,但總的原則是無論生活和社會怎樣磨難著一個女性,她們在精神上絕不愿意墮落,而是隱忍著堅實地摸爬滾打,以女性尊嚴屹立在現實面前——這也正是徐則臣女性書寫的小說氣質和摹寫女性的立場。這些女性群像是花街系列最溫柔堅韌之光,她們安然地立身在花街的流年碎影里,柔柔地孕育出花街的浪漫綿長,而生活所有的傷痛和掙扎,她們卻在明媚的日光下悄然隱藏于身后,毅然微笑前行。
四、故鄉情懷
當我們把視野投向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漫長歷程,就會發現,幾乎每個作家都有一個自己的心靈故鄉來暗訪無處皈依的靈魂。現當代文學史記錄著大量或悠揚、或凄涼的懷鄉之作,這些作品構建起作者的文學原鄉。對于作家來說,寫作就是心靈的還鄉。無論當下的社會在現代化的進程中發展得多么成功,作家心中的精神原鄉,總還是依附于曾經生長的故土。他們總是把那些曾經散亂的一個個場景、一個個小故事組合起來,落于筆尖,使得流光雖遠,卻近在眼前。
從運河邊的石碼頭上岸,沿著一條開滿槐花的小路,拐幾個彎,便折進青石幽幽的花街。搭好戲臺,好戲便悠悠地唱開了。這是徐則臣盈滿裊裊煙火氣的花街,帶著舊舊的溫黃色,歷久彌香。花街就是徐則臣心目中那個“遺世獨立的烏托邦”。“這個烏托邦里容納了我所表達出的一切看到的、聽到的、聞到的、想到的、感覺到的、觸摸到的,以及由此導致的想象和應構:包括了我的世界觀、人生觀,囊括了我的理想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西緒福斯;還有我將要表達和永遠也表達不出來的屬于我的東西——歸根到底,以我的方式沖那個文學的烏托去,接近的同時建造,建造的同時確立出自己,它是我一個人的烏托邦。”5花街是徐則臣盛放故事的容器,紙上的故鄉與作者現實中的故鄉是不完全重合的。面對狂熱讀者的尋找花街,徐則臣澄清道:“花街作為一個實名,不在我故鄉,而在遠離我故鄉兩三百里外我曾經教書的地方,傍著運河,非常古樸日常的一條小街,現在因為摧枯拉朽一般的城市化進程,己經被攔腰截斷,只剩下幾十米長。我對這條街其實不熟,喜歡的是這么個意象,適宜我賦予它特點和展開想象與虛構。在這個系列的小說里絕大多數故事純屬虛構,有一些是我把故鄉的事移植過來敷演而成。”6花街對徐則臣來說,是一座盛放故事的大花園,是他的精神得以安放的伊甸園。他把自己對故鄉的回憶,對世界的認識鑲嵌在一個個花街故事里,里面滲進了關于他童年、少年、青年的生活經歷和對人生對世界的認識。“作家有兩個故鄉,一個在地上,一個在紙上。前者與生俱來,是切切實實地生育長養你的地方,甩不掉也拋不開,人物和細節看得見摸得著,它是確定的;后者則是后天通過回憶和想象用語言建構出來的,它負責容納你對這個世界的所有見聞、感知、體悟和理想,它是你精神和敘述得以安妥的居所,是你的第二故鄉。它是無限的,你的精神和敘述有多龐雜和強大,它就會有多壯觀和遼闊。”7徐則臣在美國克瑞頓大學做的演講《走過花街的今昔》里顯然把花街比喻成了后者,花街作為徐則臣精神的第二故鄉而存在。
花街并不是飄渺虛幻的桃花源,它雖然承載著作者精神返鄉的烏托邦幻夢,但作為中國鄉土民間的縮影,它也藏污納垢,無所不包。“我的烏托邦不敢如此宏大,它只是我用文字建造出的一個和我有關的世界,也是我所經營的和我有關的‘歷史’,存儲我的生活、想象、虛構、質疑、批判和向往,承載我的趣味和思考。也許也應有盡有,但不會只有好的沒有壞的,我的烏托邦不是‘桃花源’。在我看來,往往壞的比好的意義更大”。8花街呈現著典型的中國鄉土社會,這里有愚昧落后的陳規陋俗,也存在著神神叨叨的“白蛇”“瘋子”“鬼打墻”等怪力亂神的意象,民間往往是如此駁雜的,不能以廟堂的精神價值觀來刻板評價,也正因為鄉土民間的菁蕪并包,才散發出獨具魔性的強大吸引力。作為徐則臣的精神“原鄉”,花街是集自然、淳樸、和諧、友愛于一身的生存樂土,也是容納著怪力亂神的神秘土地。徐則臣被它深深地吸引了,誘惑了。他曾坦言,只要寫鄉村,他下筆就意氣風發。徐則臣的故鄉情懷都寄托在運河邊的這條老街上,情愫似運河里流淌不息的水,晶瑩又剔透。
徐則臣的花街系列的潛在情感便是因為漂泊而期盼返鄉。漂泊體驗是現代作家共同的心靈體驗。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從傳統的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在這個過程中現代知識分子逐漸從農村擁向都市,他們一方面傳承了傳統知識分子憂患民生關注現實的精神,以文學的方式表現中國社會的變化歷程,另一方面他們的身份也悄然伴隨城市化進程有所改變。但物質文明的進步終難掩他們都市異鄉人的尷尬境地,他們的精神難以安放漂泊在外的孤獨感。現代陌生的病態的都市生活體驗沖擊著他們的內心,驅使他們尋求自己的精神故園,于是無數作家開始描摹構造心目中理想的故鄉。徐則臣對花街的情感認知就是基于這種對故園的深切回望,漂泊與回歸的現實沖突使得徐則臣選擇建造一座屬于自己心靈的大花園,花街便是他精神的代言人,是他對過去美好回憶的傳聲筒。花街生活的瑣碎美好恰恰反襯出現代都市生活的浮躁,作家沒有直接批判現代都市,而是借助自己心中的烏托邦表達對現實的疏離。
徐則臣曾說:“我認為,鄉愁分為三種:其一是田園牧歌式的“月是故鄉明”,其二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其三是在外打拼后歸來,卻依然感到陌生,有一種無根的迷惘。”9歸去卻已無鄉的無根絕望感如同毒蛇繞頸般令人窒息,對故土的眷戀是知識分子在城鄉文化對峙的兩難選擇中的精神支柱。然而“五四”拉開的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正日益加速影響著現代中國的各個角落,現代文明也以同樣的步伐侵蝕著中國的傳統文明,相對中國傳統文化集中的鄉村文化而言,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國漸漸加快的城市化步伐,使得城市文化作為一種上位文化,對處于下位的鄉村文化展開了從物質到精神的全方位的進攻。于是,徐則臣感慨道:“那時候村莊周圍很多水,童年生活跟魚蝦、蘆葦和野鳥息息相關,很好玩。現在水幾乎都沒了,河被填上,蘆葦退化成雜草,鳥只剩下麻雀,整個變了樣,回老家后的感覺就很不好,跟著發現現在的人和生活也不如人意,故鄉變得干澀、陌生,盡管大家生活整體上是越來越好,但因為眼光和角度變了,我越發地憂慮和心疼起來。我很愿意常回故鄉,但每次回去都感到撕撕扯扯的難過,我一廂情愿地希望故鄉在這個時代里節奏快起來,走得再好一些,希望所有人幸福安康。”10當知識分子直面故土的現實時,美好的烏托邦想象總是不堪一擊,無力回天的悲憫感與強烈的鄉土憂患意識便漸漸取代了昔日天真的牧歌低吟。
不同于許多年輕作家在回望故土、審視傳統鄉土文化時常帶的城市人的優越感以及用“底層寫作”來標榜他們并不豐富的鄉村經驗的矜貴,在徐則臣這里,鄉村敘事并非底層敘事,他總是借助幾個熟悉的人物、熟悉的場景講述一個平凡的故事,不置褒貶,讓讀者自己去領略專屬花街的鄉土風俗,自己去對話花街上的人,評判發生在花街上的事,在娓娓道來中盡顯花街對作家的象征意義。徐則臣筆下的邊紅旗、初平陽們走向北京,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夢中的理想福地,留給花街一個個義無反顧、年少不羈的背影,他們有意或無意地忽視身后曾經成長、棲身的世界對他們走向世界而言的深遠意義。然而,當年歲漸長,閱歷日豐,在某個夜深人靜的時分,故土的重要性便驀然凸顯,時刻糾纏于心;同時,新的時代快節奏的生活方式讓我們的日常行走漸漸變得局促匆迫時,“慢”的節奏便也成為我們內心值得珍重的一份精神指向。“生活需要‘慢’來進行調節,唯有‘慢’,人世的一切才會呈現出更深的美感”,11才能為我們在日常行走中沉淀出生命之思。徐則臣舒緩悠然地跟我們聊著關于花街、石碼頭、運河,以及青春追夢的故事,為永遠在路上的我們提供了精神返鄉的絕妙契機。
[本文系2021年度山東省社會科學規劃研究項目“新世紀中國鄉土小說研究”(項目編號:21CZWJ06)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 9 10 董玥:《淮安,繞不開的故鄉情結——第六屆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徐則臣訪談錄》,《名城繪》2014年第6期。
2 徐則臣、黃長怡:《作家應該小于其作品》,《朔方》2009年第8期。
3 徐則臣:《把大師掛在嘴上》,上海文藝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頁。
4 [美]愛默生:《愛默生散文選》,蒲隆譯,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55頁。
5 徐則臣:《通往烏托邦的旅程》,昆侖出版社2013年版,第98頁。
6 徐則臣、姜廣平:《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精神和敘事資源》,《西湖》2012年第12期。
7 徐則臣:《走過花街的今昔——在克瑞頓大學的演講》,2009年。
8 徐則臣:《歷史、烏托邦和文學新人——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受獎詞》,2008年。
11 羅振亞、劉波:《以人心豐富世界——王兆勝散文集〈天地人心〉》,《文藝爭鳴》2008年第4期。
[作者單位:山東理工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本期責編:鐘 媛]
[網絡編輯:陳澤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