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在《藥堂語錄》中寫道：“余買書甚雜亂，常如瓜蔓相連引，如因《困學紀聞注》而及翁鳳西《逸老巢詩集》，因舒白香而及龔漚舸《玉蔬軒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鏡塘《竹素齋集》，皆是也。”周作人的這種買書和讀書，乃是典型的文人路數，不必專于一隅，興趣博雜，終于會通。周氏本身嗜好讀書，過眼書籍不計其數，他所讀過的書，我也常有所關注，但可惜多為稀見之冊。最近買來一冊婁子匡的《新年風俗志》，便是因為周氏曾經為此書作過序言才關注起來的。其實，婁子匡在中國民俗界也是扛鼎人物，與鐘敬文、顧頡剛、周作人、江紹原等齊名，都是近代中國民俗研究的大家。婁子匡的這冊《新年風俗志》1932年刊印于紹興，初名為“中國新年風俗志”；1935年3月由商務印書館增訂再版，取名“新年風俗志”；1967年10月臺灣商務印書館再次修訂出版；1989年9月上海文藝出版社影印出版，實為1935年商務版內容。這次臺海出版社重排出版，以1967年臺灣商務版為底本，又因是簡體橫排本，可以說是真正進入了大眾視野。

以上諸多版本，1935年的商務版其實最為特別，影響也最大。此版由周作人、顧頡剛、愛堡哈特三人分別作序，婁子匡本人亦作自序一篇，其中最為醒目之處，乃是周作人對于此書的支持，不但作序一篇，而且題寫了書名。上世紀三十年代，周作人作為曾經的新文化運動的急先鋒，又系北京大學教授，在學界頗具影響。商務印書館1935年3月30日編印的《出版周刊》，刊出周氏的《〈新年風俗志〉序》，作為對婁子匡此書的介紹和推廣。有趣的是，此刊在本期《本館出版物著作人履歷（十三）》中，按說應該介紹婁子匡，但卻專門詳細介紹了周作人，包括他的經歷、學術成果、文學作品以及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譯作，并作出相關評價：“周先生之散文，信筆寫來，別饒風趣，十余年來，蜚聲文壇，為學者所宗。”婁子匡的這冊《新年風俗志》3月印出，5月便得以再版，可見當時影響。婁子匡在后來的《增訂版序》中寫道，1935年版印出后，德國民俗學家愛堡哈特博士（Prof.Dr.Wr Eberhard）曾說它是“最有價值的一本書”，對它“感到最高的興趣”。

顧頡剛作為著名歷史學者，序言對于時局動蕩、文化斷裂頗有感慨，由此談到農歷時令風俗的逐步消亡，他寫道：“現在的小孩子感受到的節令的趣味哪里有我們幼時那么的濃厚。”又談他在做了些民俗的研究之后，才領悟到這種類似迷信的儀式實在有存在的必要：“因為一個人在生命的長途中，時時在求安慰，一定要有了安慰才能奮勉地從事工作，不灰心于一時的痛苦；而這種節令的意義是在把個人的安慰，擴充為群眾的安慰，尤有重大的關系。”又談節令風俗的必要：“我們要掉龍燈，跳獅子，放煙火，點花燈，讓大家一齊快樂，使得大家好提起精神，增進這一年中的生產的效能。”周作人在序言中亦強調節令風俗儀式感的重要，“季節有些像是一座浮橋，從這邊走到彼岸去，冬盡春來，舊年死了，新年才生。在這時候有許多禮節儀式要舉行，有的應該嚴肅地送走，或拿出去或簡直丟掉，有的又同樣嚴肅地迎進來。這些迎新送舊的玩意兒，聰明人說它迷信固然也對，不過不能說它沒有意思，特別是對于研究文化科學的人們。”

周作人在序言中還特別強調，婁子匡的這本《新年風俗志》是“空前的工作，這在荒地里下了一鏟子了”，之所以如此評價，乃是這種節令風俗，“可惜中國從前很少有人留意，偶然有《清嘉錄》等書就一個區域作縱的研究，卻缺少橫的，即集錄各地方的風俗以便比較”。此書1932年初版時，內容涵蓋江蘇、浙江、安徽、福建等11個省共22個地區的新年風俗，1935年增訂再版時，增加了云南、貴州兩個省份的五個地區；而到了1967年再次修訂出版，就又增補了北京、黑龍江、內蒙古等8省區市14個地區的相關內容，所錄的新年風俗合計464種。婁子匡的這種增訂，并非簡單地匯集資料，愛堡哈特在序言中就對他的工作有過很高的學術評價：“固然，在過去已經有過民俗的資料的匯集，但那些資料中大部分只是從文獻上收集來的，與實際的田間工作‘Feldarbeit’毫無關聯。這真是我的可敬的遠方同志婁子匡先生之一件很大的成就：他破天荒地在最廣闊的意義上將中國新年風俗與新年習慣采集起來，從而樹立了此后關于中國民俗學研究工作的一個榜樣。”

從婁子匡1967年增訂的《新年風俗志》中，我也有幸讀到早年故鄉陜西關中地區的新年風俗。諸如關于西安的新年風俗，與我的家鄉涇陽的新年風俗，幾乎一致。對我這樣二十多年出外的游子來說，讀來實在是很親切的。例如“穿新衣”一條：“元旦清早，大家把去冬自家做的新棉袍、棉襖、棉鞋，人人都穿在身上了（這新衣很少請裁縫來做，就是裁縫做，也是把他們請到家里來做）。”這個新年風俗，婁子匡寫得是很準確的。我在小時候，春節前，母親都會為我們兄弟準備新衣，都是她親自縫制，到了大年初一才穿上。新年第一天，吃完早飯后，孩子們會到街道上一起玩，也有展示新衣服的意思，心中美滋滋，現在想來都是十分愉快的。如今這種穿新衣的風俗還在，重在以新換舊，但很少有人會為孩子們親自縫制新衣了。穿新衣對于現今的孩子們來說，似乎也沒有特別的樂趣了。再如“不掃地”一條：“從初一到初五，家家戶戶不掃地，這是怕那財氣掃走。”這在我的故鄉確實如此，但婁子匡記載的“不洗腳，怕會走失了好運道”，卻從未聽聞過。

“捎燈”一條風俗，尤為有趣。“十五元宵有‘捎燈’風俗：外婆要給第一次過元宵的外孫兒女買一對大紅紗燈，叫‘長命燈’。一直送到他十二歲，這是以孩子的生肖來決定，到十二生肖也就是十二歲都有了，就不再給這個外孫兒女送燈了。不過二歲到十一歲的元宵，不一定送一對大紅紗燈，是送那種普通的燈就好啦。”這一條讀來，也令我倍感親切，一種兒時的鄉愁油然而生。在關中地區，新年外婆家給外孫兒女送燈，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一般情況下，正月初六，外婆會到女兒家，送來“富貴長命燈”一對。小孩兩歲以后，常送來各種生肖燈籠，比如兔年會送兔兒燈籠，那種點了蠟燭，可以在地上拉著行走的兔子燈。送燈，是孩子們過年最期待的一件事情，會盼望著外婆和舅舅早些送來。從初六到十五的晚上，就是孩子們的節日。村子里到處都是打著燈籠的孩子們，他們盡情展示自己的燈籠，真是各具姿態。那是非常美好的新年風景。有些外婆還沒有送燈來的孩子，就會非常著急。到了正月十五，孩子們會集體出動，打著燈籠游行和嬉鬧。甚至還有“碰燈”一說，就是在這天晚上，要將燈籠碰燒掉，那才算是圓滿。

婁子匡寫了西安的新年風俗八條，但實際上還有不少的漏記。我印象最深的，還有“上墳”這個特別的新年風俗。周作人多次寫故鄉紹興清明上墳的風俗，而在我的故鄉，春節上墳才是最為隆重的。因為在故鄉人看來，人之死去，只是遠行和換了一個地方，春節這樣隆重的節日，就是要將先輩人請回來，故而才有了春節上墳這一習俗。一般是臘月三十晚上，全家男性集體到先輩的墳地，點蠟、燒紙錢、放爆竹，然后口中念叨著“回家過年啦”這樣的話，表示把先輩人接回家中。在家中擺放祭臺和供品，整個春節期間，每次吃飯前，要先點香燭三支，然后將做好的飯菜盛上一份，表示一同過年的意思。這樣一直持續到正月十五日。十五日的晚上，又去上墳，同樣是點蠟、放爆竹、燒紙錢，但會多一個內容，就是在墳頭上放置一個燈籠，點亮燈籠后，整個墳地都是燈火閃爍，被送回去的先輩也不會感到寂寞。這樣的儀式，往往是老少男性前往，且并不悲傷，反而是有一些熱鬧。或許正是這種新年的風俗，在過去的老輩人的觀念中，死亡并不是很可怕的事情，因為每年都會被后人迎接回去相聚。這樣的風俗，至今還在關中地區延續。

我在外游歷也快三十年了，但看婁子匡描述的故鄉新年風俗，還是那么親切，勾起了兒時的點滴記憶。由此來想，這些新年風俗，是顧頡剛所說的農閑時的精神慰藉，也是周作人所談論的文化儀式，啟示人們承前啟后，給日復一日的庸常歲月帶來一些有趣的調劑。更重要的是，這種特別的風俗，往往形成一地的習慣和文化，在這塊土地上生生不息。但頗為遺憾的是，這些傳統的習俗正在逐漸消亡，而更為關鍵的是，隨著不同地域的人的遷徙和雜處，風俗因為脫離了土壤而漸趨淡化，這是無可奈何的事情。婁子匡在修訂版的序言中寫道，1960年，他到德國參加東方學會，會晤了老朋友芬德生博士（Dr.Findeisen），并在老友的書房中看到了這本《新年風俗志》，他說自己翻閱良久，覺得自己過去的努力，還留鴻爪在異邦，心里特別欣快。這種欣快，與我在異地看到故鄉的風俗，心情也是相同的。而作為紹興人的婁子匡，晚年在臺灣增訂這冊《新年風俗志》，其心間的文化鄉愁，想來是遠比我要復雜許多的。

2024年5月24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