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個很奇怪的朝代，一方面國力極其孱弱，北宋通常與遼夏并稱，而且常被遼和西夏暴打，不斷向這兩個強鄰賠款求和，南宋又與金并稱宋金，北宋徽、欽二宗先是被金人擄走，南宋后又向金稱臣納貢割地。北宋對遼還只是事之如兄長，南宋與金則不得不事之如君父——對外關系再也找不到比兩宋更窩囊的朝代。另一方面兩宋經濟繁榮富庶，文化更是昌明發達，在古代即使不能說“絕后”，至少可以稱為“空前”。提到學術便并稱漢宋，提到詩文便并稱唐宋，提到繪畫便并稱宋元——不管提到什么都不能落下宋。軍事上與遼夏金對陣受盡了屈辱，文化上與漢唐元并稱則大出風頭。

宋詞就是在這樣矛盾的社會土壤中產生。

宋太祖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遼、西夏和金的統治者，都與宋太祖“英雄所見略同”，所以每一方都想把“臥榻之側”的鄰國滅掉，最后，弄成了南北宋騰出自己的地盤讓人家酣睡。宋代一開國就出現了愛國詩，宋代詩人心里要多憋屈就有多憋屈，北宋王安石就埋怨“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河北民》），到南宋岳飛提到金朝更是“怒發沖冠”（《滿江紅》）。

過去瞧不起的“四夷”，現在成了宋人的強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類詩句成了對宋人的一種嘲諷。強鄰不僅不屬于“王土”，“王土”反而不斷割讓給強鄰。民族的生存長期受到威脅，過去自我中心的“天下”沒人敢想，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則開始抬頭，北宋石介寫了一篇《中國論》。

這篇看起來氣壯如牛的文章，其實就是想尋求一點民族的自尊：雖然我們軍事上沒有四夷的強大，但我們的文化要比四夷文雅。

宋代理學興起和興盛，強化固有的生活觀念，高揚民族的傳統價值，也與凸顯民族的優越和文化的優越有關。由于內向，由于焦慮，由于敏感，于是便把倫理道德推向了荒唐的境地，強調“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守節事大”，這種極端嚴峻的倫理標桿，增加了人們精神的緊張，也帶來內心的沖突，更造成了人們普遍的人格分裂。

這種人格分裂在文學創作上的表現，就是詩文與詞像是兩張面孔。宋人不僅把男女分出貴賤，也把文體分出尊卑，北宋初期尤其如此。在他們眼中，詩文是文體中的“世家大族”，而詞只是近世興起的“暴發戶”。既然稱詞為“詩余”，自然便用詩文來立言傳世，而用詞來“簸弄風月”。能在白晝陽光底下說的話，他們大都寫在詩歌散文中，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真是要多偉岸就有多偉岸；夜晚枕邊對太太或情人說的悄悄話，他們大多都寫進詞里，看范仲淹的《御街行》又要多纏綿就有多纏綿：

紛紛墜葉飄香砌。夜寂靜，寒聲碎。真珠簾卷玉樓空，天淡銀河垂地。年年今夜，月華如練，長是人千里。

愁腸已斷無由醉，酒未到，先成淚。殘燈明滅枕頭欹，諳盡孤眠滋味。都來此事，眉間心上，無計相回避。

歐陽修的情況更為明顯，他詩文中的歐陽修是一派正人君子，而《六一居士詞》中的歐陽修簡直就是風流浪子。因此，有人斷言不是無賴托名歐陽修，就是政敵故意栽贓歐陽修，《六一居士詞》多半不出自六一居士。事實上，北宋文壇上這種情況十分普遍，《樂章集》中是天天尋歡作樂的柳永，《煮海歌》中則是憂國憂民的柳永。你說哪個柳永更真實呢？這一方面說明人性的復雜性，另一方面說明宋代文人精神結構的多層。

到了蘇軾才開始以詩為詞，詩與詞所抒發的情感才逐漸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