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蘇酒，這個名字承載著千百年來的春節記憶，但“屠蘇”二字究竟何意，卻是眾說紛紜。節日酒品常以時令藥材制作而成，如端午節的雄黃酒、重陽節的菊花酒等。屠蘇酒卻并非以屠蘇為原料。

制酒：合藥浸酒以辟疫

屠蘇本為植物，但它不可食用，歷代《本草》中也沒有屠蘇入藥的記載。這種植物往往出現在與建筑相關的描寫之中，如北周王褒《日出東南隅行》詩中的“繡桷畫屠蘇”，指的便是在屋椽之上繪制屠蘇草的圖案。屠蘇究竟是何種植物已不可考，明代方以智在《通雅》中提出，屠蘇是一種“大葉似蒿”的闊葉草，在有的地方喚作頭蘇，但這只是音近原則下的推測，畢竟，現存的屠蘇酒方中并沒有頭蘇這味藥材。

屠蘇酒原是由多味中藥浸制而成的調配藥酒。今存最早的屠蘇酒方，出自南朝劉宋陳延之《小品方》（《肘后備急方》卷八所引），名為“正朝屠蘇酒法”。方中使用到的藥材包括：“大黃五分，川椒五分，術、桂各三分，桔梗四分，烏頭一分，祓楔（即菝葜）二分。”將這七味藥材細切，盛貯在絹囊之中，于除夕中午垂入井下，在井泥之中懸置一晚，元旦一早取出浸入酒中，便制成了屠蘇酒。唐代《備急千金要方》、宋代《傷寒總病論》、明代《本草綱目》等醫藥方書中都載有屠蘇酒方，藥材種類與制作方法基本保持穩定，只是藥物用量偶有調整，有時會再加上一味藥材防風。

翻檢《本草綱目》，會發現用于制作屠蘇酒的七味藥材，都有著散寒、辟瘟的功效。主料大黃能夠通泄“壅滯水氣，溫瘴熱瘧”，是張仲景治療傷寒的常用藥；川椒則是祛除“六腑寒冷，傷寒溫瘧”的極陽之藥，也是漢代最為流行的元日辟疫酒——“椒酒”的主要原料。大黃與川椒一陰一陽，本已有推陳致新之效，再配以“除寒熱，止嘔逆”的白術、“解表發汗”的桂心、“補血氣，除寒熱風痹”的桔梗、治風痹的烏頭、“治時疾瘟瘴”的菝葜，在疏風散寒、養氣溫中方面應當有著明顯的效用。

屠蘇酒作為治療瘟疫的合劑藥酒，它的保健功能來源于藥與酒的配合。酒在這份藥方中的作用，在于激發藥效，如方中的大黃乃是苦寒之藥，“用之須酒浸煨熟”。正如陸游《除夕》詩云“熾炭爐中百藥香，屠蘇煎酒代椒觴”，炮制屠蘇酒的藥香，與杯中的氤氳酒香，觸發著古人對于年節的嗅覺記憶。

命名：草屋中的神醫傳說

屠蘇這個名詞更為常見的義項是指建筑物。屠蘇是一種平頂草屋，東漢服虔《通俗文》稱：“屋平曰屠蘇。”《宋書》記載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所住屠蘇曾被雷擊倒，唐代段成式的《酉陽雜俎》記載一位禪師居住于寺內屠蘇中，可見屠蘇是漢魏隋唐時期的常見建筑，上至天子、下至平民皆可居住。比如王安石《元日》詩中為人熟知的那句“春風送暖入屠蘇”，亦被許多論者認為，是在描寫茅屋中的春節景象。

深山藏神仙，草廬寄神醫。草屋這個意象為屠蘇酒添上了一層神秘的背景，于是民間便流傳起一種說法，認為屠蘇酒是由寄居草屋的醫者發明。唐代韓鄂的《歲華紀麗》中就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俗說屠蘇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歲除夜遺閭里一藥貼，……今人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曰屠蘇而已。”《四時纂要》又進一步為這個草庵安上了一個具體的歸屬者：“屠蘇，孫思邈所居庵名。”

不過，如前所述，屠蘇酒法在劉宋時期已有明確記載，不可能直到唐代才被孫思邈發明。南朝梁宗懔的《荊楚歲時記》中也寫道，元日早晨的拜賀儀式要“進屠蘇酒”，這說明至少在南朝時期，屠蘇酒已從一眾藥酒之中脫穎而出，成為固定的節令酒品。

魏晉人心目中也有一位醫圣。《小品方》便稱，屠蘇酒方乃“華佗之法”，并稱此方經過魏武帝曹操的驗證。日本法典《延喜式》中也記載，華佗“以此方與曹武帝”。華佗本人并未留下關于屠蘇酒的論著，我們無從驗證他是否就是屠蘇酒的真正創制者。或許正是由于屠蘇酒在治療瘟疫方面的奇效，使其成為春節民俗中重要的固定酒品，所以民眾便將酒方的發明權歸屬于心目中的“名魁大醫”，編述出一段段懸壺濟世的傳說。

飲酒：去故納新的元日儀式

對于屠蘇這個酒名，古人除了從名詞角度加以猜測以外，還有一種基于字義的聯想。屠與蘇是一對反義詞，“屠”意為殺戮，而“蘇”字又寫作“甦”，有“死而復生”之意。南宋陳元靚的《歲時廣記》引《孫真人屠蘇飲論》云：“屠者，言其屠絕鬼炁；蘇者，言其蘇省人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亦稱：“此藥屠割鬼爽，故名。”古人認為疫病由疫鬼傳播，“屠鬼”當是由驅疫產生的聯想。

屠蘇酒最主要的功效，就是預防傷寒瘟疫。《小品方》稱屠蘇酒能夠“令人不病溫疫”，唐代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亦稱屠蘇酒能夠“辟疫氣，令人不染溫病及傷寒”。傷寒曾是漢末魏晉時期最致命的疾病，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自序中稱，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自己的族人“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防治瘟疫最關鍵的時間節點就是冬季。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中論述過，四時之氣皆可致病，尤以冬季“最成殺厲之氣”，是全年疾病的根源。如果在冬季觸冒寒氣，又沒有及時調養，立刻發病的就是傷寒，潛藏到春夏還可能變為溫病與暑病。

元日是臘月與正月之交，作為冬季之中陰陽轉換的節點，便是最為重要的辟疫時段之一。屠蘇酒的藥囊要在十二月晦日調配，于新年的早晨制酒飲用，這個特殊的制作時間，蘊含著去故納新、調和陰陽、更新魂魄的意義。《荊楚歲時記》所記載的元旦飲食皆與辟疫有關：“進椒柏酒，飲桃湯。進屠蘇酒、膠牙餳。下五辛盤，進敷于散，服卻鬼丸。各進一雞子。”比如，椒柏酒、桃湯都是漢代便已流行的辟疫飲品，敷于散、卻鬼丸是用于驅邪除祟的藥品，用大蒜、小蒜、韭菜、蕓薹、胡荽制成的五辛盤能夠“辟厲氣”，吞服雞蛋則能“辟瘟氣”，防止“惡氣中人”。屠蘇酒置于這一飲食序列中，顯然也有著同樣的辟疫功能。

屠蘇酒從調配到飲用，都有著明確的儀式規定。據《歲時廣記》引《孫真人屠蘇飲論》，屠蘇酒一定要在元日清晨家族團聚之后“東向進飲”，在古人的方位觀念中，東方是陽氣生發的方向，屠蘇酒不獨在藥理上具有祛除時疫的功效，而且人們還用儀式行為強化了這種心理期待。可以說，屠蘇酒的制作與飲用，類似于一場特定時間、空間中的辟疫儀式。

團圓：屠蘇酒中的家族情懷

屠蘇酒不僅能治愈傷寒疫病，還能夠有效防止瘟疫的傳播。傷寒是一種家族性傳染病，往往一人染病，闔族盡喪，曹植在《說疫氣》中就寫道，當時的疫病導致“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歷代屠蘇酒方中，皆強調此酒“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飲罷將藥滓置于井中，“可世無病”，儼然瘟疫阻斷藥。

正因為涉及全族的健康與平安，屠蘇酒也是團圓之酒，要在闔族團聚的元日共同飲用。飲屠蘇酒有著特定的飲用順序，在長幼咸集的元日聚會中，要讓年幼者先飲，老者后飲。這在向來尊老重孝的文明傳統中形成了一種“標而異焉”的節日特例，于是在西晉時，便有不解其意的人們向當時的禮學大儒董勛詢問原因，董勛說這是因為“小者得歲，先酒賀之；老者失歲，故后飲酒”。屠蘇酒的順序中竟藏著年齡的“相對論”，新年對于青年人來說意味著成長一歲，對于老者來說卻是失去了一歲，屠蘇酒一反齒序的飲法，寄寓著對年歲賡續的重視。

總之，無論是向上追索住在茅屋中的發明者，還是從動詞的角度拆解屠蘇的字義，都只是后人的推測，而對于這一年節風物命名的闡釋，其實反映著人們對這個節日的認識。從藥理上說，屠蘇酒是預防時疫的保健藥酒，而從文化心理上來講，飲屠蘇酒的元日節俗則凝聚著人對于更新魂魄、延年益壽、家族綿延的期待。

屠蘇酒的形式在歷代有所改易，但寄寓其中的春節祝愿卻始終如一。在唐宋時期，城市的發展催生了新的聚居形式，屠蘇酒的飲用方式也經歷了城市化的改良。此時的“屠蘇散”已經變成了調配好的時令藥，據《歲時雜記》記載，“醫工以臘月獻藥，以風藥為主，亦有獻口脂面藥及屠蘇者”，《夢粱錄》《武林舊事》等宋人筆記中也都有相似的記錄。醫工們按照醫方比例調配好“屠蘇袋”，作為節禮送給那些高門富戶的老主顧，普通民眾也可以從醫鋪中直接買到調配好的屠蘇酒散，帶回家中再浸入酒水即可飲用。即便是游宦在外的士子，也能與朋友共飲屠蘇酒，完成這項寄寓著健康祝福的元日儀式。

大約在清代，以屠蘇為名的酒品便已變為糧食釀造酒，清朝許琰在《風俗考義》中稱“今以黃酒代之”。時至今日，屠蘇酒這個神秘的名字，已從特制的防疫藥酒，變成了尋常百姓家的年節賀酒。屠蘇酒雖然不再具有防疫的實用功能，但是元日飲酒作為春節文化的一環，仍然凝聚著千家萬戶對于辭舊迎新、家族團圓、健康美滿的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