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使用什么語言，更開闊地了解世界、記錄世界，是寫作的根本，也是文化傳播交流的根本。

在讀者選擇下，《我用中文做了場夢》成為豆瓣網2024年度外國文學（非小說類）排名第一的作品。令人耳目一新的是，這本書雖然被歸類于“外國文學”，卻沒有翻譯，而是一位年輕意大利作者用原汁原味的中文寫的作品。

2016年，23歲的亞歷在大學畢業以后，“有幸成為每5個意大利年輕人中失業的那一個”。傳媒專業出身的他，懷抱著“世界公民”的理想，因為大學時參加南京青奧會報道的經歷，作出了到北京電影學院學導演的決定。他先是從零開始學中文，然后逐步接觸中國的影視業：參與紀錄片的翻譯，參加廣告片的拍攝，跟隨劇組在主旋律電影中當一名群眾演員……“回老家的時候，高中同學說我講的是中式意大利語，帶音調的。”亞歷在中國的學習成果非常顯著。

作為一個外國人，亞歷并不否認自己在中國生活擁有的某些優勢。比如，可以輕松地找到一份外教工作，“語言機構入職門檻不高，短期內需要收入可以去打一下工”；再比如，很多電視劇、廣告片都需要外國面孔的群眾演員，但“對職業發展沒什么價值”。這些優勢，加上普通中國人對外國人的整體善意，都幫助來到中國的他更好地生活。

與此同時，亞歷也表達了外國人更深層次的融入難題。比如，當大量外國人在北方小縣城拍電影時引發當地居民的“疑問”，在旅行時面臨旅館能否接待外賓的問題。這些外國人在中國經歷的種種不便，有的需要時間逐步改變，有的則正在得到改善。2024年5月，有關部門就答復稱，旅館業不得以無涉外資質為由拒絕接待境外人員，將指導監督旅館業進一步改進涉外接待服務能力。

然而，亞歷并不認同“非常刻意地去強調外國人看中國的視角”。在《我用中文做了場夢》中，既有對飯局的觀察，也有在青年旅舍住宿的經歷，還包括“在車站餐廳吃了頓16元無限加菜的午飯”的體驗——這些場景很可能同時出現在一些中國作者的筆下。亞歷還用調侃的語言記錄了多國群演為了獲得露臉機會，開展各種有意無意的競爭——此時，他已經忘記了自己也是外國人的身份，不再是“用母語思維去做翻譯”。

外國人到中國旅行和生活，留下對中國社會的記錄并不少見。不過，能夠用中文進行寫作并出版，更直接地面向中國讀者分享自己的觀察，總體而言仍屬鳳毛麟角。大概是因為漢語和日語的相近性，用中文寫作的日本作家相對較多。而且，區別于西方作者不可避免的“文化震驚”，作為同屬東方文化的寫作者，日本的中文寫作者能夠更加深入中國社會。20世紀80年代到中國留學的新井一二三，就是其中的代表。

上海譯文出版社的“新井一二三文集”已有15冊。其中，既有作者在中國的旅行記錄，也有她作為日本人向中國讀者介紹的日本社會、文化、風土人情。發表在《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不吝贊美之詞：“不是自己的母語而能達到如此造詣，令人欽佩！”

近年來，隨著漢語影響力的擴大，用中文寫作的外國作者群體顯著擴大。日本作家吉井忍與新井一二三有著類似的留學經歷，2023年年初出版的《東京八平米》可以稱得上暢銷。這本書介紹了作者在8平方米房間里的日常生活，也記錄了在東京生活遇到的人和風景。作為中國人出境旅游的重要目的地，不少中國游客也把這本書當成個性化探索東京的指南書。

對于中國讀者來說，當我們為外國人學習中文感到自豪時——這當然是毋庸置疑的——也應當意識到中文本身就是國際化的語言。比如，對于新加坡、馬來西亞等東南亞國家的華人作家而言，中文是他們的母語，自然要使用中文進行創作。比如，馬來西亞作家黎紫書的《流俗地》、黃錦樹的《雨》、張貴興的《野豬渡河》等作品，拿來與中國一流作家比較，也并無遜色之處。

“我之所以會有底氣用中文寫作，是因為我發現我會用中文講話。”作為一個從10歲起就開始用意大利語寫作的文青，亞歷在總結自己的中文寫作經驗時，認為“幽默不一定是和哪一種語言有關，可能更多的是你看事情，甚至看世界的方式”。

外國作家用中文而不是母語寫中國，究竟有何不同？除了減少了翻譯所導致的信息損耗，更重要的是，掌握用中文寫作的能力，意味著作者能夠更透徹地理解中國社會，既不是俯視也不是仰視，而是用平視的視角觀察中國。這些能用中文寫作的外國人，在呈現中國社會時也不再是出于獵奇視角，而是把中國當成自己的“家”。

這些作品的出版，也豐富著中國文化、促進著中國社會的進步。一方面，他們站在外部視角，出于善意地指出外國人在中國生活工作的實際問題，有助于進一步對外開放；另一方面，“國之交在于民相親”，他們更全面地呈現外國人對于中國社會的洞察，也開闊了中國讀者的認知，甚至對中文寫作的整體發展起到促進作用。

說到底，不管使用什么語言，更開闊地了解世界、記錄世界，是寫作的根本，也是文化傳播交流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