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艾略特的研究者大多都知曉，喬治·艾略特在青年時代曾經翻譯出版過兩部深受斯賓諾莎圣經批判思想影響的同時代德國學者的著作：1846年由出版商約翰·查普曼（John Chapman）匿名出版的大衛·施特勞斯（David Strauss）的《耶穌傳》（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 1835），以及1854年仍由約翰·查普曼出版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基督教的本質》（Essence of Christianity），后者是她以“瑪麗安·伊萬斯”署名的唯一著作。

然而喬治·艾略特曾經閱讀和翻譯斯賓諾莎的這個事實，卻只是一個不到半個世紀的全新發現。畢竟在其去世之后，她的聲名曾一度隨著對其道德主義的批評聲音的上升而下降，評論家和普通讀者對她“沉悶的道德格言和說教式的倫理影響”感到厭倦。

同時在研究界，盡管喬治·艾略特是斯賓諾莎《倫理學》和《神學政治論》的第一位英譯者這個事實在現當代斯賓諾莎研究圈子中曾經隱約流傳，但只有極少數人閱讀過她的譯本，以至迄今為止關于喬治·艾略特如何閱讀斯賓諾莎的論述，僅局限在一個極少數既閱讀斯賓諾莎、又閱讀喬治·艾略特的研究者的范圍之內。

喬治·艾略特（1819-1880），照片于1858年拍攝于攝政街的某個工作室，此時《牧師生活圖景》剛剛出版，甚至出版商都不知作者真實身份。喬治·亨利·劉易斯曾提到，這張照片讓她“對照相恐懼萬分”，因為她的所有畫像都美化了她的五官，相機鏡頭使一切真實呈現了出來。這張已經褪色的照片曾經保存在艾略特的好友卡拉·布雷手里長達20年之久，當卡拉·布雷信中提到這張照片時，喬治·亨利·劉易斯驚呼“天哪，告訴她別讓人印那照片！”，喬治·艾略特也樂觀地回信說，“請讓這照片最后消失吧”。但不久這照片就被印到了明信片上，赫然標注著“喬治·艾略特”字樣（參看：[英] 克萊爾·卡萊爾著，《將過去拋在身后：喬治·愛略特傳》，徐潁譯，中信出版社，2025年1月即出，第237頁。非常感謝中信出版無界分社曹雪萍主編信任，我得以先睹這部作品的樣稿）。

從喬治·艾略特的書信和日記等手稿之中透露的信息來看，在其有生之年，她的斯賓諾莎《倫理學》英譯本的出版并不順利。翻譯《神學政治論》期間，在1849年12月4日致查爾斯·布雷夫婦（Charles and Cara Bray）的書信中她寫道，“如果你急于出版有問題的翻譯，我可以在幾個月后跟進完成《神學政治論》，但是我向你承認，我認為你最好不要印刷翻譯。人們想要的英語不是對斯賓諾莎作品的翻譯，而是對他的生活和體系的真實評價”(George Eliot,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9 vols.], ed. Gordon Haigh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78, vol.1, p. 321.)。盡管她已經知曉塞繆爾·希區柯克（Samuel Hitchcock）正在翻譯《倫理學》，并且也正在聯系約翰·查普曼尋求出版，她也毫不在意，因為她認為“讓更多人接觸到斯賓諾莎的唯一方式，就是研究他的書，然后把書合起來，來進行分析”，斯賓諾莎的靈魂說出了令全世界都在死記硬背的話語，但這些話語根本不能通過翻譯來傳達（同上）。至于1856年完成的《倫理學》譯稿，在1856年3月26日寫給查爾斯·布雷的信中，她尤其叮囑不希望在譯著上署名：“當斯賓諾莎出版時，請不要提及我與它有關的名字。我特別希望不要被稱為《倫理學》的譯者”（George Eliot,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vol.2, p. 233.）。事實上，由于與出版商的報酬和出版時間的糾紛，使得這部《倫理學》英譯本的出版預期落空，轉戰小說領域的喬治·艾略特陰差陽錯地實現了她的愿望——與出版商的反復拉鋸，以及艾略特第一部小說《牧師生活圖景》（1857）獲得的巨大成功，都讓她的終身伴侶和與出版斡旋的中間人喬治·亨利·劉易斯（George Henry Lewes）不再那么積極推動出版，于是這部斯賓諾莎《倫理學》的第一個英譯本就此塵封了一百多年。

喬治·艾略特小說中的斯賓諾莎

盡管艾略特的小說似乎極少出現對斯賓諾莎的直接引用，但比照艾略特的日記、筆記和書信就可以發現，翻譯斯賓諾莎過程中，她積累了大量相關的讀書筆記，可以認為，閱讀與研究的影響對于她的小說寫作而言是潛移默化的。

例如在1854年11月24日，也就是她從11月8日開始翻譯《倫理學》之后不久，她開始翻看雅可比“關于斯賓諾莎的書信”（Briefe u?ber Spinoza），以便更好地理解斯賓諾莎；而寫作生前最后一部小說、猶太復國主義主題的《丹尼爾·德隆達》（Daniel Deronda）（在劉易斯去世一年后的1676年發表）的過程中，艾略特更是罕見地重新回到了斯賓諾莎——這部小說誕生之前，猶太人在英國文學作品中的形象大多是負面的，她的小說扭轉了這種風氣，甚至很多猶太讀者因其感召而投身到了二十多年后才出現的猶太復國主義運動之中。

在1871-1877年間為寫作《丹尼爾·德隆達》積累的筆記《福滋海默手稿（編號710和711）》（Pforzheimer MS 710, 711）（指的是紐約福滋海默圖書館收藏的喬治·艾略特筆記的手稿，現已結集出版: George Eliot, George Eliot’s Daniel Deronda Notebooks, Jane Irwin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08)，其中《福滋海默手稿（編號710和711）》收錄在此書第217-434頁）中，艾略特提到，奧斯曼帝國的假彌賽亞、沙巴泰運動的精神領袖、猶太神秘主義者沙巴泰·澤維（Sabbatai-Zewi），一定是24歲到32歲之間的斯賓諾莎寫作他出版的第一部作品《神學政治論》中關于猶太人可能復興的段落時所聯想到的同時代人；此外艾略特還推斷，斯賓諾莎肯定使用過1656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混合了半吊子哲學與喀巴拉主義的作品、亞伯拉罕·德·埃雷拉的《天堂之門》（Porta Coeli of Abraham de Herrera）（Zachary J. Hardy, 2015, “A Constant Unfolding of Far-Resonate Action: George Eliot's Middlemarch, Spinoza, and the Ethics of Power”,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Williamsburg: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Published by: George Eliot Scholars, edited by Beverley Park Rilett. Cite from: https://GeorgeEliotScholars.org, p.115.）。這些關于猶太主義的研究，已經具有了相當的深度，以至于斯賓諾莎有時會被研究者們視為《丹尼爾·德隆達》中“看不出以色列為什么不能再次成為被上帝揀選的國家”的猶太神秘主義者末底改（Mordecai）的原型。不過，她在1879年1月18日致阿瑟·艾薩克·梅耶斯（Asher Isaac Meyers）的信中直陳，“各種優秀的人盡管帶著最好的意圖，卻總是不斷重復著錯誤的認知”，以為斯賓諾莎式的學者正是她筆下的人物末底改的原型，但是在她看來，斯賓諾莎只屬于吸引機敏的頭腦去思考形而上學體系的人物類型，而“在猶太教方面，斯賓諾莎與我對末底改的構想截然相反”（George Eliot,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vol. 7, p. 96.）。

George Eliot, George Eliot’s Daniel Deronda Notebooks, Jane Irwin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08)，其中《福滋海默手稿（編號710和711）》收錄在此書第217-434頁。

在《丹尼爾·德隆達》的字里行間，艾略特更是幾乎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斯賓諾莎：“那些最枯燥的論證會產生如此幻覺，它們會過于草率地得出結論說，其論證之網終于已經大到足以容納整個宇宙。人們可能會在證明之中夢想通過公理、定義和命題的形式勾勒出一個虛幻的世界，最后寫下一句‘Q.E.D.’。任何思維公式都無法使我們這些凡人免于在對所要思考的問題的不完美理解中犯錯誤。”（Zachary J. Hardy, 2015, “A Constant Unfolding of Far-Resonate Action: George Eliot's Middlemarch, Spinoza, and the Ethics of Power”. Cite from: https://GeorgeEliotScholars.org, p. 85 n.23.）眾所周知，“Q.E.D.”為拉丁語“quod erat demonstrandum”的縮寫，意為“此證”，《倫理學》幾乎每條命題的證明，都以這句公式化的縮語結尾，這是斯賓諾莎《遺著集》的拉丁文編訂者們有意為之的“幾何學形式”（more Geometrico）。然而對于已經在小說事業上獲得巨大聲名的小說家喬治·艾略特而言，斯賓諾莎試圖以幾何學方式建構的倫理學大廈過于簡化，以至于無法窮盡人世間紛繁無序的線索，這是艾略特為數極少直接批評斯賓諾莎的場合。

喬治·艾略特《倫理學》手稿的發現與意義

發現喬治·艾略特的《倫理學》譯稿的過程非常偶然。1942年，耶魯大學圖書館從喬治·亨利·劉易斯的孫女埃莉諾·歐弗里夫人（Mrs. Elinor Ouvry）處購買了喬治·艾略特的手稿，現在收藏在耶魯大學的貝尼克珍本圖書和手稿圖書館（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這部手稿處于無人問津的狀態長達近半世紀。直到1981年，圣澤維爾學院（St. Xavier College）的研究者托馬斯·迪甘（Thomas Deegan, 1939-2001）轉錄了該手稿，奧地利薩爾茨堡大學的英語文學研究系列為了做學術之用，將轉錄打印稿印刷了幾百本（Ethics by Benedict de Spinoza,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Edited by Thomas Deegan, 1981, Institut fur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Universit?t Salzburg, Austria）。這個數量非常稀少的打字機時代的印刷版本，僅在極小的范圍之內流通，此后就絕版了，以至于“人們通常會驚訝地發現，喬治·艾略特竟然翻譯了斯賓諾莎的倫理學”（Clare Carlisle, 2020, “George Eliot’s Spinoza: An Introduction”, in Spinoza's Ethics,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edited by Clare Carlisle, assistant editors Zachary Gartenberg and Davide Monac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58-59.）。直到艾略特誕辰兩百周年之際，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于2020年正式出版了她的《倫理學》譯本。該譯本的編訂者、倫敦大學國王學院的斯賓諾莎學者克萊爾·卡萊爾（Clare Carlisle）直言，發現艾略特的《倫理學》譯本純屬一場偶然，“感覺它就應該在那兒”，于是發現了它的存在（Benedict de Spinoza, 2020, Spinoza's Ethics, George Eliot trans., Clare Carlisle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nedict de Spinoza, 2020, Spinoza's Ethics, George Eliot trans., Clare Carlisle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這部手稿由艾略特手寫的654頁組成，《倫理學》每一部分譯文之前，都有一個似乎出自劉易斯之手的標題頁。第一部分標題為“導言與斯賓諾莎《倫理學》第一部分”，但該手稿并沒有收錄任何導言，我們也無從知曉艾略特是否曾經有過撰寫《倫理學》導言的寫作計劃。該手稿的所有標題和內容頁皆為劉易斯手寫。此外，與《倫理學》譯本一道發現的手稿，還有9頁題名為“《神學政治論》筆記與補遺”的內容，出自劉易斯之手，其中包括22條筆記（有9條筆記為劉易斯對斯賓諾莎《神學政治論》的翻譯，另外13條筆記為劉易斯比較《神學政治論》與《倫理學》的段落）。不過這些相關的筆記，由于編者托馬斯·迪甘認為其“只關乎《神學政治論》”，故并未收入1981年的《倫理學》版本（Cf. Thomas Deegan, 1981, “Preface”, in The Ethics of Benedict de Spinoza,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Thomas Deegan ed., Institut fur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Universit?t Salzburg, Austria, 1981, pp. v-vi.），自然也未見于克萊爾·卡萊爾編輯出版的2020年的《倫理學》版本，因此關于這部分內容的研究價值，只能有待于有興趣研究劉易斯、并且能夠接觸到該手稿的研究者進行深入發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43年劉易斯為《威斯敏斯特評》（The Westminster Review）撰寫的《斯賓諾莎的生平和著作》（Spinoza’s Life and Work）一文中，已經翻譯完成了《倫理學》前幾頁的定義、公理和前八個命題，以及命題八的冗長附釋，不過艾略特并沒有簡單地接續劉易斯的工作，而是選擇從頭開始獨立翻譯（Cf. Clare Carlisle, 2020, “George Eliot’s Spinoza: An Introduction”, in Spinoza's Ethics,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edited by Clare Carlisle, assistant editors Zachary Gartenberg and Davide Monac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20.）。

喬治·艾略特的斯賓諾莎《倫理學》譯稿手稿，耶魯大學的貝尼克珍本圖書和手稿圖書館收藏，圖片來源：Clare Carlisle, 2020, “George Eliot and Spinoza: Philosophical Formations”, in Victorian Studies, Vol. 62, No. 4, p.598

由于時代局限，艾略特在翻譯時只采用了一部目前研究界普遍認定為次等的斯賓諾莎《倫理學》的拉丁文版本，也就是1843年出版的卡洛魯斯·赫爾曼·布魯德（Carolus Hermannus Bruder，1812-1892）版本（這個版本的出版信息為：Spinoza, 1843, Opera Quae Supersunt Omnia,/em>, Carolus Hermannus Bruder ed., vol. I, Leipzig: Berhnard Tauchnitz, Jr..），盡管該版本已經是艾略特翻譯時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底本，但這個版本很快被1874年西里西亞學者雨果·金斯伯格（Hugo Ginsberg，1829-1850）的《斯賓諾莎<倫理學>原本》（Die Ethik des Spinoza im Urtexte）、荷蘭學者約翰內斯·凡·沃爾騰（Johannes van Vloten，1818-1883）和揚·彼得·尼古拉·蘭德（Jan Pieter Nicolaas Land，1834-1897）的第一個完整的拉丁語《遺著集》版本《斯賓諾莎著作修訂集》（Benedicti de Spinoza Opera quotquot reperta sunt，1882-1883），以及1925年德國學者卡爾·格布哈特（Carl Gebhardt，1881-1934）宣稱“最終版本”（editio definitiva）的四卷本《斯賓諾莎全集》（Opera）等等更完善的現代版本取代（這幾個版本的出版信息分別為：Die Ethik des Spinoza im Urtexte, ed. Hugo Ginsberg (Berlin: Erich Koschny, 1874)；Opera quotquot reperta sunt, ed. J. van Vloten & J.P.N. Land, 2 vols (The Hague: Nijhoff, 1882–1883)；Benedict de Spinoza, 1925, Opera, im auftrag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erausgegeben, Bd. I-IV, Nach der von Carl Gebhardt, Heidelberg.其中格布哈特的考訂版本流傳甚廣，在近百年間幾乎成了斯賓諾莎研究的經典版本）。除了這個拉丁語底本之外，艾略特還參照了斯賓諾莎去世后由其友人共同出版的拉丁語遺著集（Opera Posthuma，1677），以及其他當時可以找到的德語和法語譯本。以當代的學術標準來看，艾略特的某些譯文由于為了應和拉丁語的詞語形態，采用了與拉丁語近似的英語譯名，這種譯法使得艾略特的英文看起來略顯古怪；同時，艾略特并沒有始終嚴格采用同一個詞語來翻譯斯賓諾莎的同一個術語，并且有時候會漏譯一些斷語或句子，這些都有損于艾略特譯本的學術性。不過值得指出的是，艾略特在處理斯賓諾莎文本的矛盾之處，以及在譯名取舍上，都具有自己深思熟慮的考量（尤其是其有關情感術語的譯名），甚至合理糾正了拉丁文版本整理者布魯德所犯的一些錯誤，這使得艾略特的英譯本在當前的斯賓諾莎研究中仍然具有進一步討論的價值。目前為止艾略特對斯賓諾莎的文本校勘較為詳盡的研究只有斯賓諾莎專家米歇爾·德拉·羅卡（Michael Della Rocca）為其英譯本撰寫的書評，具體而深入的研究尚待展開（Cf. Michael Della Rocca, 2020, “Book Review: Eliot’s Spinoza. A Critical Notice of Spinoza’s Ethics,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edited by Clare Carlisle”, in Mind, Volume 131, Issue 522, April 2022, pp. 619–630, esp. 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