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氏春秋·音初》記載四方音樂之始，其中關于南音稱：“禹行功，見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陽，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為南音。”據此，“候人兮猗”也就被視為南音之始，并在后世文獻中被廣泛接受。如劉勰《文心雕龍·樂府》稱：“至于涂山歌于‘候人’，始為南音。”沈約《宋書·樂志》：“禹省南土，涂山之女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陽，女乃作哥，始為南音。”均是對《呂氏春秋》記載的延續。

不過，“候人兮猗”四字在不同文獻記載中還存在文字上的差異。清代畢沅校《呂氏春秋》時已指出：“《選》注無‘兮’字。”俞樾稱：“《文選·吳都賦》注引此文無‘兮’字。”（《諸子平議》卷二二）二家所指，均據《文選》左思《吳都賦》“登東歌操南音”劉逵注引《呂氏春秋》：“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又日本學者松皋圓引鹽田屯稱：“《南都賦》善注引作‘候人猗兮’。”（《畢校呂覽補正》卷六）則據《文選》張衡《南都賦》“坐南歌兮起鄭舞”李善注引《呂氏春秋》：“女乃作歌曰：‘候人猗兮。’”即是說，《文選》同時選錄《吳都賦》和《南都賦》，二賦注釋雖然同引《呂氏春秋》，但一則引作“候人猗”，一則引作“候人猗兮”。相較于《呂氏春秋》通行版本中所記載的“候人兮猗”，前者無“兮”字，后者則倒“兮猗”為“猗兮”。此外，在畢沅、俞樾、鹽田屯等關注到的《文選》中晉、唐人注征引《呂氏春秋》所存在的異文外，南宋王應麟在征引《呂氏春秋》時也存有異文，其《詩地理考》卷一引作“候人兮猗”，《玉海》卷一〇三則引作“候人猗兮”。

總體來說，“候人兮猗”“候人猗”“候人猗兮”三種異文的區別，在于“兮”字的衍文或脫文，“兮”“猗”二字的倒文。至如《北堂書鈔》卷一〇六、《太平御覽》卷一三五引《呂氏春秋》僅稱“女乃作歌曰‘候人’”，將“兮”“猗”二字一并刪去，則屬于類書征引時對虛詞的刪節，并非異文形態。而對于前述三種異文究竟以何者為是，學術界尚存有爭議。俞樾稱：“《文選·吳都賦》注引此文無‘兮’字，是也。‘猗’即‘兮’字，不當并用。”（《諸子平議》卷二二）以“兮”字為衍文。松皋圓稱：“鹽田曰：《南都賦》善注引作‘候人猗兮’，宜從之。”（《畢校呂覽補正》卷六）許維遹亦稱：“《南都賦》注引作‘候人猗兮’，當從之。”（《呂氏春秋集釋》卷六）均認為“兮猗”為倒文。

針對俞樾“兮”字為衍文之說，王利器《呂氏春秋注疏》贊同，蔣維喬、楊寬、沈延國、趙善詒合著之《呂氏春秋匯校》則表示反對，稱：“‘猗’‘兮’古非不能并用，《晉語》曰‘猗兮違兮’，韋注云：‘猗，嘆也。’……俞氏據《選》注刪‘兮’字，無當也。”陳奇猷亦稱：“古人以二嘆詞連用之例正多，如《詩·淇澳》‘綠竹猗猗’是。俞刪‘兮’字，非。”（《呂氏春秋新校釋》卷六）針對松皋圓倒文之說，蔣維喬等《呂氏春秋匯校》稱“疑松皋圓之說近是”，陳奇猷則表示反對：“‘兮’‘猗’均是嘆詞，且是疊韻，則作‘兮猗’與‘猗兮’無別。松、蔣倒作‘猗兮’，多此一舉。”（《呂氏春秋新校釋》卷六）

事實上，“兮”與“猗”二字相通。以傳世文獻而論，孔穎達《尚書正義》于《秦誓》“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稱：“猗者，足句之辭，不為義也。《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王引之總結稱：“猗，兮也。”并關注到《詩經·魏風·伐檀》“河水清且漣猗”在漢石經中作“河水清且漣兮”的例證。（《經傳釋詞》卷四）傳世文獻中的“兮”字，在已出土的漢代及漢前文獻中，則被寫作“可”（如安大簡《詩經》）、“呵”（如馬王堆帛書《老子》）、“旖”（如阜陽漢簡《詩經》）等字。從這一角度來說，既然“候人兮猗”中的“兮”“猗”二字為同字，則確如陳奇猷所言，“兮猗”與“猗兮”并無實際區別，所謂倒文應是后來抄錄過程中所致。

不過，在“候人”兩個實詞之后連用“兮”“猗”兩個字形不同而意義相同的嘆詞，在同時期文獻中也無法得到佐證。戴偉華已指出：“‘猗’‘兮’兩個語助嘆詞連用在先秦文獻中絕無僅有，楚歌、楚辭中也沒有類似用法。”（《楚辭音樂性文體特征及其相關問題——從阜陽出土楚辭漢簡說起》）除前述蔣維喬等引《國語·晉語》“猗兮違兮”外，如《初學記》卷一四引后漢秦嘉《述婚詩》：“猗兮容兮，穆矣其言。”也是“猗兮”連用的例子。但“猗兮”置于句首，與“違兮”“容兮”相應，此“猗”當為實詞而非嘆詞，與“候人兮猗（或猗兮）”置于句末有所不同。蔣維喬等《呂氏春秋匯校》又稱：“《候人》首句云：‘彼候人兮。’疑此本亦作‘猗候人兮’，‘彼’‘猗’亦聲轉。”即認為“候人兮猗”當倒作“猗候人兮”，但“猗”在“候人兮猗”中原為嘆詞，“彼”則為指示代詞，二者也不能等同。至于陳奇猷所引《詩經·衛風·淇奧》“綠竹猗猗”，鄭玄注：“猗猗，美盛貌。”知為形容詞，也不能等同于“兮猗”。更進一步，如雷黎明所指出：“先秦傳世典籍里大量存現‘兮’字，而出土的春秋戰國文獻中無一例‘兮’字。”（《先秦傳世典籍“兮”字本貌及形用流變》）亦即在漢代以前的出土文獻中，僅有“可”“呵”“旖”等字而無“兮”字的存在，則當《呂氏春秋》編寫的戰國之時，亦無“兮”字存在，其通行版本中的“兮猗”之“兮”字，即應是衍文無疑。

至于“兮”字致衍的痕跡，胡敕瑞稱：“句中‘兮’字當是注文闌入，原文應作‘候人猗’。”（《試論“兮”與“可”及其相關問題》）但“兮”字未必是注文，更可能是對“猗”的旁記字。因旁記字闌入正文而衍，是古書抄錄與校勘過程中常見的誤例，王念孫《讀書雜志》多舉先秦子書旁記字誤入正文之例，俞樾《古書疑義舉例》有“以旁記字入正文例”，皆有論述，張涌泉亦曾對敦煌寫本中的同類情況進行考證（《敦煌寫本文獻學》）。夷考其實，《呂氏春秋》所記載者原當作“候人猗”，“猗”在漢代被改寫作“兮”，或本在“猗”旁記“兮”以解釋此字，抄寫者誤將作為旁記字的“兮”字錄入正文，遂變為“候人兮猗”，或作“候人猗兮”。

將“兮”字定為衍文，既有《文選》中《吳都賦》劉逵注引《呂氏春秋》“候人猗”的版本佐證，也有前人對于旁記字闌入正文而衍的例證，更有出土文獻中漢代以前無“兮”字的文獻依據。總結來說，《呂氏春秋·音初》中記載的南音之始實為“候人猗”，通行版本中“候人兮猗”的“兮”字為漢代以降將旁記字誤入正文而造成的衍文。“候人兮猗”在后世的影響雖大，但揆諸實際，仍當以作“候人猗”為是。

（作者：翟新明，系湖南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