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戲的人們看《牡丹亭》的演出時，必會聯想到它的作者湯顯祖，但看《玉簪記》時，就未必人人都能說得出它的作者是誰了。

高濂其人

《玉簪記》的作者高濂,字深甫，號瑞南，晚號湖上桃花漁，別署千墨主，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其家為破落貴族，因其父經商而致富。高濂曾入國子監，屢試不售后，乃捐資待選鴻臚寺。兩年后奔父喪歸里，遂隱居西子湖畔，不復求仕。所學駁雜，精于圖書及古玩的收藏與鑒賞，因自幼體弱尤其講究養生之法，通音律，能度曲，開宴則以唱曲為樂。與戲曲家梁辰魚、汪道昆等為友。所作傳奇有《玉簪記》《節孝記》二種，俱存，尤以《玉簪記》流傳為廣。《全明戲曲》輯錄其小令十六首、套曲十六套。另有詩詞集《雅尚齋詩草》《芳芷樓詞》及養生方面的論著《遵生八箋》等。(據《明清傳奇鑒賞辭典》)

據著名學者黃裳先生(1956年新版《玉簪記》文本校注者)說：

高濂還是有名的藏書家，應該說是版本學者的先河。他最喜歡收藏醫書，藏書流傳下來的很不少。士禮居黃氏、海源閣楊氏，都藏有他家的遺書。他所用的齋館墨名除去“雅尚齋”外，還有“瑞南莊”、“妙賞樓”、“萬花居”等。

他的《遵生八箋》一書廣泛地涉及了養生、醫藥、飲食、賞鑒，以及花木、單方等等，是開明代小品、雜纂風氣的早期作品。作者常識的廣博是值得重視的。從他的著作里面可以看到其人的大致輪廓:他的生活比較優裕，住在杭州，對文學藝術有廣泛的興趣，講究生活享受，也注意研究醫藥、古董和其他各方面的知識。

高濂寫的兩個劇本《玉簪記》和《節孝記》得到了很高的評價，但也受到了不少批評，這說明他是才人，而不是學人。他對戲曲有興趣，卻不是專門的曲家。在寫作中有才華的溢露，可以說是明中葉以后產生的一些才人文士的特點。

《玉簪記》這出戲

《玉簪記》傳奇文本寫成于明穆宗隆慶四年(公元1570年),演述南宋時期，金兵進犯中原作亂，少女陳嬌蓮母女避難離家，在亂軍中失散。陳姑投身金陵女貞觀安身，取法名妙常。觀主侄兒書生潘必正會試落第，羞于返里，寄居觀中攻讀，待下科赴考，巧與陳姑相遇，二人一見傾心，互以琴音表示心曲，但因受禮教世俗與道規戒律的束縛，不敢言明。陳姑乃作詞暗抒情意，被潘生偷見，陳姑含羞承認。后來，事被觀主發覺，遂催促侄兒赴科應試，并親自送其登程。陳姑不顧非議，毅然追至江上哭別，陳贈潘玉簪、潘贈陳扇墜以為定情之物，互表意定情堅。后潘考中得官，復回金陵。原來當年陳、潘兩家指腹為媒，終于團聚，結成佳偶。

從史料中未見全劇通演的記載，一般只有第十四出“茶敘芳心”(即《茶敘》)、第十六出“弦里傳情”(即《琴挑》,又名《寄弄》)、第十七出“旅邸相思”(即《問病》,又名《探病》)、第十九出“詞媾私情”(即《偷詩》,又名《偷詞》)、第二十一出“姑阻佳期”(即《姑阻》《失約》)、第二十二出“知情逼試”(即《催試》)、第二十三出“秋江哭別”(即《秋江》)。

以上各出是全劇的主體關目，也是精彩片段，常以單出或兩出連演出臺。京師最早于清乾隆年間四大徽班進京之前入都的慶寧部、萬和部、四慶徽部、三慶徽部和集秀揚部各班露演，可見《消寒新詠》一書(始寫于乾隆五十九年，即1794年；于乾隆六十年，即1795年寫成出版)有記述。道光年間，內廷演出劇目中也有記述(見《清代伶官傳》)，表演者均為著名伶工，如工昆小生陳壽彭。陳壽彭又名連兒，字永年，陳金雀之次子。陳金雀年邁不再登臺后，其飾演的角色，多由永年接替。1873年，恭王府開辦全福昆曲科班(俗稱“小學堂”),陳壽彭被聘為教習，陳德霖、錢金福皆啟蒙于此科班。壽彭在宮內演出中，常扮演潘必正，與之合演的是“小學堂”的主持人杜步云，飾陳妙常。另如喬蕙蘭與王阿巧、陳德霖與王楞仙、朱蓮芬與陳桂亭(金雀之孫、永年之子)、王儀仙(時小福弟子)與梅竹芬(梅蘭芳之父)等都是良配，常相合作。

清代民間戲班四喜、榮椿、玉成、復出安慶各班也都有貼演。民國后，梅蘭芳、程硯秋、筱翠花、朱傳茗、張傳芳、馬祥麟、言慧珠與俞振飛、姜妙香、顧傳玠、周傳瑛等，以及新中國成立后，青年演員汪世瑜、沈世華、華文漪、岳美緹等也都擅演。

《玉簪記》的表演特點

《玉簪記》是一部以寫古代才子佳人愛情為主題的作品，把愛情寫得純潔、真摯，從描寫中透露出青春的熱情。劇本頗有文采，格調高雅脫俗，給觀眾帶來審美享受的愉悅。當年，大學者陳寅恪先生曾贊《牡丹亭》是一曲“千古絕唱”。按照陳氏視角，《玉簪記》可稱“長生不老”的一流佳劇。此劇文本寫成，至今已然四百五十余年，傳演不衰，經過歷代表演藝術家的精雕細琢，終成一出昆曲巾生與五旦(閨門旦)對兒戲的經典。

此劇有一個不一般的表演特點，朱傳茗老師說過:陳妙常的表演，猶如一具暖水瓶，外殼涼涼的，沖進了一壺滾開的沸水，塞上塞子，外涼內熱，表里不一，卻不敢表露，唯恐世俗的非議和戒律的不容，必須含蓄、不火不過、恰切合度。這種復雜的心理矛盾，既要讓劇中人潘必正捉摸不定，又要使觀眾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這種掌控是有十分難度的，需要功力。

學過演過《牡丹亭》杜麗娘的演員會體察到，她與陳妙常雖然行當家門同為五旦(閨門旦)應工，所演人物也同為大家閨秀，情懷也大致相同，但由于處境不同，表做則大有不同。杜麗娘的戲多是在自家宅院內推進的，接觸的無非是春香、杜母、陳最良等少數實體人物，余者多出現于夢幻之中，所以情懷坦然，放得開，無阻無礙，以至情戰勝了禮教，以生戰勝了死，故而要展現一個“靜”字。陳妙常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百般回避，不敢痛快地表露真情。她是勇敢地掙脫了禮教和道規兩重桎梏，才解除了傾吐深情的束縛，與潘生結成情侶的，故而要掌控一個“穩”字。

關于潘必正的表演，周傳瑛老師曾說:有人錯解“挑”字的含義，以為是“挑動”男女之間的春情之意，這是完全錯誤的。潘、陳之間是純潔、真摯的愛情。潘必正是一個文雅正派的書生，不能有半點俗野、輕薄之態，不能演成《借茶》張文遠式的人物，那就徹底地砸鍋了，把戲演“臟”了，演“歪”了。學戲者應當注意。《琴挑》又名《寄弄》,意思是“二人互以彈琴借曲吐露衷懷”。小生的表演在于眼目傳神之美，科介在于嚴謹簡約之貴。這是俞振飛、周傳瑛老師從藝術實踐中總結出來的。

還要提示一點:劇中的勒辮丑所飾演的書童進安是個重要角色。上海昆劇團的成志雄君演得非常出色，可愛、善良、樸實，又活潑、風趣，對戲起了調節作用，雅而不俗，堪稱“活進安”。

還有兩點要說清楚:(一)原作中有佛道雜糅的問題。黃裳先生說:“作者在戲里寫道觀，有時又像是尼庵；寫了不少佛典，又雜入了不少道家之言。如果說作者連這樣的常識都沒有是不可理解的。我想這只是表現了他的不敬而已。”高濂所寫，實為對宗教之典的藐視和反感。(二)此劇中的潘必正與京劇《玉堂春·三堂會審》中的“紅袍”(藩司，即布政使)并非一人。前者為宋代人，后者為明代人，年代相隔太遠，扯不到一起。“紅袍”之人名另有考證，在此提醒學戲者，不必糾纏不清，謹作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