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眼看到“腦腐”這個詞，便扭頭向一同讀報的爸爸驚呼：“短視頻！”

那天晚上，我和爸爸坐在書桌旁翻看12月3日《參考消息》，爸爸突然指給我看一則消息：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12月2日援引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稱，《牛津英語詞典》出版機構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從龐大數據庫里的許多候選詞中，挑出意指認知能力衰退的“腦腐”（Brain rot）一詞，作為本年度潮流熱詞。

爸爸說，不知為何，“腦腐”這個詞會讓我聯想到“腦殘”。

我說，“腦腐”（Brain rot）與“腦殘”（Brain demage）還是有些區別的。“腦腐”是一個緩慢而幾不可察的腦子生銹過程，而“腦殘”是一擊致命的腦子病變。用個不恰當的比喻來講，“腦腐”就像高血壓、高血脂，是慢性病，有些人并不會為此改變生活習性；而“腦殘”就不同了，它是不易治愈的癌癥，得了便意味著要長期出入醫院進行治療。

然而，“腦腐”就不需要醫治嗎？慢慢生銹的腦子不需要重獲靈光嗎？我覺得不僅需要，而且必要。

“腦腐”一詞最早出現于1854年。它由美國作家亨利·戴維·梭羅率先使用。大約是英國維多利亞時期由馬鈴薯晚疫病導致的愛爾蘭大饑荒給了他靈感，于是梭羅便在其大作《瓦爾登湖》里吐槽：“英國嘗試治療土豆腐爛，難道就不努力治療腦子腐爛？”

在我看來，這個世界上沒有什么“精神鴉片”能比短促、高強度的錯誤信息輸入，更有效地腐化人類的認知。

我在做機械勞動類的實驗時，常常喜歡順便聽點時政要聞、歷史故事或者電影拉片解說。作為B站（嗶哩嗶哩網）網齡超過十年的元老用戶，我習慣觀看長視頻，所以即便在短視頻的風口期，也沒有一縷風吹動我點開看看。我完全不好奇短視頻平臺能播放什么節目。

畢竟與其聽路人甲3分鐘講一段時政要聞，還不如看信息來源可靠的電視新聞，或者翻翻時政報紙。3分鐘，甚至容不下一些大型歷史事件的故事梗概。即便是看一場電影，有兩個小時的時長，講一個小故事也許可以，故事結構稍微復雜一點，就得拍成系列片——何況是短視頻呢！

短視頻的“短”，注定了單位時間內的信息容載量有限。若平臺想要留住用戶，維持流量并持續盈利，就得想辦法整點“花活兒”。這就使得某些短視頻的內容，怎么吸睛怎么震碎三觀怎么來。所以，我拒絕那些質量無法保證，內容全靠刺激，信息源又難保真切可靠的短視頻，免受其害。不過，長期觀看長視頻的我，就能夠規避頻繁使用電子產品，從而導致認知衰退和注意力不集中等“退行障礙”嗎？

不能。而且，我悲傷地發現，觀看長視頻，于我而言，已然成癮。

我習慣了耳朵旁邊有固定量的信息流動。當我的世界恢復安靜時，覺得不適應，并無法很快進入深度思考。我習慣了大量的信息輸入，卻罕有梳理這些輸入的信息流并轉化為輸出的過程。尤其當這些輸入的信息本身質量還不錯時，我還會為自己學了點“新知識”而沾沾自喜。我覺得自己的腦子變成了一個容器，裝著一些不確定有什么用途的看上去很“高端”的知識。它們并沒有變成能夠隨意取用的精神力之箭，反而隨著時間流逝，慢慢風蝕，在腦子里漸漸地“腐爛”了。

我真切地意識到，自己的大腦越來越難以高效地處理多變量交織在一起的復雜問題。我像一只文火慢燉的青蛙，最終沒能躲過信息化時代溫水的蒸煮。

爸爸媽媽的突然到來，很快便治愈了我的“腦腐”。

戒斷方式非常簡單——沒收手機。基本操作是，我在寫論文或其他文件時，手機被媽媽“收在”爸媽的房間里。除了一些必要回復的緊急消息，我無權擺弄它。這種戒斷，初始階段是很痛苦的，我的世界不再像人來人往的火車站臺，站臺大廳也不再熙來攘往。突然拉了電閘的火車站，一下子變成了無人光臨的深夜廣場。

我走在自己的“識海”里，開始一件一件翻檢廣場上的知識擺件。在這個過程中，我寫完了拖延了很久的幾篇稿件，解開了困擾已久的工作謎團，同時恢復了睡前閱讀的習慣。我明顯感覺自己的意識日漸清明，在洗澡時更是妙思泉涌，常常出了浴室就奔去找iPad電子筆記本，記錄洗澡時突發奇想獲得的科研新思路。

戒斷期間，我有什么難解的科學問題，便拉住媽媽，強行給沒做過科研的媽媽分析講解。媽媽并不嫌我絮煩，而是很有耐心地聽我講解，并在我缺乏邏輯時，幫助我梳理思路，說，這樣試試你看如何？很神奇，每次我給媽媽分析完問題之后，解題思路便突然靈光一閃鉆進我腦中，問題隨之迎刃而解！

爸媽來深圳期間，我每天只和爸爸、媽媽以及科研為伴，還有導師的及時指導研究。此外，我幾乎不再有信息過載的繁雜問題，大腦帶寬足夠輕松處理日常遇到的科研問題。

這使我深受啟發。“腦腐”源于不知疲倦地獲取質量參差不齊的信息，就像老子《道德經》所說的那樣：“少則得，多則惑。”是啊，困惑越積越多，我便成為一只困惑容器，過載信息湮滅了我思考的余力。減少信息負載，我“識海”中裹著種子吹過山野的狂風，就變成了柔細的和風，將思緒的種子吹落在土地上，有了生根發芽的機會。

我想，探索隱居的佳妙之處的梭羅，一定有相似的體驗，才能問出腦子腐爛當治與否？

如今，年輕人經常在社交媒體上，用“腦腐”來形容一個人的精神或智力狀態衰退，尤其是由于過度消費瑣碎的網絡內容，從而導致精神和智力衰退。無論是英倫還是中國以及N國，“環球同此涼熱”，問題急切而普遍且嚴峻。

叔本華曾斷言，生命的本質是一團欲望，欲望得不到滿足就會痛苦，得到了就會無聊。信息化時代，人的欲望被信息洪流切碎，變成一個一個細碎的即刻滿足機會，手機里各式各樣的軟件像“投機成癮”的商人團體，隨時滿足這些零碎渴望，把人操縱如天平的擺針，在產生欲望的短暫焦慮和馬上獲得滿足的無聊間反復擺動，讓人喪失了獨立思考的心力，逐漸地“腦腐”化。

今年春天我和爸爸媽媽有過一次關于手機的專題對話，后來爸爸寫成一篇題為《放下，立地！》的雜文，講的就是放下手機，超度自己。

放下，立地！說得真好！當我們立志要做點事情的時候，首先要讓自己擺脫形形色色層出不窮的科技產品的誘惑枷鎖，不再將自己的欲望從資本社會提前設計好的欲望抽簽庫里抽取，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擺脫漸進性“腦腐”之魔怔。

換言之，治療“腦腐”，要從放下手機，遠離信息過載開始。

寫于2024年12月22日深夜ZH實驗室等樣期間

李雨書，出生于山西省陽泉市，5歲隨父母進京。北京大學學士，牛津大學博士。現在中國科學院深圳某研究院進行合成生物化學方向研究的博士后工作。好讀雜書，愛看電影、動漫和學術期刊，偶爾也喜歡寫點隨筆雜文。2018年在牛津大學讀博士期間，與父母一起創辦《諺云》公眾號，并撰寫《牛津日記》系列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