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思孝目前的文學創作中，有兩類題材占據了顯赫的版圖，其一是以《不明物》及《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為代表的青年題材小說，其二是以“鄉村三部曲”及《土廣寸木》為代表的鄉村題材小說，而真正奠定了其文學風格、為其贏得了廣泛文學聲譽的，自然當屬后者。

老實說，在當下創作鄉土文學是一件極具挑戰性的事情，或許是因為發軔于魯迅、沈從文的鄉土文學實績豐厚、珠玉在前，想要克服影響的焦慮、抵達前人未至之處，實屬不易。又或許是因為中國的鄉土社會已然失去了某種穩固的整體性，而是每時每刻都在醞釀著新的變局，想要在變動不居的時間之流中捕捉、沉淀出獨特的文學經驗，無論從技術還是誠意上來講，都對寫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過，盡管面臨著諸種挑戰，魏思孝依然憑借《土廣寸木》交出了一份出色的答卷，在這部小說中，魏思孝扮演著一種近似于鄉村史官或鄉村守夜人的角色，鄉村內部的生老病死、婚喪嫁娶，一切看似普通而尋常的鄉村記憶里，自有其殘酷或暖意。在一切堅固的東西都已經煙消云散的時代，為了那些看似輕如草芥、實則各自背負著千鈞之重的人及其在世上存活過的痕跡不被遺忘，鄉村守夜人站在夜與晝的交匯點，用文字忠實地為鄉村無名者立傳。

早在2016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小鎮憂郁青年的十八種死法》中，魏思孝的文風便已初具雛形。魏思孝的不少作品都帶有黑色幽默的氣息，略顯玩世不恭的語詞乍看之下令人忍俊不禁，細讀一番卻會感受到一種不動聲色的冷峻與殘忍，而故作輕松的笑聲也總是伴隨著淚水。這種敘述語調在魏思孝的作品中并不鮮見，譬如《余事勿取》寫道，“踏入社會的侯軍明白，誰都指望不上，當然也包括自己，他經常換工作，心里想的最多的是不勞而獲，和下輩子投胎別再出錯。”此處的“不勞而獲”與“投胎別再出錯”便以一種開玩笑的口吻勾勒出了侯軍的人物形象，也側面揭示出普通村民在面對階層議題時的無可奈何與自我紓解。

這種略帶黑色幽默氣質的講述手法也出現在《土廣寸木》中，例如在《土廣寸木》上半部分的第一節《饅頭》中，作者寫到當時停尸房的冰柜裝滿了執意要舉行告別儀式的逝者，為的是“借此把過去送出去的份子錢多少撈一點”；《酒》里寫到金池洗浴中心開張，此處當年曾經是公社禮堂，匯集了講報告的模范社員和戰斗英雄，如今“男人們掌聲熱烈，翹首期盼下面的節目”；又如下半部分的《十二月》，回憶了“我”的發小劉祥與前妻邂逅的經歷，“對方殷實的家境讓兩人的感情迅速升溫”等等。魏思孝式的黑色幽默，往往通過將“崇高”的象征與“卑瑣”的現實并置，繼而營造出一種滑稽的反差感。《土廣寸木》中這些風塵仆仆的人物多半受困于物質或情欲，魏思孝揶揄筆下人物們無傷大雅的微妙欲望，卻從不加以居高臨下的嘲弄或取笑，作者即便讓他們略出洋相，感情上卻仍然與其親密無間。這種善意的揶揄以及笑中含淚的黑色幽默，構成了魏思孝文風中極具辨識度的一個面向。

除了獨特的敘述語調之外，《土廣寸木》更值得稱道的，是它內在的“紀錄片”式的白描質地。魏思孝在后記中坦言想“以文字紀錄片的形式，來展現鄉村的各方面”，而不虛美、不隱惡也恰恰是作者一以貫之的創作原則。從結構上來看，《土廣寸木》和傳統意義上的長篇鄉土小說有所區別，它沒有連貫的故事情節或統攝全書的核心線索，如書名所彰顯的那樣，《土廣寸木》是從各個分散的視點對村莊的拆解，這種寫法雖然顯得較為零碎拉雜，但無形中更接近真實的鄉村狀況。當下的鄉村已經很難被某種單一的宏大話語（諸如“啟蒙”或“革命”）所涵括，而生活本身恰恰是由雞零狗碎的日常支撐起來的，因此《土廣寸木》這種貌似漫漶無邊的拉家常敘事更貼合鄉村生活的實景，它有著源自日常生活本身與生俱來的瓷實質感。魏思孝寫農村人的婚喪嫁娶、兄弟鬩墻，寫險象環生的鄉村政治，也寫咸菜甕上漂浮的一層白沫；他不避諱“殺妻案”這類殘忍的鄉野秘辛，也沒有忘記對于向土地討生活的村民們來說，證明某種食物好吃的最有力舉措其實是“松下褲腰帶，還能再吃一個”。

只有長期在鄉村生活過的作家，才會對鄉村生活細節有著如此敏銳的洞察力及捕捉能力，他既沒有浸淫于圍繞著鄉愁形成的龐大寫作傳統、美化衰頹的現實，也沒有用刻奇的目光凝視鄉村、夸大它的丑陋或不堪。這種近乎白描的手法讓人很自然地聯想到了由焦波執導的紀錄片《鄉村里的中國》，在創作手法及理念上，《土廣寸木》和《鄉村里的中國》有不少異曲同工之妙。二者所聚焦的都是山東某個普通的鄉村，均以秉筆直錄的方式忠實地記載了鄉村一整年的興衰榮枯。在《鄉村里的中國》，主角杜深忠是一個帶有藝術氣質的農民，他曾在魯迅文學院進修過四年，熱愛文學和音樂，但在鄉村生態中，杜深忠的人生卻像極了他那首走調的二胡曲，始終尋覓不到正確的軌跡；《土廣寸木》中也出現了一個類似的鄉村“異類”，敘述者“我”——作家衛華邦。在焦波團隊的鏡頭下，平日里老實巴交的農民杜深忠激烈地傾訴道：“實際上我一開始對土地就沒有一點感情，咱就是沒有辦法，無奈。”《土廣寸木》同樣提到，“留下來在這里生活的人們，并不是對此地有多么熱愛和留戀”，而“對于真正的農民，田園風光只存在想象中”。這些略顯刺目的臺詞背后蘊藏著真實的血淚與生活本身的重量，而誠實地展現這些既受惠又受困于土地的無名者們的一生，對于魏思孝而言，既是使命更是義務。

在魏思孝的大多數作品里，“衛華邦”這個人物都帶有一定的自傳色彩，《土廣寸木》中的敘述者“我”——作家衛華邦也不例外。“我”雖然成功地擺脫了土地的束縛、獲得了較為光鮮的社會身份，但從未忘記自己寫作的起點。魏思孝曾借衛華邦之口，對自己的寫作行為及作家身份進行了痛苦的自我質詢，“我”回到家鄉接受記者的采訪，恍惚中看到無數的活人和鬼魂質疑“我”販賣他們的隱私與苦難，最后，“看到一些村民悄無聲息地死去，沒有留下任何的印記，作為寫作者，我深感自己有義務，記錄下他們的生活。”在此，魏思孝與衛華邦合而為一，莊嚴地對鄉村許下了關于“記錄”以及用寫作反抗遺忘的承諾。

我們深知任何文字都難免帶有虛構的成分，但魏思孝的自我懷疑與自我剖析，仍然展現出了一種可敬的自省能力。魏思孝并不自恃為鄉村病癥的診斷者或拯救者，更無意于成為鄉村浪漫派吟游詩人。在解構鄉村之前，他率先冷酷地剖析了自己。他既不高于也不低于生養自己的村莊，而是站在理解鄉村的位置上，懷揣著“強大的同理心”記錄鄉村的世情百態。任何苦難都不應被輕視，任何人的生命都不應如逐水飄萍、轉瞬即逝。即使長途司機王聞、外賣員陳華宇等人物的生命就像“摩托車燈照亮前方一小塊的明亮”，但曾經來過這世間一趟的人們，都不會是白來過，因為在強大的歷史洪流沖刷我們記憶的河道之前，文學先于遺忘而抵達。

總覽“鄉村三部曲”以及《土廣寸木》，會發現魏思孝的寫作具備一種稀見的品質，那便是以耐心為底色的誠實。正是這種面對自我、面對他人以及面對時代的真誠，讓他的寫作有了令人信服的理由。魏思孝是尖刻的，無論是時代的整體癥候，還是個體的生存之痛，都是驅使他寫作的直接動力。在敢于表達被其他人有意無意遺忘的創傷記憶這一方面，魏思孝表現出了令人肅然起敬的真誠與勇氣，正是仰賴于他的正直與誠實，他的寫作也終將成為歷史證詞的一部分。而面對那些“被生活壓榨得沒什么辦法的人”，作家尖刻之外又有慈悲。生養于鄉村的守夜人見證并記錄這些命若浮萍者的一生，他目睹過最濃釅的黑夜，卻仍盼望著春天的現形。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都應該感謝魏思孝。

作者簡介 周琪，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曾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等刊物發表十余篇論文，學術興趣為文學思想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