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時代條件下，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推進古籍出版和流通歷史的學術研究，古籍的營業書目是一宗值得重視的文獻資源。在我國歷史上，古代書肆往往兼具出版和售賣書籍的功能，所售書籍以其文化商品屬性，在抄寫或刻印出版、出售流通過程中逐步形成一種性質特殊的營業書目。營業書目又稱書業書目，是圖書出版和銷售發行機構或個人所編寫的銷售書目，其形制為單頁的廣告傳單、附錄或單行的書冊。早在明清時期，營業書目已見載于文獻，較早的營業書目有古代著名坊刻中心之一的閩地建寧《建寧書坊書目》，明清之際藏書家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史部”的“簿錄類”予以著錄，惜不傳世。明嘉靖元年（1522年）金臺書鋪主人汪諒附于所刻《文選注》目錄后的一篇目錄，可能是現存最早的營業書目，篇末說明“不能悉載，愿市者覽焉”（《中國版刻圖錄》圖版四〇六）之意。晚清民國時期，書肆營業書目的編制和印發已趨成熟。

書肆營業書目作為古代書籍在生產、流通領域的重要載體，是研究古代書籍史的重要史料，也積極推動目錄學、版本流通史、閱讀史和古舊書業史等多個領域的相關研究。

一新興的目錄學研究分支

目錄學不僅是古籍整理必備的基礎知識，而且是讀書治學的入門知識。在古籍整理史上，我國古代目錄學濫觴于西漢劉向、劉歆父子受詔校理群籍而編成的《別錄》《七略》。清人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目錄之學，學中第一要緊事，必從此問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學問之道，始于目錄之學，古人也非常重視目錄學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面的門徑功用。

傳統目錄學的編纂和研究，重在官簿、史志、私錄以及專門學科目錄。近代以來，隨著學科細化的縱深發展和專業知識的現代轉型，學界不再囿于傳統目錄學的視野，開始關注其他類型的目錄，出現新興的目錄學分支，包括禁毀書目、闕書書目、辨偽書目、版本書目、引用書目、聯合書目、目錄學書目、營業書目等諸多領域的現代目錄學研究。

首先明確將營業書目作為一種獨立的目錄類別提出的應是鄭振鐸。在《西諦書目》中，鄭振鐸總體上按經史子集四部法對其藏書進行分類，隸屬史部的“目錄類”收錄295種，包括“公藏”24種，“私藏”102種，“提要考證”50種，“地方書目”39種，“營業書目”22種，“其他書目”47種（包括禁毀書目類），附錄11種（包括偽書書目類）。鄭氏對“營業書目”命以專名，顯示出其開闊的目錄學視野和敏銳的學術洞察力，對此類書目的研究有首創之功。

營業書目尚未引起傳統文獻學和目錄學研究者的足夠重視，爬梳近現代以來諸多重要相關經典論著，目前僅有程千帆、徐有富所著《校讎廣義·目錄編》一書中將“鬻販書目錄”作為特種目錄之一，專辟一節進行論述。

相較而言，現代文獻信息檢索和出版發行領域的著述對營業書目多有關注和討論，學界所整理的出版發行資料也往往收錄大量營業書目。除了早期出版的平心《（生活）全國總書目》（1935）、張靜廬《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1954）等，最近二十年以來，收錄各種近現代營業書目的出版發行資料開始大規模影印問世。重要的作品有徐蜀、宋安莉《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叢刊》（2003）、竇水勇《北京琉璃廠舊書店古書價格目錄》（2004）與《江南舊書店古書價格目錄》（2005）、周振鶴《晚清營業書目》（2005）、韋力《中國近代古籍出版發行史料補編》（2006）、上海圖書公司《二十世紀中國古舊書業資料叢刊》（2008）等，另有《民國時期文獻資料海外拾遺》業已開發成為電子文獻數據庫。

二書籍出版領域的珍貴史料

目錄學是致用之學，書肆所出以銷售為目的的營業書目，更加強調目錄學的實用性。這些書目不僅收錄所收售古書的題名、冊數和價格、紙張，而且還附有一些書肆自行刊印或抄寫的書目。前者屬于豐富的古書經營和古籍流通史料，后者則是重要的書籍出版原始資料。

現存晚清民國時期的營業書目資料最為豐富，據此對當時書肆書籍出版情況能夠略窺一二。以竇水勇所編北京琉璃廠、江南地區兩種《古書價格目錄》中的晚清民國營業書目為例，這些營業書目，反映在近代古舊書業史上經營規模龐大、資金雄厚的書肆往往自行刊印書籍。如1935年《邃雅齋書目》附錄其刊印發行的《邃雅齋叢書》《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等。1941年《來薰閣書目》六期末附《本店印行書籍簡目》共計21種，原板新印6種，影印本9種，鉛印4種，石印1種，珂羅版印1種。1931年12月《杭州抱經堂書局第六期舊書目錄》附有《抱經堂書局發行》書目9種，4種屬木板精印，用上等連史紙精裝大冊。

就古籍形式來說，抄本書的產生歷史遠遠早于刻本。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二：“古書無刻本，故一切出于手鈔。”事實上，我國古代在唐代進入雕版印刷時代后，抄本仍然一直是雕版印刷出版古籍的重要補充形式，稿抄本也因文本的唯一性，具有重要的版本和史料價值。明末汲古閣毛晉多抄錄罕見秘本，繕寫精良，以毛抄本名世。徐康《前塵夢影錄》記載汲古閣抄書盛況，“下至童奴青衣，亦能鈔錄”。《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是清初康熙年間毛晉之子毛扆晚年擬售書給吳江遂初堂潘耒的鬻書目錄，其書因議價未果而實為泰興季振宜等人所得。這份書目并非汲古閣全部藏書，多為精善抄本書，著錄信息包括版本、書名、卷數、冊數、作者、抄本種類及售價，部分重要的書目有介紹版本珍善價值的題識內容。該書目一共收錄善本509種，抄本380余種，尤其毛抄本110種，所占比例非常大，反映了其時汲古閣抄本書組織生產和出版的歷史遺貌。

這種反映專事抄本書業務的營業書目，在建國后的國營古舊書店經營業務活動中，繼續被采納和沿用。筆者曾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古籍清理核實工作，發現一批揚州、泰州兩地國營古舊書店在建國后組織生產的古籍抄本，底本為稀見版本，采用傳統的古籍抄寫和裝訂方式，而抄寫時代卻限于建國后五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屬于產生于新時期的抄本。筆者所見揚州古舊書店1977年6月和1980年12月印發的兩種抄本書目實物，分別收錄該古舊書店組織抄手集中抄寫的新抄本43種、119種抄本。兩份書目均為油印本，分別多達9頁和12頁，前者另附65種石印、鉛印、影印、珂羅版印等其他類古籍，后者專錄該店生產的抄本書目而單行成冊。書目信息包括題名、卷數、版本、撰者、冊數和價格，少數以珍稀孤本為底本的抄本書目附有簡要的提要說明。此類抄本書營業書目的孑遺存在，說明古代書肆營業書目對后世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

三 書籍流通史的重要研究史料

在書籍流通過程中所形成的營業書目，除了書肆發行的普通營業書目之外，還有兩種形式的營業書目值得重視：一種是歷代重要的學者型藏書家，往往重視版本的授受源流，在親自刻書刊行或者藏書收售聚散中所錄；另一種是書肆經營者在鬻販生涯中所記“經其目睹而手購者”。兩者雖然“人亡書散”或“書去目存”，卻是重要的書籍流通史料。

清代著名的藏書家、校勘家黃丕烈，開鋪鬻書，既售古書，也兼賣黃氏自己所刻之書，其印行的《士禮居刊行書目》是典型的營業書目。清道光五年（1825年），在蘇州玄妙觀西察院場為其長孫黃美鎏習業而開設滂喜園書鋪，開鋪當日，黃氏所撰《纂圖互注荀子跋》云：“然此時為長孫習業，開設書籍鋪，則舉家之書，皆鋪中物也。鋪中以市道待人，何妨議價乎！”（《蕘圃藏書題識續録》卷二）葉德輝《書林清話》卷九記載：“黃氏時收時賣，見于《士禮居藏書題跋記》者，必一一注明其淵源。”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清人范鍇《華笑庼雜筆》卷三記載：“吳郡黃蕘圃主政丕烈，藏書甚富，宋元板及影鈔舊本，無不精善，嘗出示《士禮居刊行書目》，其書價冊數均注明某書之下，并記付梓之歲，錄之以備后之觀覽者。”這份《士禮居刊行書目》以出版時間為序，著錄內容有書名、冊數、書價、刊年四項。如“《國語》五冊，一兩二錢，庚申；《汲古閣書目》一冊，八分，庚申”，書目前附申明“書價制錢七折”，后鈐“滂喜園黃氏書籍鋪”之印，可知《士禮居刊行書目》已是形制較為成熟的營業書目。

黃氏所撰題跋不厭其詳地注明收售來源，不僅是清乾、嘉、道年間書肆的經營史料，而且間接提供版本流通史的原始資料。致力于保存國故、酷嗜藏書的鄭振鐸，《劫中得書記》多記與當時南北書肆的交往經歷，值得一提的是其據黃丕烈題跋的丁祖蔭注（《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1929年三卷四號刊）），發現、搶救和保護孤本《脈望館古今雜劇》一例。此類書林佳話，不勝枚舉。

在古書經營活動中所形成的鬻販書目系列，也是重要的營業書目。民國北京琉璃廠通學齋主人孫殿起所編《販書偶記》及其外甥雷夢水整理的《販書偶記續編》、文祿堂王晉卿《文祿堂書影》《文祿堂訪書記》以及建國后蘇州古舊書店江澄波《古刻名抄經眼錄》和杭州古舊書店嚴寶善《販書經眼錄》等目錄學專著，均屬于此種學術性經典作品。

古代營業書目在建國后的蘇州古舊書店售書業務中得到繼承發展。江澄波《蘇州古舊書店志》記載蘇州古舊書店曾向多家單位供應銷售珍本古籍，尤其對出售給蘇州市文管會、南京（省）圖書館、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三家單位的古籍，單獨列出詳細的鬻書目錄，內容包括題名、卷數、撰者、版本和冊數，以及少量的題識。可謂古代書肆營業書目在新時期古籍藏購史和流通史上的余緒。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